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4月，在例行的每周电话问候中，得知父亲查出晚期胃癌。 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看着镜框中父亲和母亲来美团聚时的那张照片，默默地流了两个小时的泪水，这应该是血永远浓于水的亲情缘故。 回程的机票已经订好，原计划是探亲，现计划就变成了爱人孩子同老人家的最后告别。
其实，我与父亲的关系没有好到难分难舍的地步，相反，我的记忆中不好的多于好的。 一直以来，当我看到或听到别人那些金色的、快乐的、幸福的童年少年的故事时，我总会下意识地低下头。 也许因为没有感受到多少父爱，小时候的我是那么自卑，经常下意识地拼命地搓摸自己的衣角，大了后看到别人的亲情、父子情，心里就会觉得不平，就会陷入沉思，就会不自觉地掉进灰色的犹豫、苦涩的记忆中。
若干年后，还不断重复的依然是在阴影里漫步，在忧伤里前行。 已经信主这么多年了，恨的情节应该是模糊了，看不清了，但是埋在心底深层的伤痕和委屈，想倒空却不那么容易。 儿子有一次说：“爸爸，我好像只听你说过军人爷爷在你小时候经常打你、打奶奶、打姑姑，却没有听过你说他好的故事。”是啊，我记忆中，没有认识一个整全的父亲，怎能要求孩子心里能全面看待人和事？ 这或许也是我流泪的另一个纠结的原因吧。
对于父亲，我还有一个牵挂，就是他没有信主，母亲也很着急，要求我们全家带着使命探访爸爸。 临行前全家跪下来一起祷告，求主的怜悯与恩典让父亲能够领受到那上好的福分。
该祷告的时候，从来不敢怠慢；该读的经给他读了；该唱的诗歌，中文的英文的，大人的，孩子们的。 当孙子们问他：“爷爷，你知道耶稣吗？”爷爷为了迎合孙子，勉强回答“知道”，“你信他吗？”爷爷依然笑一笑回答“知道了！”我非常清楚父亲说知道了的意思，他不愿意放下自己，他在坚守他自己。
探亲或者告别的假期只有４周，回美国前的那个下午，约父亲在家门口的一个公园散步。 我知道，他有话要交待，也一定有话要教训我。 那时，他还算硬朗，每天在医院里，吃完药打完针后，可以自由地到处走动。
对于父亲，我没有隐瞒他的病情，他知道自己得的是不治之症，关于自己后事的处理和走后对母亲照顾上的挂虑，在交谈中都一一做了交待。 要回家的时候，父亲对于感觉上被强迫信教的事上，表达了他强烈的不满。 我闭上眼睛，跟我的主说：主啊，拣选的主权在你，时间不多了，人能做的都做了，孩子也就期盼祢的灵亲自动工了。
返回美国一个月，天天为父亲祷告，并没敢求神医治的大能降临到他身上，但求发生在这个家庭和父亲身上的事情，能够是这个家庭和家族的见证，求主融化父亲心中的坚冰，砍断拦阻他不信的绳索，怜悯拣选父亲，让父亲得蒙救赎，脱离下地狱的苦楚。 癌症病人，对自己和家人的折腾是灾难性的，对一个没有信仰寄托的人更是如此，因为不管你付出多少，结局是不会改变的，就是一步一步在恐惧中走向人生的终点。
在肿瘤医院，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你都无法拒绝地听到撕心裂肺般的哭喊，一会消息就传过来了，谁谁死于什么癌症，家庭留下多么年迈的父母和多么幼小的儿女。 尤其是半夜过后，这撕破寂静夜空的报丧声，像一把把尖锐的匕首，扎向癌症患者和他们陪床的亲人的心，一定又是一个翻来覆去难眠的后半夜。
父亲曾经是扛枪打仗参加过国内和朝鲜战争的军人，生病住院对家庭财力上的压力不是太大，作为离休人员医疗上的费用都可以报销，剩下的住特护病房的费用对有美国和日本工作的儿女的家庭不是问题。
在这一点上，真是要感谢神，儿媳和女婿是全力支持毫无半句怨言。 但是几个月的折腾，精神上的折磨和压力已使家人几乎都要倒下了。
