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和许多人一样读了一个相信MoneyBuy All的学位（MBA），多年栖身金融业，却依然没有觉得幸福。
股市跌跌涨涨，人心大起大落,最近股市暴跌，自杀跳楼的人层出不穷。我去资本市场看过，那里没有幸福，虽然客观讲那里给很多人带来了财富，而财富也确实会构成幸福的一部分。
大多数人都可能和我一样，先填饱一家老小的肚子，然后才有可能开始思考人生。过去十几年来我长期出差，不能和家人在一起，但每次回来，看到家里米袋子鼓着，水缸满满的，柴禾成堆，牛羊成群，孩子们在院子里淘气玩耍弄脏了脸，工资卡上还有一些结余，我都幸福得想感谢上帝。
如果成功是特指拥有财富权力地位和荣誉的话，那么我想作为读者的你很可能只能跟我一样，成不了马云、巴菲特，所以我想写的是自己如何在平淡的生活中感觉幸福。
心之安放，找到你失丧的心，把他安放在稳妥的地方，这是幸福的前提。我至今才明白，西游记里那个真假美猴王的故事含义是如此深刻，因为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六耳猕猴，人最难打败的其实是他自己，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个天使和一个魔鬼，有时天使支配着你，有时魔鬼支配着你，有时天使和魔鬼在心里打架。
一般来说人总会被社会塑造成它所需要的样子，除非你有足够强大的心灵。在塑造人的行为甚至心灵的力量中，世俗意义上的成败往往是最大的。在世界各族群中，我发现中国人在这个方面特点更为突出，由于历史传统原因，中国人长期以来的权力崇拜已经融入血液甚至成为基因，他们中的大多数关注的不是对错，而是成败，他们尊崇的也不是圣徒，而是英雄，即便是枭雄，千百年来群众也少不了他们的供奉。
我当年坐在商学院课堂里的时候，也渴望成功，出人头地，我也曾多少年如一日的奔波劳苦，耗光所有的理想与激情，房子车子都有了，幸福却依然遥不可及。
直到我读到《圣经-新约-马太福音》里的话，在第6章26节，“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
我读到这句话时，就想蹲在地上哭。这话让我差不多、类似于、简直、接近顿悟了，很多东西，比如阳光、空气、干净的水，人人都离不开，但这些其实并不用花费太多，而思考、关爱、怜悯，与那水和空气一样重要，却也同样不用花费，就能让人感觉到踏实、沉稳和喜乐，难道不是吗？
有一首歌叫做《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是写给老师的，可谓情真意切催人泪下，可是现实就像畅销书说的，男人不狠，地位不稳。我们中的多数人长大后，就成了自己从前讨厌的人，为了成功，为了保住已有的果实，冷漠，油滑、奸诈、世故，讲黄色笑话，把刻薄当作智慧，对贪财好色的赤裸当作坦诚。
我改过一句歪诗来形容自己在社会上打滚的这些年，叫做“一片冰心在夜壶”，问题是自己到底是冰心还是夜壶呢？愿望与现实的冲突永远存在，有时我甚至想，如果这世界没有上帝，没有从他而来的公义与良善，那这些大概全是谋生的优点吧，每个人如果不把自己的喉咙变成敞开的坟墓，就换不回一家老小当天的口粮。
我有时参加儿子学校的活动，接触一些小学生，他们聪明，健康，有礼貌，不掩饰自己的疑问与喜恶，而我却悲凉地预见到他们会逐渐融入弯曲悖谬的社会，在历史和新闻的谎言中迷失方向，在残酷的社会格斗中放弃理想，在等级中煎熬，在暴力中冷漠，在谄媚中自保，然后觅到活路，若干年之后成为国家的治理者。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这些成年人的角色极不光彩，因为我们口不对心，言行背离，我们在罪恶面前沉默，不仅低头，而且下跪。我在想当一个人播下的是欺骗、奴役、伤害的种子，即使取得了极大的权力，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又怎能希望收获诚实、自由、幸福的果实呢？
在过什么样生活的问题上，人一般都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是过别人以为幸福的生活，第二是过自己以为幸福的生活，第三是过神，或者说按真理的标准以为幸福的生活。可惜有些人永远只停留在第二阶段，更多的人一辈子都生活在别人对自己生活的评判标准里。
