6月28日上午，北大四川招生组发布了一条微博，说：“这两天，微信、微博上关于招生大战的讨论极多，某校输红眼之后的做法让人哭笑不得。”随后又发了一条微博，声讨“某校招生组给文理科前十选择北大的考生挨个打电话，称北大欺骗了他们，不会满足他们的专业志愿。”
面对指责，这个“某校”迅速展开反击。北大四川招生组发布微博不到一个小时，清华四川招生组发布微博说：“兄弟，从昨天上午开始，你们就在不断地骚扰已填报清华的某文科2~5名考生，并许以重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道理很简单吧！”可能觉得反击的力度不够，重点不突出，清华四川招生组进一步爆料：“兄弟，给考生介绍北大情况，让学生更好地选择，你夸张一点也没问题，但非要超越政策，拿钱诱惑考生，就不怕教坏小孩子吗？”至此双方的冲突进一步升级，互相揭短，引发媒体和社会强烈关注。
在此事件中，群众的意见非常一致，多是指责与嘲讽，责怪两所大学斯文扫地，尽失名校风范。作为一个大学教师，我认为其实招生人员此举也自有其难处。
北大清华招生工作之所以难做，在于它们不仅要能招到好生源，还肩负着“笼络”高考状元的重任。每个省份只有文理两个状元，却有几十万考生，第二名甚至前百名、前千名的考生，各项素质与高考状元实际相差无几。将生源保持在一定水准，对于名牌大学招生人员来说就已足够。但北大清华这两所大学太特殊了。它们不仅仅是两所大学，也是中国高等教育的骄傲。万千家长与考生将它们推上神坛，顶礼膜拜，使它们披上了一层神秘又耀眼的光环。
对于神坛上的北大清华而言，状元的价值就不一样了。科举制度在中国盛行了千年，产生了无数关于状元郎的诗词歌赋、轶闻故事。在中国，状元有着与众不同的象征意义，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神性价值。当状元与北大清华碰撞在一起，交相辉映，北大清华的神坛地位才会稳固牢靠。所以这两所大学对状元有着执拗的偏好。历年来两校之间的招生大战，多围绕各省状元展开。有人称这种争夺为“寡头竞争”，是没有第三个竞争者的竞争。根据艾瑞深中国校友会网公布的《2015中国高考状元调查报告》显示，1977-2014年中国各省高考状元就读最多的三所高校，第一名北京大学784人，第二名清华大学618人，位居第三的复旦大学却仅揽获55人，悬殊可见一斑。
为什么人们如此热衷名校？对于苦苦挣扎却总是找不到出路的人而言，很简单，因为它是希望的寄托。百年来中国人受了太多的苦，我们渴望富强，渴望昌盛，但在上下求索、不断探寻出路而不得之时，教育就担当起了“偶像”的重任：“知识改变命运”就成为了不容置疑的真理！
北大清华是中国教育崇拜的集中体现。它们已然成为了全民的偶像，成为了当前中国教育的金牛犊：全国考生敬它们拜它们，全国家长更是相信它们有着难以言表的魔力，像一座魔法工厂，孩子从一个门进入，出来就会收获成功与幸福。
在很多朴实且多少有些愚气的中国百姓看来，一个苦哈哈的乡下娃一旦走入北大清华的校门，全家也便会随之鱼跃龙门脱离苦境了。殊不知，被全民推向神坛的北大清华担负了本不是它们所能承担的责任，它们不过是大学，不过是传授普遍知识的地方。
知识的获取、能力的增长、心智与性格的不断成熟，是现代社会中个人为了履行其职责、完成其使命与呼召的必要装备。财富的增加、生活水平的提升可能会伴随而来，但接受大学教育的目的绝不是获取富足幸福人生。大学不该也没有能力对此做出类似的承诺，将自身打造为一座座“幸福人生孵化厂”。然而令人费解的是，中国的大学，特别是北大清华仿佛一再做着类似的承诺。中国的家长与学生们不仅诚心相信这种承诺，而且以一个个成功校友的“见证”来不断强化对它的迷信。被全民合力架上神坛的北大清华，它们已经骑虎难下，无法再重回大学本来的功能与地位。
与世界各国的名校相比，北大清华缺少自己的特质与性格。北大清华等中国名校多创建于民国时期，虽然饱经战乱，文脉传承还是保留了下来。20世纪50年代，全国进行了高校院系调整。例如清华大学，文科被全部剔除，已经不再是之前的清华了。文革中，中国的高等教育又遭受了灭顶之灾。1977年恢复高考，中国的大学，包括北大和清华，严格地说都是顶着原本名字、占据原本旧址建立的新校。人是知识与大学精神传承的载体，而经过了几十年的动荡，物依旧却人已非。
