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2月19日下午，成都二环路北，香柏领导力机构成都赈灾临时办公室。赵晓神采奕奕地和几个基督徒弟兄从外面回来。 

赵晓是“香柏领导力机构”的发起人之一。该机构成都办事处目前主要参与四川灾区的赈灾救助与重建，这里专门有序分派来自全国各地的基督徒志愿者和其他志愿者去灾区长期服务。大量来自北京、山东、绵竹等地的基督徒志愿者放弃自己优越的职位，离开了家人，通过香柏机构的平台远赴四川灾区做服务工作。

目前赵晓在专业领域内正尝试把经济学和伦理学结合起来，在他看来，中国几千年的文化资源尚不足以支撑一个健康良性的市场机制的形成，更不足以支撑包括宪政转型在内的全部现代化转型，中国再一次到了文明融合与转型的时候了。 

二十几年中国经济学的启蒙和发展，几乎没有人提出这样的思考，从事这样的实践，在这条路上，赵晓是孤单的。支撑着他的是他背后的基督信仰。 

“我首先是一个人，其次是男人，然后是家庭成员，是孩子的父亲等等，经济学家是我的最后一个身份。”

赵晓有一段“边城”般的童年生活。1967年，赵晓出生在妈妈被下放的江西奉新县农村，童年对他最刻骨铭心的记忆是青山绿水和蓝天白云间的自在、和谐。“这段生活对我一生有着重要影响。我崇尚自然，喜爱和谐。社会有贫有富，但自然、和谐最重要，很多权贵和富人内心其实非常痛苦，而穷人则照样可以有尊严与快乐。”他说，“经济学真正关注的是社会福利，说白了就是人的幸福，而幸福与自然、和谐等非财富因素有关。” 

另一方面，赵晓也是那种对世界充满好奇的人，随时准备去发现，所以他很喜欢提问。“我一年有相当多的时间在全国各地讲学和做调查、向不同的人学习。每到一地讲学，有可能的话我都会要求提供一个调查的机会。我愿作一个草根经济学者，双脚踏在中国的大地上。”事实上，正是赵晓骨子里的探索气质引导他开始追寻信仰。

从小到大，赵晓一直顺顺当当，后来他的文章越来越多，影响越来越大，势头很猛。但2002年，35岁的他迷失了。“我无求于功名，也不想求助别人，我喜欢我的工作并且做得不错，我以一种孤傲的姿态生活着，最终被这种骄傲奴役了。” 

“那时自我感觉最好，其实却是最迷糊的阶段，像喝醉了酒。我失去谦卑，直到有一天失去所爱和所求。” 

然而，2002年的美国之行，成为赵晓一生的转折点，他不仅找到了学术上新的起点，也找到了精神上的皈依。

和许多经济学者一样，赵晓持有极其乐观的经济学信念：市场经济的发展必将带动其他社会问题的解决，市场可救中国，可让中国人幸福。但中国市场经济的改革进入新的世纪，却明显出现了许多问题，财富的增长并未带来相等的幸福。

这个时候，2002年，赵晓来到美国，有机会专门考察中国的市场经济与美国的市场经济有什么不同，中国的市场经济转型还需要作什么样的重大建构？赵晓惊奇地发现，差别其实一目了然，就是美国到处是教堂，中国到处是澡堂。有教堂的市场经济和有澡堂的市场经济高下立判。有教堂的市场经济背后存在着超越性或者说神性的动力和行为规范；而中国的市场经济更多由人的下半身（欲望）来驱动，行为规范明显缺乏超越性和内在约束性。 

赵晓站在哈佛广场上，发现半径200米的地方就有三座教堂。即便他到中部伊利诺州的一个小城市，也完全没有他想象中的灯红酒绿，而是特别平静。每到周末，走在大街上的人不是去教堂就是刚从教堂出来。” 

“事实上，从美国的东海岸到西海岸，从城市到乡村，你都可以发现，这个国家最多的建筑不是别的，正是教堂。教堂而且只有教堂，才是美国人的中心，是凝结美国人内心中最主要的东西。”赵晓回忆道。 

