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徒保罗向雅典人传福音
保罗在雅典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其实，保罗所到的雅典已经不再具古希腊的风采，但这座城市仍是罗马帝国的学术和艺术中心。雅典高度文明的背后，是偶像崇拜和肉欲主义。
值得注意的是，保罗跟旧约先知大不相同。在旧约里，先知看到偶像，也像保罗“愤慨激动”（吕振中译本），但他们会向敬拜假神的人大发雷霆。因为先知所面对的，是悖逆的犹太人，他们领受了神特别的启示，知道敬拜偶像是错误的，却明知故犯。雅典人却并无相关的信仰和知识背景；中国人也相仿，大多数人没有听说过基督之名，即使稍有所知，也常是被曲解的基督教。我们在公共媒体的平台上发言，必须既有激情也有自制。
保罗在雅典每天与人“辩论”。他的辩论不同于今天媒体上常见的笔战，或网络上的拍砖。在古希腊哲学语境里，“辩论”是指问答式的辨证教学法，原意为选择、分辨，也指沉思及交换思想的对谈。可见，保罗始终注意受众的反应，并期待受众与他充分互动，讨论、发问甚至反驳。
在公共媒体上开展福音预工，与在主内媒体上发表文章不同。最大的区别是：华文基督教媒体多为传者导向，而非受众导向──读者大致想法相同，反馈可以预期；公共媒体的读者则极其多样，反馈绝不会只是赞扬。如果全是赞，表明文章根本没有触动未信群体的价值观；如果全是骂，表明作者未能充分俯就未信群体的接受度。透过读者的反馈，作者可以了解受众如何理解所传的信息。
对于各种反馈，在总结得失时，作者一方面应当再思想写作技巧如何改进，一方面又当明白，动笔是为主，个人的荣辱要放下。
在技巧上，我们应当根据目标读者的不同，而采取差异化的写作方式。保罗面对犹太人和虔敬的人，选择在会堂里与他们辩论，但面对雅典人，则在他们习惯的市内公共广场上展开对话。保罗因应他所面对的不同群体，以恰当的方式对待他们。他展示了对文化脉动的敏感触觉：活在雅典就活像雅典人，处境化地完成福音工作。
当时与保罗争论的，还有以彼古罗和斯多亚两个希腊学派的学者。以彼古罗哲学主张：人生的意义在于追求今生的快乐与幸福；该学说通常被概括为强调机缘、逃避及享乐，后来演变为纵欲主义。
斯多亚哲学主张：注重理性、节制与自律；以少量的衣食为满足，有苦修倾向；人必须使自己及他人为每一项行为负起道德责任；崇尚世界公民，希望用大社会代替国家、阶级之分；相信泛神论，不认为有创造主的存在。
令人惊讶的是：今天中国文化人的一切特征，包括许多闪光点，几乎都可以在上述两种哲学里找到！保罗清楚了解希腊人的文化，在雅典与他们的这场辩论，可以作为我们对当代华人知识分子传福音的模板。
其实，在保罗的传道经历中，此次在雅典的行程最为困难。听众中有好奇者，但更直接的是讽刺保罗“胡言乱语”，道听途说，还有危险的指控。今天在中国用媒体传福音，同样面临在智力和理性上被贬低、又被视为危险分子的可能。
然而，对思维缜密的知识分子传讲福音，只在教堂里或上街头布道都不适合；他们需要无所不谈、没有约束的气氛，又要有扎实的内容，才能产生共鸣。当年在雅典的这类群体，不论事情真假，只要新鲜都愿意听听。通常这种人自认有学问和求知欲，“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新颖的事物要先经过的理性判断，理性不认可的，只算是解闷的笑话；对有关上帝的事也不例外。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喜欢阅读新闻，依赖媒体报导，心态与雅典人实在是很相似。巴特（ Karl Barth ）曾说，传道人应该一手拿圣经，一手拿报纸。为了得着知识群体，我们岂不应当如此？
保罗获得机会，被带到亚略巴古议会前作解释，以获得自由演说的许可。他所作出的开场白，可以为媒体福音预工提供宝贵的原则。虽然保罗的情绪因雅典人拜偶像而激动，他讲论的语调却是冷静、严谨和合理的。
保罗首先找到与雅典人沟通的接触点：他们敬畏超自然事物的态度，成了让福音可以着陆的跑道。我们必须引发受众的同感，才能引导他们进入真理。保罗充分尊重媒体的游戏规则，在亚略巴古演说时，未用赞美之辞赢得好感，而是用模棱两可的话，让听众自行解释，尽量避免与听众直接冲突。
一篇有果效的福音预工文章，必须先找出非基督徒的渴求，然后设法暗示或证明基督能够满足这些渴求。保罗的处理方式显示，他十分尊重受众的信仰，不去批评，心存怜悯，能理解不认识基督者的心理。雅典的偶像让保罗很反感，但他以此为契机，向他们传讲信仰，同时避免让听众感觉他所介绍的是一位陌生的神。曾有严厉的基督徒哲学家苛责说，保罗如此讲说，无异承认了雅典人的错误宗教。然而笔者认为，保罗是有智慧地以高超的沟通技巧在与雅典哲学对话。
