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蕾莎修女是世界名人。这是一件非常矛盾的事情。她是天主教修女，可是，她声名来自救援世俗世界的穷人。特蕾莎修女的宗教内修本质以及参与外部活动所引起的困扰，在她生前就从来没有中断过，也在最近一本新书《特蕾莎修女：成为我的光》（Mother Teresa: Come be My Light）出版后，再次惊扰世界。新书首次发表大量特蕾莎修女的私信和忏悔、祈祷记录，表现了特蕾莎修女长期以来，始终在信仰的困惑之中。
书名来自特蕾莎修女在人生最关键转折处的一个典故。特蕾莎修女出生在近年来发生种族与宗教冲突的科索沃。当地多为穆斯林，基督教徒也多从新教，她来自当地极少有的天主教家庭，她在童年进入儿童慈善会，在少女时代就去印度接受传教训练。她从所属的爱尔兰罗雷托修会进入印度工作，一九三七年五月成为终身修女。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她担任印度一个教会中学校长，担任教职十七年。她目睹安静校园之外，遍地无助的病残老弱。四六年九月十日，她在印度大吉岭修院静修一年。就在这段时间，三十六岁的特蕾莎修女向教会报告，基督向她发出召唤：放弃现在的教职，去到城市贫民窟，走进“穷人中的最贫穷者”，“来吧，来吧，带我去贫民窟，”基督亲自对她说，“成为我的光”，“让他们生活在自尊中，感受神无尽的爱，走近神，以对神的爱和服务为回报。”她据此提出，要求离开修院生活，成为自行善事的自由修女。但一直没有得到总主教的许可。
一九四七年，以回教徒为主的东巴基斯坦脱离印度独立，宗教冲突下，大批印度教难民涌入特蕾莎修女任教的加尔各答市。城市爆发着如麻疯、霍乱这样的可怕传染病。在特蕾莎修女不断请求下，四九年，她终于获得教宗庇护十二世的批准，并得到一定的物质支持。五零年十月，她和十二名修女成立仁爱传教修女会，她们以白布镶嵌蓝边的印度莎丽作为自己的修女服，成为闻名世界的标志。
一九五二年八月特蕾莎修女成立“清心之家”贫病危收容院，七年后在新德里和兰奇又增设两所，消息先在贫患者中传开，之后又在世界各地的义工中传开。一九六九年，英国记者蒙格瑞奇的一部纪录片，感动世人，也使特蕾莎修女终成世界名人。
特蕾莎修女的位置非常特别。天主教会存在已有两千年。可是，基督徒并非是铁板一块。道理非常简单，他们本身只是凡人，他们只是在按照他们所理解的神的旨意在行事。
修行生活就是这样出现的。一些天主教徒出于对某些教会的失望，决心以一种相当极端的方式把个人灵魂的提升做到极致，放弃所有个人世俗享受。当然，各个修行派别之间也有程度的不同，但是大同小异。他们把自己交给上帝，不论把自己关在窄小的修行室，还是如特蕾莎修女那样走入贫苦人中，做的事情本质是一样的——个人行修。也就是在神助之下，通过某种方式，提升个人灵魂。救助也并不看重“自己”，不提个人成就，他们只是在传达“神的旨意”，服务于神。
这是修道院存在的原因。修院高墙内的封闭环境，使修士修女的意愿实现变得容易。而如特蕾莎修女这样“自行善事的自由修女”，必定会遇到更多困扰，因为她和世俗世界遭遇，有了太多纠葛。
一开始，特蕾莎修女作为一个外国人和天主教徒，受到印度教区婆罗门阶层的强烈反对。但是她毕竟是在救助印度人、印度教徒，也就渐渐被接受。她和世俗世界的更大纠葛，是她接受了世俗世界所给予的荣誉。接受蒙格瑞奇的纪录片拍摄，就是一个开端。七一年教宗保禄六世颁给特蕾莎修女“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和平奖”，还是宗教界荣誉，但是对修行身份来说，已经不寻常。接下来，是世俗世界的一系列奖项，七一年的肯尼迪奖、七五年的Albert Schweitzer国际奖、八五年的美国总统自由勋章、九四年的美国国会金牌、九六年十一月十六日的美国荣誉公民、许多大学的荣誉学位，以及最受瞩目的七九年诺贝尔和平奖。
诚然可以说，特蕾莎修女的工作需要大量来自世俗社会的捐款，她的知名度帮助了她工作的开展，也就是推动了她承诺于神的慈善，“成为神的光”。可是，既然特蕾莎修女如此深度地进入世俗世界，这个世界也必然以他们的标准来侵入和对她提出要求。因此，特蕾莎修女没有一刻不在批评之中。这些批评包括：她的组织财政状况是否应该向公众公布；她所获的荣誉是否和其工作相称；她属下的医疗护理质量是否符合标准；她自己本人接受高水平治疗说明了什么；她的机构接受的部分善款是否用于传教而非救助，等等。
