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一副将广袤的自然景观聚焦在我们视野中的透镜，又如一幅让我们能够明确周围地貌的地图，基督教信仰也是如此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认知、想象和行为的方式，基督教信仰让我们通过一种特殊的方式对自然界的秩序和我们自身有了新的发现。对于这种奇妙的方式，我们可以在自然界的秩序中找到它的蛛丝马迹，但单凭自然界我们却无法完全证实这种方式。在基督教信仰的光照下，自然界被“视为”上帝的受造物，“自然之书”被视为是一本关于上帝、与此同时也关于我们的书。我们会因此感受到真理的面纱似乎被徐徐地揭开，又仿佛我们思想的图景伴随着太阳的升起而渐渐明朗。
那么基督教信仰是如何影响了我们对自然界认知的呢？对于我们观察到的，这种诠释框架又有怎样的优势？受文章篇幅所限，我只能从这两个问题的诸多答案中选择两个相对重要的与读者分享。以下我们将主要讨论“救赎计划”（economy of salvation）以及“人类具有上帝形象”这两个方面，这两者都有助于我们理解现实，帮助我们看清现实世界复杂的风景并明白所看到的一切。
让我们首先来思想“救赎计划”这一概念。它表明了以下思想：上帝与这个世界的关系可以从叙事（narrative）的角度来描绘——上帝的创造，始祖的堕落，上帝的救赎和最终的完满（final consummation）。“救赎计划”的概念尽管在新约圣经中就有明确的阐释，然而直到2世纪才通过教父爱任纽形成传统上一直秉承的正式表述。 在2世纪后半叶，为了抵挡诺斯替主义对救赎历史的歪曲，爱任纽提出了一种关于救赎计划的宏观图景，强调从上帝创造到最后审判的整个历史，都属于三位一体上帝的工作。无论是作为观察者的人类，还是作为被观察对象的自然界，目前都处在“这一时代当中”（奥古斯丁）。换句话说，我们正处于一个在神学意义上远离受造之初状态的光景中，现在的世界远非那种在受造之初符合上帝心意的状态。一切受造物现在都在劳苦叹息之中，并且观察思想这些劳苦叹息的人类因着自身的罪性，而处在昏暗的判断之中。这个前提在神学上引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即人类是用自己堕落的理性来思考这个堕落的世界。
关于这种思考世界的方法的重要性，在新约中可以发现一些痕迹。比如，众所周知，在新约中使徒保罗就将人类对受造界的知识作为一种认识上帝的基础。他明确指出我们能够通过受造世界认识上帝（罗1），然而保罗在其他地方也指出我们从受造物看到的不过是“劳苦叹息”（罗8）。我们需要看到，受造的秩序处在一种转变之中，这个世界将从一种曾经的样式过渡到最终的样式。对于这个世界，正统的基督教信仰提供了一种非常深刻的末世维度。它让我们通过自然秩序未来必然达到的目标来对其进行审视，而不是仅仅通过自然秩序的起源来认识这一切。因此，保罗的话不仅可以解读成一种关于受造物从起初的状态堕落的描述，还可以看成是把旧约中有关盼望的预言延伸至将来一切被造物的更新和修复上。
通过对下面问题的思考，我们很快便能发现这种观念的重要性：为什么世界上会有恶的存在？为什么在原本上帝看为好的受造界中会存在着苦难？这种基督教信仰中的救赎计划的框架，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为什么我们要将以上的问题置于一幅神学地图之中。这个世界受造之初本为美好，有一天世间的万物也将会被上帝所复兴，这个世界将因此进入一个更为美好的状态。伊甸园和新耶路撒冷正是这种叙述中关键阶段的一种外在标记。当下，我们正处于通往新天新地的路途中，而非处于起点或终点。这种在救赎计划的背景下前行的观念，在中世纪通常用拉丁文viator（“客旅”之意）来表述。
从救赎计划的观念所提出的神学框架，让我们认识到上帝所造的万物原是好的，并且它们最终都将被上帝所恢复，再次成为美好。然而在当下，这种神学观让我们看到，在这个世界中善恶是共存的，就好像在一块田地中有麦子也有稗子（太13:24—30）。这种认识不仅没有抹杀善恶之间的区别，还帮助我们在面对善恶时，将它们放在以下这种神学轨道中——创造、堕落、道成肉身、救赎，以及最终的完满。