教堂和美国的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教堂的功用是什么？”赵晓开始反复思考这个问题。后来他得出了与从欧洲巡游美洲大陆的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1864—1920)和法国学者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同样的答案，“西方的市场经济植根于他们的宗教精神(伦理)之上，他们的宪政制度(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同样也是建立在基督文明的基础上”。 

“原来，市场经济这个苹果是长在制度的苹果树上，而苹果树的种子则是基督信仰。”在美国考察期间，赵晓写了《有教堂的市场经济和无教堂的市场经济》一文，他这样阐释，“市场可以让人们不偷懒，但是不能保证人们不说谎不害人，以基督信仰为根基的市场伦理有效支撑了美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此后，他开始进教堂并研究《圣经》。有三个月的时间，他白天忙着和大量的科学家、物理学家、历史学家、神学家们探讨，晚上则研读《圣经》。他所拜访的名单，不仅有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这样的经济部门，又增加了波士顿神学院这样的宗教机构。那也是他最充实的时刻，他发现脑袋中的疑问越来越得到解决。 

最令赵晓信服的是，《圣经》中有大量的预言都已被应验。他发现，圣经是一本充满预言的书，其中包含对个人（如亚伯拉罕）、城市（如耶利哥，推罗）、民族（如犹太人）和国家（如以色列）以及全人类的许多预言，有的预言时间跨度超过千年，这与只教人讲道德的书是完全不同的。奇特的是，这些预言居然一一应验。

美国柏赛第纳大学(Pasadena City College)数学系与天文学系的主任史东纳博士(Peter Stoner)就做过一系列的研究，结果证实了圣经的可靠性。赵晓也不得不惊叹《圣经》的权威性与准确性。因为他深知，证伪仍然是号称“社会科学”的经济学难以吞咽的苦药，经济学家们就连下半年的经济走势准确预测都很难。例如，2007年中国的经济学家们普遍预测中国经济将持续过热，为此提出“双防”政策并首次提出紧缩的货币政策，其实这个判断是完全错误的，所以后来政策不得不一年内三次大变。以多年宏观经济预测的经验，赵晓深知预测的困难，并且完全相信凯恩斯(John M. Keynes)所说的长期预测根本超出人类智慧，因为长期只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那就是人会死，至于其他从预测的角度来讲都是不确定的。所以当赵晓看到圣经700多处大的预言跨越几千年都实现了，他开始产生敬畏，相信上帝真的存在，相信《圣经》的确是来自上帝的启示而不是人的智慧。 

“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当我看到《圣经》的信实，我只能信服。这跟买股票一样，如果我有一位朋友，每次都料事如神，而我又是个诚实的人，那我在股票买卖上只能信他、跟随他。” 

2003 年1月9日，赵晓非常乐意地做了决志祷告。生活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后来在他的影响下，他和妻子的家族成员也纷纷信靠基督。 

中国人往往崇尚无欲，我原来也如此。反省了两年才发现，仅仅无欲是不够的，还要有使命感与责任意识，而使命来自信仰。信仰让我更有使命感和责任感，生活得更坚实。”赵晓这样表述自己的使命：“扎根于中国大地，研究和参与中国包括经济转型在内的整个文明转型。” 

原来赵晓研究很多热点经济问题，媒体的约稿也很多。但现在，他更多做自己喜欢的研究，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年轻的时候，你是动物，被各种欲望驱使。但有一天你学会了放弃，你就开始成熟了。”

在人生转型之后，赵晓逐渐减少在媒体的发言，集中做两件事，一是研究经济学的伦理和信仰基础，二是参与到传统中华文明与基督信仰融合的文明实践中去。“此后我的为人态度宽容了很多，学术思考也深厚起来。” 

“最为重要的是守住自己。”他说，“要拒绝野心的诱惑，还要拒绝媚俗。把握自己，首先不丢分，然后能拿多少算多少。” 