我必须做出决定，回国回家陪父亲来走完他人生最后的路程，不管多长，不管多难，也不管牺牲多少，这也是作为家庭唯一的儿子的我应尽的孝心和本分。 我相信是顾念我的软弱和需要的神，亲自「激动」了我的老板，他特准我可以在家里工作，并且工作的时间长短和在中国停留的时间完全由我视情况而定。 这远远超出我的期望，从内心感谢我的主我的神，这也是我在这段路程中，刚刚迈出第一步就首先感受到神的怜悯和恩典。
当7岁的大儿子弄明白我又要离家回国的原因时，连夜给爷爷赶做了一幅画。 看完了儿子的创作，我们做父母的得到了莫大的安慰。 画中爷爷安静地躺在病床上，耶稣慈祥地按手在爷爷的额头上，一对可爱的飞在蓝天白云之中的和平鸽，用他们的嘴街吊着一篇横幅，上面写着“Jesus Loves You，爷爷！”。大儿子从两岁起，就喜欢乱涂乱画，还有模有样，曾经梦碎于成为画家的妈妈看到了自己的梦能够得以延续，就不惜时间和财力，送他去各色各样的班学习绘画。
5年磨一剑，我相信这幅画是有圣灵的启示与引导，我更相信神借着这幅画成为砍断拦阻父亲信主的那把利剑。
那个6月，当我匆匆下了飞机，坐上家人的车子，心中正在想象着父亲见到孙子的画作的场景时，就已经迈入了病房。 把孙子的大作递给了正在输液的父亲。他一边听我添油加醋得意忘形地对这幅画的内容与意义的解释，一边戴上了他的老花镜看了一眼，尔后就面无表情地把画放在了枕头底下。父亲的无言无情，一下子让整间病房的空气凝固起来，他的军人的威严与家父的权柄一下子又把妈妈、姐姐、妹妹和我，带回了从前一次又一次发生在这个普通军人家庭里恐惧的环境里。
我结婚超过20年，有了俩个孩子，并在美国生活近20年了，梦中那挥不去的恐惧的阴影，在现实中再次被实实在在地上演了。
记忆中，最怕父亲的有两件事，第一是不分场合带着愤怒与不屑喷射出口的三个字——败家子；另一件事就是莫名其妙地打我一耳光。 没有理由，没有解释，没有安慰。 我12岁开始上初中，就被选进地区的重点班住校上学，庆幸自己可以轻松过没有父亲身影的生活了。我尽量避开父亲回家，我算好了时间，他不在家时，我回家，拿点吃的喝的，也可以跟在家踩缝纫机绣花的妈妈聊会天。 有时候一年中我跟父亲见面就只有一次，就是学校关门、我无处可逃才不得不回家过中国新年的时候。
在我印象中，父亲38块的工资大概持续了20多年，那时物价很低，一般的烟0.09元人民币一包，一般的酒也不到1元人民币一瓶，不过他每天是烟酒不断，一个月下来所剩无几。
其实，外人看不出来，妈妈绣花挣的收入比父亲的收入还多，家庭的开支基本靠妈妈的辛苦劳作。 有时为了赶一批出口的「活」，我上床时，妈妈的缝纫机时断时续、时紧时松、时快时慢的声音就是我的催眠曲；清晨时，同样的声音就是我起床的号角。 这样的日子，记不清有多少了。 妈妈绣的大部分是用于出口的枕套，如果有一点绣错，就要拆掉重来，有时缝纫机漏油，也要洗了再重绣。
后来，孩子们大学毕业、工作了，劳累了一生的母亲也不再踩缝纫机了。
我白天在医院陪父亲，晚上也正是美国的白天时间，就在家里的网络上与美国同事开会、测试，做些我能做的工作。
一天，父亲突然强烈要求，要去看海边的一个山，名叫“千古山钱谷山”。 我想起来，似乎有一位老战友，前两天来看他，提到过这座山。 父亲所在的部队曾经围着这座山，跟“国军”打了一场硬仗，三天三夜没有合眼。 签了“生死无关医院责任”的契约，才准离开医院。 说来也巧，在用餐的海边渔村的酒店里，店老板的岳父竟然也是在这个山头打过那次硬仗的老兵，只是不久前刚刚去世。 作为一份战友之情，这位店老板一定要代他过世的岳父，免费赠送了一盘昂贵的海参鲍鱼，据说海参鲍鱼都是他自己养殖的。
说不清是哪一因素，让望着大海的父亲陷入了沉思，有泪珠挂在他瘦削苍老干涩的脸上。 守在他身旁的我，不敢打扰他，任他的思绪驰骋飞翔吧，任他还能流的泪就尽情地奔涌吧，他所存留的时间不多了！ 军人的父亲，不知道是不是为了捍卫军人的性格，还是中国固有的男儿有泪不轻弹的理念，印象中，我这快50岁的儿子，没看到他流过几次泪，这应是我陪他走过他人生最后旅程的两个月里的第一次流泪。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