我们要讨论的第二个主题是上帝所创造的人类有着“上帝的形象”（创1:27）。对于这一点，在基督教神学界普遍有两方面的解读。首先，这说明人类可以按照与人际关系相似的模式，来与上帝建立关系；其次，人类按照上帝形象受造的事实意味着，我们有能力来认知并解释上帝其他的受造物。4世纪的神学家阿塔那修对这第二点有这样的总结：“上帝造人如此奇妙，让人借着仰视高天，体察宇宙的和谐，从而认识那位万有的掌管者，并认识圣父上帝的话语。万事万物都借着他的护理而彰显出他的信实。” 尽管阿塔那修承认人类的天性已经被罪性所败坏，但是他仍然相信人类具有一种上帝所赋予的能力，可以在受造的秩序中看到那位创造者。
这一点对于我们认识宇宙的可理解性显然是非常重要的，而可理解性是最受我们关注的宇宙特征之一。科学研究的进展已经将绝大部分自然界最基本的可理解性展现在我们眼前了。尽管有人会将此视作一种对神秘观念的破除，但也有人理由充分地指出科学研究引发了更进一步的问题，即为什么我们可以解释各种现象？之前我们已经看到爱因斯坦的明确断言：“这个世界永恒的神秘性就在于它的可理解性。” 对爱因斯坦而言，世界的可理解性本身就需要解释，这个宇宙最不可理解的事情就是它的可理解性。自然科学向我们呈现了自然界的可理解性，然而这又引发了一个关乎根本的问题，即为什么人类思想与宇宙结构之间存在着这样一种内在的联系呢？从三一神论的视角来看，人类理性与宇宙深层结构之间的这种内在联系可以通过上帝的理性得到解释：是他创造了自然界所依赖的秩序，也创造了作为自然观察者的人类，上帝是这两者理性的唯一来源。
许多科学家都深深认同这种观点，神学家和物理学家约翰·波尔金霍恩（John Polkinghorne，1930—）就是其中之一。波尔金霍恩指出，“现代科学似乎不可避免地指向自身之外。”科学向我们揭示了一个充满秩序并可以被理解的宇宙，这一事实就明显需要得到解释，否则我们等于在承认人类解释宇宙的能力完全是出于偶然和意外。波尔金霍恩如此说：
我们可以认识这个世界，对于这个事实我们是如此熟悉，以至于大部分时候我们都认为这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正是在此基础之上科学研究才成为可能。然而事实完全有可能是另外一回事：宇宙也许从始至终都处在某种混乱的状态中，而不是我们以为的那种有秩序的宇宙；或者宇宙的合理性是远远超出我们所能够理解的……在宇宙和我们的思想之间存在着一种对等的关系，即我们内在所经验到的理性与外在所观察到的理性是契合的。
波尔金霍恩认为，我们显然需要针对宇宙的秩序提出一个在思想上令人满意的解释，除非宇宙的秩序只不过是由于“一种不可思议的好运”。无论是科学家还是神学家，他们都是依靠信心进行思考研究的，他们都对我们在认知经验中理性的可靠性有充分的信任。
之前我们强调过自然律的重要意义。然而这些物质世界的规律到底从何而来？为什么它们会如此呈现在我们眼前？为什么它们可以通过数学得到如此完美的呈现？无神论者对这些问题的典型回应是：关于这些定律以何种方式表现出来，根本没有任何原因可以对其进行解释。事情本该这样，对此我们没有任何必要去作深究。在他们看来，这些自然律的存在没有任何原因，也不需要有任何原因。然而，如果事实果真如此，那么可以说宇宙在终极意义上就是荒诞的。因为无论是它当前的各种定律，还是它当前的各种形式，都是没有任何因由的。这种观念会导致一种令人困惑的结论，即所有的科学研究活动虽然在终极意义上是建立在相信所有的外在现象都有其原因的信念之上，并且相信相关的解释都是符合理性和逻辑的，但科学研究最终的根源却是莫名其妙和完全偶然的。如果真是这样，我们不得不问：为什么这样一个荒诞的宇宙看上去会和数学家的理性宇宙如此吻合？也许这一切完全是一种巧合，是一种数学家和宇宙学家的侥幸，但这种说法显然不具备说服力。
基督信仰为人类提供了一个理性的太阳，可以照亮那原本对于我们暗昧不明的世界。在理论与观察结果之间，基督信仰的解释给出了极其令人满意的“经验拟合”。这说明它所给出的现实图景是值得信赖的。
节选自《意义的惊现》，麦格拉斯 著，孙为鲲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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