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苦难，我读过杨腓力的《有话问苍天》。当我二刷此书时，几乎每页都含着泪读完，不能自已。
无他，只因“whereis God when it hurts”这个问题，正是我现在灵魂深处的呼喊。
9月份，刚刚确诊小女先天性耳聋的时候，尚不觉得十分痛苦，因为之前已经有种种迹象指向这个问题。在孕期已经被一次误诊的半椎体惊吓过，也预备过了。但之后，每次确认这个事实，都有一层加码的压力；同时又有体重增长停滞、大脑运动发育滞后等其他情形。我们不能不往更悲观的方向去假设：有没有脑瘫？有没有智力障碍？残存的听力会不会消失？在这些压力之下，连常规的夜晚哭闹也成了无尽的折磨。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们夫妻几乎处于一种挣扎求活的状态，生存余力已经在负增长了。
这种情形下，到10月中，这个问题终于呼喊出来，拷问我的信心，拷问我与上帝的关系。
我所信的，是一位无力的神吗？或是一位冷酷的神吗？在这样的痛苦里面，这位神有什么打算？有什么想法？是要操练我的信心吗？那又为何让无辜的孩子承受这种折磨？
痛苦有什么意义呢？
杨腓力也苦恼于“痛苦有什么意义”这个问题。的确，身体疼痛是一个信号，让人意识到有危险或有病患；但车祸对于丧失肢体的受害人有什么意义，枪击事件对于丧亲的人有什么意义？
我女儿的耳聋，对于我有什么意义？——养育一个健康的孩子，尚且要耗尽心力。
基督徒喜欢从《圣经》中寻找痛苦的积极意义，若没有，那么神的公义或全能就要受到质疑——这是许多人这样做的动机。
——如果找不到，就无法回应不信者的责难。
——如果找不到，就无法为患难中的人带去安慰。
——如果找不到，神在自己心中的地位就难免动摇。
当然，当然，有些痛苦有其意义，就如保罗身上的刺，就如以色列的大腿窝。
在没有明确启示的时候，人类绝大多数的痛苦本身是没有意义的，痛苦本身只是由于我们身处一个不完美的世界，是由复杂的因果链与或然率强加给我们的而已。
承认这一点很难，承认后依然对上帝的全能全善和他的应许有信心则更难。
这个难题的转折点在于，将视角从追问苦难的原因转向探索苦难的结局。
从“为什么（why）”到“为什么（for what）”。
而在这种转折性思考之前，先要承认事实，以及承认因这样的事实而产生的各种情绪。
包括怨恨上帝、质问上帝。
如果没有一个上帝或者没有一个对所有事情负终极责任的上帝，那么怨恨谁，质问谁？概率论吗？
然而怨恨上帝、质问上帝的奇妙结果是：把痛苦中的人引向了认识（或更深认识）上帝，比如对患难者的安慰，比如对永恒的应许。
若没有这样的应许，我的女儿就要带着残缺的听力，遗憾地度过一生，与在她之前亿万的聋人，和她之后的亿万聋人一样，只是这个残破世界的一个无声见证；有这个应许，并且这样的应许是真实的，我（以后也许也有她自己）就可以相信与盼望，终究有一天，她的耳朵会打开，一切美妙的声音可以自然地（而不是通过助听器或人工耳蜗的金属丝传导）触动她的神经，直达大脑中枢。那一天，她一切可能的身体或智力障碍，也都消失不见。她依然是她，只是完整的灵魂有了完整的身体。
除了这样的应许，同样真实并且带来意义的是，她的痛苦，并不在基督的十字架以外。耶稣当然没有耳聋，但他尝过痛苦的死亡，和死亡当中一切感官的消失。他并非不能体恤她的痛苦，以及我的痛苦。
在被卖的那夜，他曾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他并不是说，他或我们要胜过苦难，而是胜过这个时刻用苦难捆绑人的世界。
痛苦本身没有意义，痛苦可能让人沉沦、沮丧、抑郁、丧失信心；痛苦中也蕴含着一种可能，就是更深认识上帝、在痛苦中得平安、甚至在痛苦中彰显上帝荣耀的可能。唯有这样的可能，才是有意义的。因着这样的可能，在痛苦中学会忍耐，变得成熟，是那种不至于冷漠麻木的成熟；因着这样的可能，在痛苦中磨去骄傲，磨去悖逆；因着这样的可能，把世界的不可能变成可能。
Where is God when it hurts?
He is here and is withyou all the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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