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人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中，“活在当下”似乎是大部份人共同认可的人生观。“活在当下”原来是佛教禅宗的一种人生观，而“当下”一词是指“现在的、眼前的”。这种人生观，一方面是反映儒家传统“未知生，焉知死”的务实观点，另一方面也似乎与二十世纪西方“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的论调相呼应。而存在主义的“存在”一词，也就是“当下”的意思。存在主义思想家不想追究生命的本质问题，也不想去探索人生“终极关怀”问题，他们只看重那些对他们切身有关的问题。
因此现代人认为只要能掌握人生中最主要的几件东西（如家庭、工作、健康等），其他小事就问题不大了。事实上这些人不一定是理智上的无神论者，也未必是纵欲主义者。相反，他们大多数是勤奋、循规蹈矩的成功人士。
探索基督教信仰的消极方面诱因，就是“未雨绸缪”，是为了人生中不可避免的风暴预作准备，使我们有正面、积极的态度去面对。
所有从事宗教研究的人都注意到，一般人皈依宗教的转折点，往往是在他们的人生遭遇突发性事故的时候。因为无论是天灾人祸还是感情、事业的打击，都会使人强烈感受到人的有限与无助，因而促使一些人开始在宗教里探索无限与永恒。
为什么挫折、患难容易让人开始对人生展开反省？其实道理很简单，我们姑且以科学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模式转移”（Paradigm Shift）为例来说明。牛顿的古典物理学理论用了两、三百年都被视为准确无误，直到二十世纪初才开始被人质疑，最后是靠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来克服的。其实在低速运动的条件下，简化后的爱因斯坦相对论公式与牛顿的古典物理学公式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在高速运动的条件下，两者的差异就显明出来。换句话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优异性和广泛通用性，只有在更严酷的条件下才会突显出来。
不同的人生观或宗教观也是如此。在太平盛世或小风小浪的人生旅途中，“活在当下”可能还是管用的，简明、易行，然而到了人生暴风雨来临时，原有的规则全都乱了套，有人才开始准备改弦易辙。从这个角度来说，皈依宗教其实也是一种人生观的“模式转移”。
如众所周知的，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在挫折或逆境中“万念俱灰”，开始宗教的探索，其中有些人就转向道家或佛教。然而正如中国学者刘小枫所指出的，无论是陶渊明的“悠然见南山”，或是《红楼梦》里贾宝玉的“飘然而去”，或是武侠小说中侠客的“悄然隐退”，都指向同一个方向，就是“出世”。换句话说，中国人所向往的，乃是老庄和禅宗式的“适性逍遥”。这逍遥之境什么都好，唯一缺乏的只是真情、纯情的温暖和对苦难世界的关怀与献身。
相反，基督教是一种“神本主义”的信仰，提供一个整全的（holistic）人生观。这种基督教人生观的价值和适用性，往往是在严酷的人生考验中才会显示出来的。具备这种人生观的人，才能真正达到“处变不惊”的境界。因为基督徒认为，凡事没有出于偶然的，都有神的旨意和计划。神既然允许环境的巨变发生，祂也必然安排了出路。重要的是如何寻求、明白神的旨意，然后按着神的旨意而行。
此外，探索基督教信仰的积极方面诱因，就是要在人生中，寻求一个生命奉献的祭坛，一个值得“为之生、为之死”的信念，也就是中国古圣先贤称之为“安身立命”的所在。
前不久，我去纽约州的罗彻斯特城讲道，顺道去参观了柯达公司创办人伊斯曼的华厦。可以看得出来，伊斯曼先生是一个很会享受人生的人，他的房子雕梁画栋、匠心独具，不惜血本。他自己又是聪明绝顶的人，发明了许多东西。他酷爱音乐，后来还捐钱建了一所伊斯曼音乐学院。他甚至为了使客厅的音响效果好一点，将已建好的房屋切割开来，再把一半的房子横移两英尺，再连接起来，花了75万美金，而当初建整栋房子也不过才花了30万美金而已。
他没有结婚，所以也没有子孙。到了他77岁时，以手枪自杀结束了他的生命。死的前一天，他改了遗嘱，将全部家产捐赠给罗彻斯特大学。在他的纪念馆中，展示了他自杀前留下的字条，上面写着：“我已经得到了所有我想要的，还等什么呢？”（I have all I want. Why wait?）
