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企业管理非常复杂，需要考虑诸如成本、营销、效率、质量等等许多因素，但是有四个问题，是最最基本的∶
1. 产权问题。产权也就是企业的所有制。产权界定不清或不能落实，会导致低效率、大锅饭。所以界定与规范产权，可以说是创办企业的首要问题。对于现代企业来说，尤其如此。
2. 动机问题，即经营的根本动机、动力和经营好坏的最终评价标准。它是影响企业家决策的最根本的原因。所以我们常听说，企业经营不能只顾“经济效益”，还要兼顾“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不能只顾个人和企业利益，还要兼顾集体、社会和国家利益，等等，都是因为这一原因。
3. 分配问题，即如何使用利润。企业利润的分配去向∶是进私人腰包？还是员工福利？是国家税收？还是企业再发展？或是社会公益与慈善？等等，这些都直接影响着企业的发展。利润分配不公与不当，比如一刀切、大锅饭，或过分悬殊，都会导致低效率和低效益。
从主次与先后关系上来说，“分配问题”取决于“产权问题”，但二者都是企业管理的根本问题。
4. 用人问题，即选才的标准。它关系到团队建设、公平、企业文化、授权机制和企业发展的后劲。如果一个企业的用人制度和授权机制不合理，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遇到瓶颈。
以上这四个问题，是企业管理的四大根基性问题，可视为企业的“根本制度”。这四个问题解决得好，企业就有了成长的根基和发展的后劲，否则就会后劲不足。对这四个问题的处理，反映出企业家的境界与价值取向。
遗憾的是，所谓现代管理学、MBA、形形色色的培训与名人演讲，已经对这四个问题，给出了“标准答案”。如果谁提出不同意见，就会被认为是犯了常识性的错误，是不可理喻，是白痴。这四个“公理型”答案是什么呢？
1. 对于产权问题，答案是“私有最大化”或“私有至上”，即股份私有化程度越高越好，财产所有者的占有权或处置权越绝对越好。
我们看到国企改制，实际上就是在这样的观念驱动下进行的。国有股份渐渐地变成私人股份，私有财产也被看成是“神圣不可侵犯”。私有观念被空前地强化了。
2. 对于经营动机问题，答案是“利润最大化”，即赚钱越多越好。
3. 对于利润分配问题，答案是“私人占有最大化”，即个人占有利润越多、越绝对，越好。
4. 对于用人问题，答案是“可靠最大化”，即越听话越好。
这四个“标准答案”，彷佛是铜墙铁壁，将企业囚锁在一个“无形匣”中。虽说企业家是最具创新意识、最敢承担风险和面对挑战的人，但是既在不知不觉中，无条件地接受了这四大公理，在一定意义上就与“囚徒”没有什么两样了。
这样的理论造成的负面影响已日渐显明，成为中国企业进一步发展的遏制力量。
我们来看“最厚的一堵墙”──在产权上的“私有至上”观念造成的后果。
“大锅饭”之弊，许多中国人还记忆犹新。“私有最大化与绝对化”之弊，却常常被现代人忽略或低估。实际上，这一观念已经给中国的企业带来许多负面影响，现摘要谈几点。
1. 干纲独断∶现代企业的管理，既要求集权，也需要分权。但是在“私有至上”观念的驱使下，中国的企业家都追求最大限度和最大程度地拥有企业股份或产权，从而保障自己拥有企业的经营权与分配权。这就导致了中国企业常常在所有权与经营权上“两权不分”、“两权难分”。
这种观念也塑造中国的职业经理人，使他们以成为大股东为最终目标，这就是中国所谓“MBO”现象（即国企高管用股民的钱买断国有股，使自己成为大股东兼上市公司高管）的根源。这样就进一步挤压了本来就不发达的职业经理人市场，使中国民营与私营企业的授权变得很难──因为一旦放手给别人，很容易面临资产的流失或上当受骗。
于是，企业创办人常常就是大股东，同时也是总经理，权力高度集中，是名副其实的“大权独揽，干纲独断”。当公司发展到一定规模后，这种高度集中的管理模式，就会成为企业发展的制约因素。
2. 家族独享∶“私有最大化”自然会促进企业的家族化，因为只有家族成员充当高管，才可以相对缓解私人占有和企业用人之间的矛盾，从而保障公司资产不致流失（即使流失，也是“肥水不流外人田”）。
笔者在新加坡时，就在几间家族企业工作过，目睹了“家族独享”给企业发展带来的诸多弊端。其中较为常见的是∶一方面家族成员在挥霍，另一方面外来人才无用武之地。
3. 等级分明∶由于以上两方面的原因，以及长期受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中国市场化改革不但没有消除等级观念，反而有所加剧。这在南方私人企业中尤显突出，私企老板与打工仔、打工妹之间的等级差别，是不言自明的。
美国人所信奉的“人被造平等”（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的观念，以及由此而生的企业老板与雇员之间的契约关系、工作之外的平等相处等商业伦理，在中国的商场上几乎是缺失的。国内企业的上下级关系，更像是“主从关系”，甚至“主仆关系”。
