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姆·凯勒对“偶像”如此定义：当我们的心将某些事物“奉为神明，以它们为生活的中心，因为我们以为只要得到它们，它们就可以提供给我们人生的意义和保障、安全和满足”，这类事物就成为了偶像。他甚至说，生命中美好的东西，尤其容易变成偶像。
提姆·凯勒说：我们的内心不去敬拜上帝，就会敬拜偶像，没有中间状态。人为什么有敬拜冲动？在我看来，人有探求生命意义的本能，也有面对死亡问题的恐惧，人需要有比肉体活着这个事实更高的盼望。当人无法认识神，或者认识神，却又信心不足，会将盼望寄托在偶像之上。
我们有与生俱来的对神的渴望，却困于经验，囿于肉身沉重，惑于“眼见为实”，愿将确信托付于可见之物。不认识神的，难免把世界上的人与物作为偶像；认识神的，难免有将无限的神拉低到有限的感官范围的狂妄。
然而，人的历史，就是不断背弃神的诫命的历史。一次次以他人为偶像——政治偶像引发政治浩劫，文化偶像扼杀文化丰富，宗教偶像引起纷争、流血、人与神的阻隔。当下更有不少宣称自己“什么都不信”，转而以物为偶像——拜金、拜权力；或者以自我为偶像：我是绝对真理，我是至高无上，我没有敬畏因而能够为所欲为……难怪加尔文指出：人心是一座制造偶像的工厂。
▲《诸神的面具》 提姆·凯乐 著
人渴求“可见”，但因偶像的可见和有限，它们最终难以填补人心当中的终极空缺。托克维尔观察美国时说：一种“奇特的郁闷萦绕着那些在丰富之中的居民”。美国人相信物质繁荣可以平息他们对快乐的渴望，但托克维尔认为，这种盼望是幻觉，“这世界上不完美的喜乐，永远无法满足人心。”
空虚的情圣、不快乐的富翁、内心煎熬的名人……叔本华说：“生命是一团欲望，欲望不满足便痛苦，满足便无聊。人生就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摇摆。”人生需要标杆，否则生命变成一团没有方向的虚空；而当人以世上可见的人和物为标杆时，又必然通往生命的无意义，因为世界上的喜乐（欲望）是不完美的，我们无法藉此将人生从痛苦与无聊的摇摆之间解脱出来。人存在于世的终极价值，无法从肉身及可见物推导而得，它们只可能来自高于肉体的地方。
更何况，所有人都要面对死亡。“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矜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圣经《诗篇》90:10）倘若没有灵魂，没有比肉体、比世上的人与物更高的东西，一切意义将随着生命消失而灰飞烟灭，归于虚空。那活着又是为了什么？我们岂是随意被抛到这个世界上的？岂是白白承担诸多劳苦烦愁，然后白白死去？
对生命意义的终极追问，和面对死亡的虚无感，是硬币之两面：不能解决死亡的虚无，则难以理解生命的意义。因此，相比老话说的“不知生，焉知死”，我更愿相信：“不知死，焉知生。”
如果不将有限置入无限之中，有限本身就没有意义。神将对永恒的渴望，放在人心里。读书人想立身后名；艺术家想创传世作；帝王造像、立碑、风干死亡的肉体……普通人也试图使生命留下痕迹，所以拍照、录像、写日记。然后，在无限的时间面前，人的这些行为都是有限。估且不论碑是否倒，文字是否失传，照片是否褪色，如果我们认为生命的意义，只存在与活着的肉体相关的一切，那么身后之物再长久，也与生命本身无关。
因此，叔本华所描述的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摇摆”的人生，是一种绝望状态。
在此意义上，神的超验不可见性，实在是对人的恩典。耶和华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圣经《出埃及记》33:20）神必须超验地存在，才能让人持续保持仰望和敬畏。而人在仰望与敬畏那无限的、至高的不可见者之中，才能得到广大与真正的自由，获取向上与超拔的力量，使我们不至困顿于痛苦和无聊，受制于有限和罪性，沉迷于肉身沉重和人生虚无。正是因为怜悯人的软弱与短视，神才不让人见他的面。
人是一种视觉造物，他的生活空间已为他能看见和把握的东西所界定。人通过“看”这种理性行为获得知识。然而，当我们谈及“信”，意味着必须承认：人不把“看”当作他自身全部，他的世界也不由他所见之物来界定。在肉体视野之外，在人类理性之上，存在更高的秩序、更恒定的法则。
“信”超越了“看”。这也是为什么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圣经《希伯来书》11:1）在赫拉克利特看来，人所认知的，不过是局部的“意见”，但在各个局部意见之间的对话中，另有自行显现的世界秩序，他将它称作“logos”。柏拉图则认为，人基于局部经验的看法叫“意见”，对“意见”的超越，则是“知识”，知识是认知真理的过程，是“真理自行显现”的过程。在古希腊人观念中，人由“看”而得来的知识都是局部的，那个终极的logos、真理，是超越人的局部经验的，来自作为整体的无限远的至高者。
既然“看”作为一种经验方式，是有局限性的，那么通往无限的“信”从何而来？圣经说：