在讲章的正文中，保罗多处讲到旧约的真义，却没有使用直接引语。这一点值得在中国环境下的媒体福音预工借鉴。总括而言，整篇讲章先论说神为万有的创造者，继而表明神为万族的维持者，最后指出神为万人的审判者。从神开始，讲及耶稣和祂的复活，然后讲论悔改和审判。内容是整全的福音信息，但传讲方式却切合雅典人的信念和习惯，满有哲学风格，甚至引用雅典诗人的名句 —— “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我们也是他所生的”，分别出自希腊诗人伊比门尼德（ Epimenides ）和范诺门纳（ Phaenomena ）。保罗的听众熟悉并认可这些名家，而保罗从中看到部分真理，他虽然引用，但并非接纳其整套思想，只是用它们来建立谈论福音的论据。
保罗肯定希腊文化中的优胜之处，并表现出一个重要原则：启发基督徒如何面对其它信仰——即在他人最出色之处与他们相会，而不是拿自己信仰中最优越的地方与他人的缺点比较。保罗尊重他们，留意他们的文化，但绝不会停留于认同的阶段，必然进一步介绍福音，切切敦促听众离开旧的生活方式，并勇敢指出：其他信仰不会带来救恩。
▲使徒保罗写信给众教会
有学者认为，保罗的受众对福音产生了积极与负面两种态度：有人 “讥诮＂，有人说“我们再听你讲这个吧＂。笔者认为，这两种态度其实骨子里都是拒绝基督，只是一种直接，一种则较含蓄有礼。当今社会充满道德相对主义者以及怀疑主义者，这些人随时准备讥诮任何事，“有趣”永远是他们对媒体的期待。
当时保罗的听众只是简单地出去了，他既没有被逼问，也没有受逼迫，人们对他的信息似乎不痛不痒。今日的人对罪也没有感觉。在中国知识分子当中，许多人只对表达自己有兴趣，对别人的见解和自己观点可能影响到的人，都持冷漠的态度，这是媒体福音预工面临的考验。
面对硬土，必须先松土，而不是先撒种。在知识分子当中宣讲福音，常与保罗在雅典的情形相似，不会出现群体皈信、建立教会的结果，只能为个别接触者创造相信的条件，“几个人贴近他，信了主”。他们显然对保罗这位宣教士独特的生命气质所吸引。生命的影响对知识群体的皈信格外重要。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些重要原则。
保罗并非不知道雅典人是不容易在辩论中被劝化的，但他大发热心独自一人进入一个不舒服的文化，舌战群儒。有人认为保罗到哥林多后，决定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是他对雅典传教策略失败后的反思，笔者认为这一诠释并不可取。我们不应从中得出反智主义的结论，以致不愿也不能对公共问题做出深刻的思考和响应，给不出有参考价值的建议，无法影响社会走向与文化潮流。
服事不是单方向的灌输，有时细心倾听比口若悬河更为重要。有一种聆听方式，是去阅读非基督教作家的文章。了解他人的想法和需要，才能知道如何帮助。倘若只是一味阅读护教数据，就无法像保罗一样随口引用希腊作家的诗句。
我们必须透彻认识世界，以世界现状作为宣讲福音的背景。写作时，要不断对读者的渴求、信念和习惯有所呼应。所以，有果效的福音作者必是通晓圣经和世情的人。
我们必须充分意识到福音预工先行松土的必要性和长期性。福音的核心不能变更，必须坚守，但在表达方式上可以充分迎合读者的需要，“向什么样的人，我就作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我们必须根据读者的需要精心设计福音信息。
写作是一项孤独的活动，但作者的生命并不孤独，而是处于积极的关系当中。因此，为主而写的人，不是厌倦人群、躲进文字，而是以文字为路标，使读者能找到自己，与我们建立个人的联系。生命的连接会使福预工变成直接的传讲和分享。如果文字事奉者在实际生活中从未直接带领人信主，那么我们也不必期待他通过文章可以进行真正有果效的事奉。
今天的文字事奉者面对一个陷阱，是保罗所不曾面对的，那就是：自己的生命有问题，但不愿先去对付，却急着要发挥自己所以为有的“恩赐”去写，结果往往更多看到别人的问题，而更看不见自己的问题。我们实在需要常在主面前自省与悔改。神允许有问题的生命通过文字服事祂，是神彻头彻尾的恩典。
原文标题：《从亚略巴古讲章谈媒体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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