人生的改变不是从中百万大奖开始，而是始于懂得一些道理。比如我逐渐接受一种理论，人不能只有理性，没有灵魂，简单讲，理性关乎生死，灵魂关乎是非。现实情况却是每一具躯体都会衰老，但很多灵魂却从未发育，人们大都过于强调理性培育而忽略了灵魂唤醒。太多人的一生就是用理性滋养自己的肉身，却时常冷落遗忘了自己的灵魂。
就理性而言每个人都是一样的，饿了要吃饭，渴了要喝水，不把自己处于危险境地，就是孔子说的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不要跟权力比自己大的人过不去，比如领导，比如导师等等，干活的时候生怕自己干多了，拿钱的时候都觉得自己拿少了，这些特征我都归结为理性，但我也认为理性只是本能的一种理论化和社会化，它本身并没有超越本能。如果理性可以简化成趋利避害，那么人和动物只有复杂程度的区别。
过于现实的中国人，在追求幸福时总是过多地盯着物质、技术层面的东西。学术史上有个著名的“李约瑟难题”，英国学者李约瑟在研究中国科技史时发问：“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就是这个绘出了第一幅中文世界地图，上通天文数学，下明地理音律的老兄，在明朝1580年到达澳门，后辗转到达南京，西方之学术思想才开始在中国传播。他不仅是来传教的，还是来传播科学文明的，其之后又有汤若望、南怀仁、郎世宁这样一些学问盖世的大传教士来到中国，才把世界先进文明带入一个封闭的王权社会，他们可能担心人文科学不易打动人心，所以首先带来的是历法、水法、制炮等科学技术。
所以我特别能理解萧公权先生的感慨，他在《中国政治思想史》里说“昔玄奘不辞艰险，西行万里，以求佛经，始能有得。今教士等不劳华人自求，东航万里，贲送欧洲文艺复兴之科学硕果以相遗。无论其用心何在，其所贶（kuàng赠，赐）诚厚，而中国之机会至佳矣”。萧先生认为中国历代政治思想之转变，直接原因几乎尽为外力刺激，以致他下结论说“一切中国固有之政理治术，均经历史事实证明，不足保民族之自存”，这值得当下热衷于从国学里找幸福的人深思。
随着年纪增长，我越发开始对质量而不是数量感兴趣，在世的日子都差不多，区别在于分秒之间的质量。我的十块钱和巴菲特的十块钱有同样的增值需求，但我的每一个思想与苏格拉底相比，都显得十分肤浅。
不单哲学家，连我也知道，要追求幸福必须得学习面对死亡。试想一下自己躺在玻璃棺里冰冷不动，亲戚朋友们来了，也不能打个招呼，呼朋引伴的劲头也没了，平时人五人六的，现在光是听一屋子人围着你哭，啥忙也帮不上，烧几成熟也没人问你了，平时也许还有人挺想见到你，这会儿谁都怕真再见到你了，情何以堪嘛。
说到面对死亡，我以为有两个派别：鸡汤派和信仰派。前者包括各种说法，总归认为死亡就是结束，肉身灭亡就一切扯淡，所以他们主张活在当下，及时行乐。
在所有的心灵鸡汤里，我最想与之说“不服来辩”的就是“活在当下”这句。没有了恒久，当下有意义吗？
当下如白驹之过隙，万世之一瞬，于无边无际的旷宇长宙而言，每个人的一生就像从来都没有出现过，那又怎样去活在一个当下呢？相信这话的人可能没有想过，意义从来就是一个整体的概念，每一个当下如果不是放在整体中来看，就没有意义，就像散落在天空的繁星，正是因为他们彼此参照，才成就了那么多美丽的星座。
信仰真是人生中最神奇隐秘，却又重要无比的事。我三十二岁那年读到了《圣经》，并发现它对几乎所有伦理问题都给出了终极回答，而其他对人类进程有重大影响的哲学、法律、社会学、逻辑、文学，乃至音乐、绘画、建筑都离不开基督教的启示或碰撞。
但我当时仍然很固执，仍不肯马上相信那个从来没见过面的上帝，只是在接下来的六年里，几乎在每个星期天上午，我都去沙面基督教堂听人讲那个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从中学到的行事为人的道理，超过了我从小学到博士上的所有政治和思想品德课。
这让我相信死亡之后还有世界，死亡只是让我们换了一种方式存在，人一定要在另一个世界向另一个主权者交账。
尽管现实的挑战与人性的软弱是那么真实，基于信仰的超越却温暖而坚定，帮助我向往并追求一种节制谨慎、踏实喜乐的生活。
来自《境界》，微信号newjingji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