人权如此不被尊重，企业规模越大，这种两级分化就越明显，越难以逾越，以致于公司老板的影响可以渗透到员工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现象在西方实为罕见。
4. 志大才疏∶其实中国许多企业家都是超一流的，因为他们一直在极不规范甚至恶劣的环境里拼搏，结果不仅生存下来，还创造了巨大的财富。所以，中国的企业家从个人能力上讲，堪与任何其他国家的同侪比肩。
那么，为什么还要说中国企业家“志大才疏”呢？是因为“私有至上”的观念，使中国的私营企业家对财富的占有欲，几乎达到没有节制的状态，因此企业扩张迅速，可谓“日新月异”。然而，这种快速膨胀，是由“私人占有”的狭隘动机所驱使的，这就使企业家的“并吞八荒”之志，与人才短缺之间的矛盾激化。当企业迅速膨胀到一定地步时，就会出现超出管理者个人能力极限的情况，“才疏”就不可避免了。
为什么国内许多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会频频出现决策上的“昏招”，以致于企业平均寿命仅有2.6年？为什么企业家的健康会频频亮出红灯，乃至英年早逝？原因正在于此。
5. 贪天之功，包括借慈善做广告，宣扬个人功德等等。
以上这些现象，大家都不会感到陌生。实际上，私有观念绝对化的弊端，还有很多很多。那么，如何突破这一局限呢？
有一把利刃可以破除“私有至上”的捆绑，那就是圣经启示的“管家信念”。它至少可以从两大方面，使企业家从狭隘的、以攫取和占有物质财富为经营目的的自私自利的观念与行为中解放出来，为着更加超越的目标和使命而奋斗。
首先，“管家信念”可拆除“私有至上”的根基，成为所有制创新的源泉。当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以产权最终的私有化为动力和归宿时，就不可避免地产生种种弊端。“管家信念”却让我们从更加超越的角度，再次思考“产权私有化”和“私有绝对化”的合理性。
其实就连常识也告诉我们，对于任何人，财产都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这就说明，人对财产的拥有，绝对不是“绝对的”。当我们像史丹利那样，把公司的产权，交托给宇宙的创造者和维护者──上帝，将公司的收益（全部或按照一个固定和法定的比例），用于上帝所喜悦的用途∶无论是用于天国的事工、灵魂的拯救，还是用于社会公益与慈善事业等，企业就可能会因这位超越的上帝的介入而蒙福，成为无为而无不为的“恩典企业”。
这是在企业管理理论与实践上的一个全新概念，一个质的跨越。当基督徒相信这个世界有一位真神，他不仅创造了这个世界，而且还关注这个世界、爱这个世界时，基督徒的企业家就应该相信“恩典企业”是完全可能的，并会努力成为实践者。
且不说圣经中记载了许多人在产业上蒙神祝福的例子，如亚伯拉罕、艾萨克和雅各布等，就是中外的历史中，也有比比皆是的实例。笔者在韩国、美国乃至中国，都见过不少蒙神祝福的企业与企业家。
历史上，特别是宗教改革以后，无数信仰坚定的基督徒企业家兴起，他们在创业中持守信仰、活出信仰，因此大蒙祝福。
再者，“管家信念”也是医治“懒惰懈怠”与“挥霍无度”的良药，是责、权、利平衡的根本。责、权、利三者间的关系，是企业管理的一个基本关系，拿捏得好，企业受益；一旦失衡，企业就会“生病”。
持守管家信念的企业家，会把自己的责任看得非常崇高、神圣和荣耀，因为是受上帝的委托，照看上帝的产业，因此会严肃认真、忠心敬业，竭尽全力使上帝的产业升值。如此，他不会随便为讨好人，就康上帝之慨，轻易分割产权；也不会挥霍浪费，盗用上帝的资产及利润；更不会玩忽职守，使上帝的产业贬值或亏损，成为败家子。
在权力方面，上帝对忠心的管家给予极大的信任与授权，正如在起初将万有都赐予了人类那样（《创世记》1∶26）。所以，他的管家会享有广阔的空间，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性，在各个领域积极进取，追求卓越，而不是抱残守缺，无所作为。
但是有一点至关重要，那就是，如果一个企业想成为蒙神祝福的“恩典企业”，必须首先成为一个遵行神的原则的“圣则企业”。基督徒的企业家不能违背神所立定的基本原则，绝对不能“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
第三，在利益方面，如果你是忠心的好管家，神绝对不会亏待你。这一点，不仅可以从伊甸园里，上帝对亚当的恩待中反映出来（《创世记》2∶16-18等），也由《马太福音》25∶21和23，明确地启示出来──上帝给忠心的管家极大的奖赏，并让他分享神的荣耀与喜乐，还得享神在永恒之中赏给他的不朽坏的产业。
至此，我们看到世俗观念给企业带来的种种根深蒂固的负面影响，我们也看到了圣经所启示的“真理的大能”。靠着“管家信念”和背后真实的上帝，基督徒的企业家完全有能力挣脱“私有至上”这一俗念的捆绑，在产权制度上大胆创新并恪尽职守。这样，就能领受祝福，迈向卓越。
原标题：突破极限，迈向卓越──以“管家信念”之真理，破“私有至上”之迷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