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中国社会，同性恋群体呈现日益扩大的趋势，伴随而来的是艾滋病病毒的蔓延。他们隐伏在社会的各个角落，伴随着社会转型，他们面对婚姻和情感方面的压力有目共睹。与此同时，如果没有归正的价值观，人生观，婚姻观，作为行为的鉴定和导向，其所连带产生的一系列负面的社会效应，却是不可低估的。
对于同性恋的产生，基本上有两种解释，其一，认为同性恋属于先天性的，是不可改变的，和同性恋者自身的生命基因有关；其二，则认为同性恋者有一部分，是属于后天环境的影响。
比如，一个男孩，童年时一直与妈妈生活，缺少父爱，长大后，性格中会残留下母性的气质，使其对阳刚帅气的男性产生好感，进而形成潜在的同性恋倾向；再比如，一个男孩从小生活在家庭暴力中，致使他个性软弱，需要爱与温暖，当孩子逐渐成年，在求学过程中，和同性朋友建立起亲密友谊，此时，他童年受到的阴影，会被他和同性之间的友谊所取代，间接导致对同性产生爱慕之情。
弗洛伊德在《性爱与文明》中，将同性恋称为“性颠倒”，尽管，他也发现了同性恋的形成可能有先天的和后天的因素，也有可能是二者互相作用下的催生，但是他也没有找到合理的根源所在。
越来越多中国人，更有很多新一代的高校学子，普遍存在同性恋困惑。
朋友C曾告诉我说，从前某高校附近的廉租屋，基本上都是情侣合租的（指的是男女恋爱关系），但现在那里的很多房东说，里面都是两个男生合租，生活极其混乱（指的是同性恋之间的性爱关系），类似这些隐藏的群体和隐藏的生活形态，在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更日益明显。网络科技的先进，为同性恋者之间的联络和交易提供了便捷。
人们禁不住会问：一直崇尚君子人格、儒家伦理、提倡中庸处事的中国人，如今，为何会有这么多超常态的恋爱形态出现？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如果按一般解释，问题似乎出在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以及解构主义，对中国传统道德体系的全方位挑战，进而导致国人从一种相对保守的社会氛围中，进入全面开放的社会氛围，使我们与根深蒂固的传统伦理渐行渐远，对各式各样的新思潮和与以往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顿生好感，从而导致各种反常的畸形恋爱出现。
显然，这种解释无形中过度赞誉了中国儒家的传统伦理，如果按这一设想，似乎在以往的几千年历史中，中国社会从没有出现过反常的恋爱形态？也没有出现过腐败的政治内幕？这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中国历史上不乏有同性恋者出现，只是并未像今天这样，有较为自由和宽松的环境。只能说，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以及解构主义，不仅给“同性恋”提供了理论的温床，也给其它消极的时代现象提供了理论的温床。
与此同时，在西方国家中，同性恋也不是21世纪突然滋生的社会现象，此现象古来有之，如社会学家福柯、俄罗斯舞蹈家尼金斯基，皆是同性恋者。
西方国家因为浓厚的宗教信仰的基础，对同性恋现象的争议，一直有“自由派”和“保守派”的争论，尤其在以基督信仰为核心的探讨中，同性恋一直被认为是一种违背圣经伦理，违背上帝律法的罪恶行为。旧约圣经中，记载了索多玛，蛾摩拉两座城市中的人，盛行同性恋及其它乱伦的性行为，酿造畸形的社会心态和民族心理，最终受到上帝的审判；新约圣经中，保罗在罗马书，否定了同性恋行为这一不蒙上帝喜悦的现象（罗1：27）。
需要分辨的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的后半段，站在神本主义的立场对“同性恋行为”进行剖析，却并未否定每一个同性恋者，其生命本身在上帝眼中的尊严和价值。