《特蕾莎修女：成为我的光》一出版就引起轰动，是因为书中揭示了特蕾莎修女曲折的信仰之路，她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信仰始终坚定者，而是在长达几十年时间里，曾痛苦于自己听不到上帝声音，甚至曾因呼唤而得不到回应，怀疑过上帝的存在，她的信仰有漫长的失望、绝望的“黑暗期”。在刚开始助贫工作几年后的一九五三年，她在致一名主教的信中说：“请特别为我祷告，让我不至破坏主的工作，也可让主彰显自己，因为我内心有着可怕的黑暗，如一切已死，从我开始这工作以来，或多或少一直都是这样”。将近五十年，特蕾莎修女以各种方式，始终在阐述她内心经历的黑暗，五十年来，她常常在深重的苦痛中难以自拔。
这本书对特蕾莎修女引发异议：作为世俗世界公众人物的特蕾莎修女，从来没有在公众场合表露过她内心的信仰黑暗期。尤其是在一九七九年，书中显示，九月份，她给一名天主教神父写道：“基督对你有一份特别的爱，而对于我，沉默和虚空实在太大，我看，却看不见，我听，却听不到。”可是在一个多月后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奖仪式上，她表现得正面而信仰坚定，她谈到圣诞之日提醒这个世界：“传播着的喜乐是真实的”，因为基督无处不在，“基督在我们心中，基督在我们遇到的穷人那里，基督在我们给予和接受到的微笑中。”
有意思的是，新书引出的反应也明显表现出两个世界的视角不同。世俗世界的震惊更多表现出俗世对完美英雄的期待，而对特蕾莎修女的艰难信仰历程很难理解。从这个角度引出，有包括心理分析在内的各种理性分析，也有人对此几乎是“上当受骗”的感觉，甚至也有嘲笑的。
冲击是有的，但是和人们想象的并不一样。对大多数基督徒来说，他们确实是第一次知道特蕾莎修女的内心挣扎。可是，相比世俗世界，用他们的视角看去，这本书所揭示的内容不仅很容易接受、而且可以是非常正面。如同美国一个宗教界人士，称这本书是“特蕾莎修女提供的新的救助，是她以内心生活书写的救助。它会被人们记住，其重要性不下于她对穷人的救助。它会帮助那些经历信仰疑惑、上帝曾在心中缺席的人。他们是什么人？那是每一个人：无神论者、怀疑者、寻求者、信仰者，每一个人。”
差异传达了两个世界不同的人生观。世俗世界在强调个人的独立、自主，寻求个人成功和荣耀也就是自然的，也因此会倾向于塑造完美的个人。而在信仰世界里，强调原罪，内心存在黑暗、信仰出现困惑都是正常的，这是人需要上帝引领的理由。人的位置是谦卑和感恩，成功荣耀都归于上帝，本来就不属于自己。
那么，特蕾莎修女究竟是有信仰，还是没有信仰呢？世俗世界在质问：她几十年来一次次写着、祷告着，白纸黑字，证明她没有看到听到神，故而当然是“不信”的。信仰世界回答说：特蕾莎修女每天早上四点半起来祷告，在听不到看不到的黑暗中，祈求神的回应，坚持几十年直至生命终结。假如“不信”，倒头呼呼大睡就是，还理他干吗。这是理性和信仰的经典对话。
特蕾莎修女在她六一年写给朋友的信中说：“这么多年，我第一次开始爱上这份黑暗——因为我相信，这只是基督在世上经历过的痛苦和黑暗中非常非常微小的一部分。”她感到基督这样对她说：“我知道你是最不胜任的人——软弱且罪孽深重，正因为这样——我用你来彰显我的荣耀。你会拒绝吗？”这在世俗世界中，被理解为幻觉和妄想，在信仰世界却是正常的。
自从进入救助工作，特蕾莎修女每天面对深重的人间苦难和无助，内心煎熬可以想象。更大煎熬是进入世俗世界后内心承受的意外压力和干扰。特蕾莎修女站在出发点时简单的修行生涯变得复杂起来。修行是面对自己，承受苦难是修行的一部分，这是对自己而言，并不能外延扩大到对普遍苦难的看法，后者是政治。在记者会上，她却必须在记者的压力下，回答诸多不应该是她回答的问题，甚至要给世界的苦难一个解答。世俗提问常常超出对一个修女的合理要求。她的开始，是追随一个召唤。而她走出修院，巨大的世俗世界在异化扭曲她的初衷和使命，以世俗对褒扬的理解来奖赏她，也要求回报。一个修女和神之间的关系、她的内心世界，本来是她自己的事情，现在，或站在记者会上，或站在领奖的讲坛上，整个世俗世界在理所当然地要求她公开最隐秘的、一个修女的内心。这本身是强横无理的要求。
最后，特蕾莎修女被压在两个世界之间，渐渐发现，她在这个夹缝中已经不可能挣脱。她生前一直要求把她在教会的内心告白销毁，她说，一旦公诸于世，人们必将更多地谈论她，而不是基督。教会拒绝了。她知道那是教会的传统。她却更无力地知道，世俗世界对基督并无兴趣，有兴趣的只是眼前出现一个女圣人。外部光亮耀眼，却不是她要做的那一束光。世俗的最高褒扬没有令她喜形于色，相反，她陷于更深的精神危机之中。
这本书最终让我们看到，特蕾莎修女内心的信仰挣扎探索与她的救助工作相始终，她和世俗的慈善业者不同，虽几十年身陷世俗重围，在本质上，她仍然是一个修女。
原文标题：《特蕾莎修女的信仰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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