伊斯曼的一生，使我想起《传道书》。《传道书》的作者聪明绝顶，名利双收，又是一国之君。他懂得享乐，又善于营造花园。然而整卷书却充满了对“虚空”的感叹。
英国作家王尔德有一段颇有哲理的名言，他说：“人生有两种悲剧，第一种悲剧是你所要的东西却得不着，因此你感到失望。但是另一种更大的悲剧是，你所要的东西你终于得到了，却感到绝望。”失望是众人都有的经验，因为人生不如意的事占十之八九。但是你所梦寐以求的东西既然终于得到了，为何却感到绝望呢？这恐怕只有人生阅历较丰富的人才能领悟。因为我们常常对渴望的东西赋予太多的幻想与期望，因此当我们花极大的代价去得到之时，往往却感到幻灭与虚无。因为所有在“日光之下”的事物，都不能持久或不变质，也不能提供永恒的价值和意义。
其实《传道书》的作者已经提醒我们，神在每个人的心中，都留下了“永恒”的意识（传3:11）。《传道书》的作者要我们将眼光从那“日光之下”的世界，转向那“日光之上”的造物主身上，去寻求人生价值和意义（传12:1）。
基督教信仰因为能提供人生的意义，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十九世纪德国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在他的名著《基督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兴起》中，强有力地论证指出，宗教改革家加尔文的“天职”(Calling)观念，扭转了封建时期人们对职业那种无可奈何的消极态度。他们不再将自己的职业视为只是世袭的、身不由己的工作，而看为来自神的呼召。在这种神圣使命的召唤下，人们工作的热情被激发出来，个人职业与社会责任的关系被连接起来，因此带来社会进步的动力。所以在短短的三、四百年内，以英国为主的基督新教国家，成为科学、工业革命、民主政治、社会改革、经济发展的“火车头”。
所以，基督教信仰不仅是人们在患难中的“拐杖”或“避风港”，它更赋予人生命的方向、意义和价值。
其实人生许多的哲理往往是一种似非实是的“悖论”。例如关于真理的相对性与绝对性的问题，除非你先肯定了绝对真理的存在，否则所有的相对主义都成为毫无意义的狡辩与强词说理。因为人若否定任何“共识”基础的存在，则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就完全崩解。所以在迈向包容性与多元化之先，要先肯定有共同接受的绝对价值与真理。
人生的另外一种悖论就是关于永恒与当下。对一个肯定永恒，并且积极追求永恒价值的人，“活在当下”是代表他脚踏实地的态度。相反，一个人若否定永恒价值，“活在当下”可能只是一种驼鸟政策，是炒短线的人生观。
务实的中国知识分子常常紧紧抓住“当下”，他们效法孔子“不语怪力乱神”，以“未之生，焉知死？”的心态去从事经世致用之学。但是在身处乱世之际，中国知识分子就只好隐退江湖或“乘桴浮于海”（孔子语）。只有极少数的人愿意舍生取义，寄望将来在千秋万世之后，或许能在历史上留下一些鸿爪。但是这种人的人生观从来没有超越人的水平面，去探索那“人与神”的垂直关系。
基督信仰扎根于永恒，但是也从未忽略当今的时空环境。对基督徒而言，我们必须珍惜所拥有的“仅此一生”，不能虚度光阴。用保罗的话来说，基督徒的人生观乃是“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腓1:20-21）
每位基督徒好比一片片玻璃的镜片，别人透过我们“看见”了神，好像借着镜片组成的望远镜看见那远在天边的星辰，或从由镜片组成的显微镜看见那原来看不见的微细东西一样。我们不是要别人看“我”这个人，但是不透过我们这些基督徒，世人无法看见神。因此基督徒活着一天，就应该是基督生命的彰显。
然而人的生命又不仅限于短暂的此生，当面对死亡时，基督徒既不是“贪生怕死”，也不是“醉生梦死”，而是“视死如归”。因为一个有永生盼望的信徒，既然知道我们将来都要向神交账，所以更应该兢兢业业地作神忠心的管家，善用我们现有的时间、金钱和才干，以欢喜的心盼望将来能在神的荣耀中与众圣徒享受永生。
所以基督徒的人生观应该是：持定永生，活在当下。
原文标题：《活在当下——现代人需要宗教信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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