因而，在圣经的伦理道德中，任何“上帝眼中看为恶”的现象的发生，包括同性恋现象，不是产生于某一个历史阶段，也不是产生于某个历史阶段的特定时期，而是自从人类始祖犯罪，违背上帝之后，便连带着产生一系列负面和黑暗的社会现象，致使人类历史屡次陷入困境。如圣经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
然而，圣经中自我启示的那位上帝，为什么不允许人类自由恋爱，使同性恋者也享有恋爱自由呢？
在论述“自由”这一问题前，如果脱离罪性对人性的捆绑，再卓越的自由议题，再文明的制度法案，也无法解决最根本的问题。
圣经中的自由观认为：在一个被罪恶奴役的世界，人类凭借自身的理性和并不完善的道德体系所坚持和鼓吹的自由，因为罪的缘故，同时会强制性令弱势群体受到制约和捆绑，正如旧约记载的以色列民族在埃及沦为奴隶的悲惨史实。
基督的使徒彼得，简要地陈述以神为本的自由观：“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作上帝的仆人。”意即上帝在耶稣基督里，拯救了每一个陷于罪中的个体，我们便是自由的生命，我们以内在的自由制约着外在的行为规范，却应使我们的自由成为仁义的自由，成为行在光中的自由，若不然，再伟大的人所宣称的自由，也有其片面之处。
站在这个立场，人们所说的“自由恋爱”，倘若个体未经耶稣基督的救赎，其自由恋爱所形成的关系和导致的结果，最终会让人们的爱所剩无几，如世俗流行的说法：“爱情只有两个结果，第一是婚姻，第二是死亡。”“婚姻是爱情的坟墓”。未经上帝审视的自由恋爱，导致的另外一个社会形态，便是一夜情、包二奶、傍大款……等社会现象骤增，悲剧持续升温。
同时，上帝在圣经中禁止同性恋行为，并视之为“罪恶”和“不合理”之事，牵涉到以神为本的婚姻观。创世记二章记载，人类在受造之初，上帝即预定了“男女结合”这一最根本的恋爱和婚姻关系。这是旧约的陈述。在新约中，主耶稣更是以道成肉身的生命形态，对深陷罪中的人提出了忠告，他认为“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上帝配合的，人不可分开。”以此而论，上帝所介入、归正和引导的恋爱关系，才会在一个家庭中，在一个社群中，甚至在一个社会中，发挥其积极和向善意义。
同性恋现象，不仅违背了上帝造人之初的意义，也使同性恋者在罪中的自由里，令自身或其他与己有关的个体，陷入情感的痛苦中，无力自拔。倘若同性恋群体日益扩大，会滋生艾滋病毒，更会间接阻断人类正常的繁衍，使人类的未来成为一片荒漠。
据相关调查显示，当下中国，“同妻群体”成为又一项急需关注的弱势群体。所谓“同妻”，指的是作为同性恋丈夫的妻子，在夫妻生活和家庭关系中处于被动和受虐状态。很多具有同性恋性取向的男士，碍于社会压力，不得不娶妻成家，而一旦与妻子共处后，也只是貌合神离，在家中对妻子施行家庭暴力，衍生社会矛盾。
可见，上帝对同性恋的禁止，基于对人类的现状与未来，作出的圣者的忠告和引导。
在所有同性恋者的内心深处，积压着磅礴的爱情寄望。同性恋者较比异性恋者，具有高度细腻的情感体验，只是隐藏地较为深入而已。如果同性恋之间发生了性关系，无论从伦理道德、心理卫生、生物科学、生命科学等角度，都是极大的亏损。
弗洛伊德在《性爱与文明》中，通过分析指出，“同性恋现象往往发生在那些在其他方面均与正常人毫无区别的人身上，它还经常发生在那些心智能力不仅无损，反而在智力和道德修养方面有高度成就的人身上。”
无论异性恋者，或同性恋者，每个个体的相遇和牵手，每一段相合又离别的传奇，每一个在爱中负伤的心灵，在真实的生命之间的碰撞中，写出了人类曲折的情爱史，同时，体现出人类对爱的寻觅，以及所自发的心灵反应。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1：16）
在这份爱里，基督伸出了手，他赦免了犹太的那个被众人排挤的妓女，他也期盼着与每一位同性恋者相遇。他可以改变你的思想，更新你的心灵，重建你的价值观，也恢复你失去的产业。基督被钉十字架，本是为此——使受咒诅的得祝福，使走向死亡的获得永生。他会将真实的永远的爱情，展现在每个人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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