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哲学家阿多诺曾经发出过“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样的名言,他提醒我们在“奥斯维辛之后”,苦难就再也无法用所谓的启蒙理性去解读诠释。其本身带来的触目惊心让一切所谓的解释都显得苍白。
而我们在面对我们个体的苦难之时同样无法坦然处之,更无法轻易从其中寻找出所谓的意义与答案。遭遇苦难、疾病之后,“为什么偏偏是我”总会萦绕在我们的脑海中。
杨牧谷博士说:“信仰不是用来解释人生,而是要来承载人生的。信仰的承载力是我们能接纳生命而不需逃避的原因。”在其经历癌症打击,在极大的苦难面前悟出此番生命的意义,或能帮助我们来面对各样的苦难甚至死亡。正如杨博士记录下《再生情缘》一书时所言:“我既完全无助地走过这趟水火之旅,其他人就不必再无助地忍受这样的痛苦。”
基督徒遭受打击时总喜欢问:“为什么是我?”也许这个问题问得太多次了,没答案也太多次了。近来兴起另一个较高层次的问题:“为什么不是我?”这问题之所以是较高层次,因为它既是问题,也是答案,不必寻寻觅觅,兜兜转转,至终仍是只有问题,没有答案。
“为什么是我?”这问题是不是一枝手杖,可以帮助我们走过流泪谷?因为此地的人最喜欢问的就是这个问题。
从诊所出来,走在下班时分的中环,我的身内和身外同样纷乱嘈杂:“怎么可能呢?得了癌症?是我?才47岁罢了?要写的书还有那么多……加拿大冬令会的信息正预备得起劲,得了癌症怎样去讲?……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怕痛,你要我怎样都可以,但不要给我一些长年累月都要挨痛的病症,就像癌症……现在怎样了?”
挽着我臂弯的内子秀娴在这时轻拍我的手背,终止了我一连串的问题。我必须承认,这个突然终止是叫我暗吃一惊的,为什么自己有那么多的问题?好像我早已把一生安排得妥妥当当,这个意外打击把我的计划都搅乱了,因此有一连串的为什么。
我真的把生命都安排妥当了吗?缜密得不容许一个意外?在很多方面我都是糊里糊涂的,但在这方面倒有点自知之明:生命的安排并不在我能力范围之内,而意外本来就不需征询我的意见。悲观的人可以叹句无奈,乐观的人可以称意外是刻板生活的调剂。无论怎样,意外属于生命的一部分,包括良性的意外和恶性的意外,都是没得选择的。
由诊所走到地铁的入口,不需十分钟时间,我在这段路程中下了决定:不问为什么是我,也不问为什么不是我,我必须学习不再从纯理性的角度来处理生命的问题,乃要从接纳去觐见生命的奥秘,从顺服去体会与人类相连的脐带,特别是那些无助的受苦者。其实这条脐带一直都在那里,从没崩断。只是我们的选择不同,道路就有分别,结果连社会阶层也不一样。慢慢地我们会以为学问、地位、金钱和关系,是能赋予生命某种特权的,像免于苦难的特权,直到医生对你宣告,你得了癌症,要接受7周的电疗。你才发现生命原来是那么赤裸和脆弱,完全没有保障。不过此时你又庆幸于这个发现,因为你从自欺中苏醒过来,脚踏实地,与根相连,这“根”就是候诊室中大多数无助的受苦者:我们同是那样赤裸与脆弱。
“没有什么?只因为你是人,就要分担人之所以为人的福与祸、甜与苦,这不是很公平吗?与之相反的情况不是不可想象吗?就如做了基督徒就不会遭遇意外,或奉献自己作宣教士就不会碰上飞机失事之类,这样不是不公平得古里古怪吗?”
话得说回来,遭遇苦难而问“为什么是我”,不仅是人之常情,也是我们长年接受西方教育的必然结果。问题不在于这种“常情”和“结果”是否合法,只在于它是否有效。我们自己问了那么多遍,可曾得到过答案呢?我们也听见别人问过这么多遍,谁又真是知道底蕴的呢?
都没有,我们从来未听过一个满意的答案,但我们仍然要坚持问下去。
这种坚持问下去的意欲是一种要理构化自己际遇的力量。失恋了,我们问为什么;生意失败了,我们也问为什么。我以前一个在香港大学读文学的朋友考车牌失败了,非常苦恼。过了一天,她兴高采烈地打电话给我,说终于明白为什么会不及格:“因为我未能把车子等同于我的身体,我只是把它当作身外的一种工具,所以失败了。”她是努力找一个理由来解释已经发生过的失败,使失败容易被接受。问题是:一直为过去找理由来解释失败的人,就是不能集中精力来应付摆在眼前的挑战,而且他以为将来不过是昔日的重复与延续,结果当然会失败下去。我的朋友再考车牌,再次不及格,我就把这意见告诉她。
也许跟基督教的讲道传统有关,基督徒是一群特别喜欢凡事讲道理的人,亦即是最喜欢理构化事物与人生的一群人。这种企图使事物与人生弄得合理的努力,并不是事事如意的。事实上,人生经验愈多,就愈会发现荒谬和反常的情况多得让我们不愿面对。习惯把信仰当作理构化素材的人难免遭受损伤,他会发现原来信仰与现实是有这么大的距离!更惨的是,他发现原来信仰竟是这样不经用,只好把信仰放在抽屉里才敢走入世界拼搏了。
信仰不是用来解释人生,而是要来承载人生的。信仰的承载力是我们能接纳生命而不需逃避的原因。
假如我们仍然不明白,生命需要去承担,而不是喋喋不休,那么跑去水果批发市场看看苦力是怎样工作的吧。他们会一边扛着一百斤的货物,一边问为什么是我吗?或是看看癌症病房的病人,他们会哲学地紧锁双眉怨天尤人吗?也许都不必专程去找了——好像不幸的人是非常罕有的样子,只要打开眼睛,我们在公车上就会看到无论怎样努力都会被教育制度淘汰的学生,他们仍然快乐地上学;在电梯里亦会看到,无论怎样辛劳都应付不了无止无休家务的主妇,她们仍然快乐地做下去,这就是生命真实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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