“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圣经《罗马书》10:17）即：信仰不是思考所得，而是来自聆听。是聆听、接受并回答的表现形式。信仰是接受不可见，不可想。但并不是说，信仰与理性相悖。信仰恰恰是理性的起点。任何理性都会回溯到某种不证自明的“我信”。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区分“作为一种性质的善”和“作为一种关系的善”。前者因表现了善之共相而被称为善，后者因成为有用之事而被称为善。摩尔在此基础上说：“善是简单的、非自然的、不可定义的特定事物的质”。首先，善是简单的，其次，它是非自然的、不是自然界有的，即：它是抽象的、看不见的；最后，它是不可定义的。综合起来，即：善这个概念是不可被定义的、也是抽象不可见的，无法被论证的。这种无法被论证的简单概念，就是我前面所说的“理性的起点”。任何理性都会回溯到某种不证自明的“我信”。这样“理性的起点”，是被放置在人心之中的。
这是为什么，神禁止人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善恶的绝对标准在于神，不在于人。人自以为神，自行分别善恶，会将于己有用之事当作善。这种利己心就是堕落和罪性。这也是为什么，倘若不认为真理来自更高的绝对者，人就不能看清自己的局限，容易自以为占有真理，自以为是真理化身。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
怀疑正因以上种种，在承认“我信”的同时，也要承认另一个事实：“我怀疑”。
比如“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也有不信的时刻。他不信神能赐予平安，为求保命而谎称妻子撒莱是妹子；他不信神能赐予后裔，同意娶妾生子，导致家庭纷争，乃至未来历史中的民族纷争。
比如以虔诚闻名的圣女小德兰，死前几个星期陷入绝望的怀疑：“一种最坏的无神主义诱惑在猛烈地攻击着我。”
又比如特蕾莎修女也有秘密的信仰危机。《特蕾莎嬷嬷：成为我的光明》一书披露，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前三个月，她在给精神密友迈克尔皮特的信中写道：“耶稣将赠予你特别的爱……但是对于我，沉默和空虚如此之大，以至于我想看却看不到，想听也听不来。张开了祈祷的唇舌，却发不出声音……我想你应为我祈祷，以使我能让基督有一个慷慨的选择。”大卫·毕摩写道：“一些信件公开有悖于她（特蕾莎）的期望，尽管她要求销毁一些信件，但是最终还是被她的修道院所保留下来。在四十多封未曾公布于众的信件里，特蕾莎抱怨烦躁、黑暗、孤独和痛苦，将地狱的情况和她所经历的做了比较，她说，这让她怀疑天堂的存在，乃至上帝。特蕾莎强烈恐惧于内心世界和公众举止的不一致。”
因为见不到神，因为肉身沉重、内心软弱，“信”对于人来说，并非全然的、一劳永逸的。
然而，这样的沉重与软弱，何尝不是出于神的秩序？在神的秩序里，有光，也有暗。
人有信，也有疑。上帝全然掌控，又给人以自由意志。创世之时，“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圣经《创世记》1:4）神并不因为“光是好的”，就消灭暗，他允许暗的存在，并将光与暗分开，形成秩序。人作为如此渺小的受造物，能够拥有自由意志，能够在信与疑的张力之间，施展想象力和理性的能力，这何尝不是神的大能与美意？
信仰者有怀疑，与此同时，无信仰者也并非封闭自足。唯物主义者难道不会疑虑：人类仅仅是一堆蛋白质组合吗？在我们可见的、物质的世界之外，难道没有别样的存在？
信仰不是可以被“摆到面前的桌子上”的东西，它不可见，也不能被演示。然而，人的肉身所能见、理性所能认知的领域，是不是一个绝对性领域？如果一个人还没骄傲到自认为宇宙真理的话，他就得承认：这个领域只是人类存在乃至整个存在的一个层面，在这个层面里的事物不具有终极性质。在肉身之外、理性之上，永远存在着那个“也许”的诱惑——那也许是真的呢！也许上帝存在呢！
由此，信仰者会受到无信仰的侵袭，反之亦然。有一首赞美诗，每次吟唱我都受感动。诗唱：“我真无法解释，天天疑惑，天天相信。”在我看来，没有怀疑的信仰，是不可靠的。对于信仰者而言，勇于面对疑惑，才能在信仰之路上前行。“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圣经《哥林多前书》10:12）人是软弱、多疑、时时站立不稳的，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才可能加固信心。
保罗说：“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哥林多后书》12:9）”
所以，我愿天天疑惑，天天相信。持续祷告、仰望与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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