此外，统一化的管理制度也迫使中国大学必须遵循单一的教育理念。2005年，香港大学在内地拒招了11名各省市高考状元。港大强调：“我们培养学生，不光要看能考多少分数，而是今后在社会上能不能成为一个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合格的人。”有远景教育目标，招生之时才会拒绝高分低能的书呆子。
与此相对，北大清华招生时，看不出独特的选材标准，最终只以分数论人。专车接送高考状元之类的新闻，体现的不是对人才的重视，反倒是对虚荣的重视。下死命令，要求招生人员疯抢优秀生源，深层的本质就是对神坛的眷恋。作为偶像的大学，它们对外展示的是神迹与魔法，已经与教育本身无关……
北大清华的问题也是中国教育的问题。长久以来，中国人都是以对待偶像的方式对待教育，尤以大学为甚。大学生，一度是国民心中最迷人的词语，他们象征着祖国的复兴、民族的强大，他们带给国人一种前所未有的信心，期盼他们可以带领家庭与国家实现富强。于是人们执拗地认为大学应该做出保证，对毕业生的前途与未来负责到底，以实现国家与人民在他们身上寄托的期望。
当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或是没有足够赚钱的能力时，我们就将矛头指向大学，充满谩骂与抱怨。但是作为一个教育机构，大学本就不应该也无能力承诺提供工作、保证毕业生的经济收入。我们好像一个暴怒的农夫，不停地抱怨公鸡没有下蛋，抱怨公牛不会产奶。
如今在中国，当城市教会逐渐发展，年轻的基督徒结婚生子，成为父母，他们也开始为子女的教育而忧心，于是各地的教会幼儿园，甚至教会小学、中学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建立。基督教教育有别于国内官方的主流教育，以基督信仰为背景，以圣经的价值观、世界观为基础。如果世界是上帝的创造，回归信仰再进入科学是非常有必要的。
从世界教育发展历史看，基督教教育也是重要的一支。民国时期，中国最优秀的中学与大学，很多属于基督教教育。那一代的外国传教士，借助开办识字学校帮助了很多穷苦人，荣神益人，在保守的国度打开了福音的大门，为神作了美好的见证。不过，无论基督教教育与基督信仰如何亲密，我们仍然要知道，教育就是教育，教育有它的功能职责以及能力限度。
今天中国的基督教教育，限于特定的条件背景，常常是封闭办学。在封闭中，不自觉夸大了教育的能力，扭曲了教育的功能。中国家长与学生将北大清华看作了魔法工厂，进入此门必然收获富足幸福人生。同样的，一些基督徒不自觉地将培养敬虔的后裔，也就是培育基督徒，看为教育的终极目标，将基督教学校也看作了一个魔法工厂——走进工厂一个小罪人，随后一个成熟的基督徒走出来。
一个人必须与神相遇，才能成为基督徒，是神的拣选与恩典。从小生长在基督徒的家庭，在教会学校进行教育都不能保障一个人一定最终成为基督徒。“我（保罗）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惟有神叫长。”（《圣经》哥林多前书3:6）我们的国家将大学生看为祖国的希望、民族的未来。个别教会也将教会学校的一个个稚嫩面孔，看为神国的希望、教会的未来。对于教会而言这是非常危险的，仅仅将目光向内汇聚，逐渐就会失去对社会的渗透力与影响力。
我们不该忘了，基督教学校首先是学校，不是教会、不是宣教团体或福音机构，教育是它的本质与天职。它可以向学生传授有关上帝的知识，引导他们从小亲近教会，模仿基督的榜样，却不能保证培养出“合格”的基督徒。
我们也该常常被提醒，并不是挂着基督教旗帜的教育就是好教育。因为教育有其系统性、科学性，在中外教育史中，有许多值得学习与借鉴的经验与规律。如不能充分掌握和依循教育规律，即使是教会学校也无法培养出适应现代社会的公民。当我们清醒认识教育的功能职责与能力限度，破除对大学或是基督教学校的“迷信”，才能真正将主权交给上帝，敬拜独一的真神，衷心在地上实践耶稣基督所吩咐的大使命。
原标题：北大清华砸钱抢状元的反思 ，略有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