有人曾问到他在整个中国经济改革中扮演的角色？他想了许久，“我努力做一盏照路的小桔灯吧！这盏灯也许能照亮别人一点点，却不一定能帮助我看清自己。所以我真的很需要信仰的光照。我永远不会以为自己知道很多，或者有多重要。” 

赵晓认为是基督信仰更新了自己的心灵。现在的赵晓眉宇间非常开阔，容光焕发，笑容洋溢。没有了信仰之前的好胜心以及浮躁，骄傲逐渐被基督信仰的喜乐、和平、谦卑所代替。他解释说：“这是真正的喜乐，不是快乐。常人所谈的快乐常是在满足了某个心愿条件下才有的一种心情，是有条件的；而喜乐是来自于信仰的力量，来自于内心深处的信靠与安全感，与外在环境和条件无关，也是旁人夺不去的。这是一种在上帝面前降服后内心深处完全的释放与快乐。” 

当心灵真实地被基督信仰更新后，赵晓坦言自己生命幸福指数上升了很多。作为学者，经常要面临学术观点的争辩，有时甚至会挨骂，以前好胜心切的他逐渐变得包容并充满了爱。此前他提出“现在买房，就是爱国”观点，被评为2008年十大网络语录，遭遇了很多网友的板砖。“如果是过去，我肯定会大大激怒，但现在都能坦然接受，不仅不予回应，还真心感谢所有批评的网友，因为他们愿意关心我的观点。基督信仰告诉我爱是凡事包容，只要坚信自己所讲的是真理就行了。”赵晓认为是信仰让自己在不知不觉中心胸更开阔、更敢于坚持真理。 

虽然赵晓信仰虔诚，但事实上，他并不会特别去向自己圈子里的人传讲信仰。比如说他很少给学生传讲福音。他觉得如果给学生讲他的信仰，会给他们格外的压力，是不公平的。他更祈愿能用生命活出信仰，有基督爱的馨香之气，自然地让外人感受其所信仰的上帝的美好。 

赵晓的妻子比他早几年信仰基督。后来，两边的家人纷纷信主，因为家人看到了他们婚姻生活的美好见证。

赵晓相信中国有越来越多的基督徒将是中国以及世界的祝福，尽管现在还不是所有中国人都能理解并接受这一点。他打比方说：

有一个人家里有十个儿子，开始都是种田、读私塾和做官的。后来有个儿子剪了辫子去外国留洋，家里就想：完了，这个儿子不再是中国人。但结果发现，读了洋学堂的那个儿子其实贡献很大，他给家里带来了科学。又有一个儿子，在改革开放后下了海，家里想，这下又完了，这个儿子以后没有出息。但结果发现，这个儿子其实很有出息，他给家里带来了财富。现在呢，又有一个儿子去信了基督，家里有人又不习惯，甚至想要不再承认他是家里的儿子。但最终，家里人会发现，这个儿子其实是家里最有爱心的儿子，是必将给家庭带来莫大祝福的儿子。

赵晓以此来表达基督信仰逐渐融入中国，中国人将从不习惯到习惯的过程。 

赵晓现在工作之外也忙着全国各地听道、讲道以及去灾区赈灾。他说：神的爱不同之处就在于，这爱来自天上，来自无限与永恒，其长阔高深过于人所能测度，因此，神的爱让人更有能力自然而然地、更多地去爱别人，从而比以前做得好些。 

赵晓还强调，人其实是缺乏力量来爱别人的，除非他得到了上帝的爱。他分享到，当他全家都一起跪下来祷告时，很多问题都解决了，并且那种洋溢着的浓浓的爱真的让人想起都很温暖。因为神先爱了人，所以人才能去爱。

赵晓刚信主时，常常传福音，写很多文章呼吁人的灵魂觉醒，充满激情。他的朋友，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何帆博士写文章称他“像个传教士，善辩而平易近人。”不曾想，何帆博士真的受到了影响，现在也已信靠耶稣。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成为基督徒，如今赵晓更多的是在做坚固已信者的信心的工作，并挑战他们将信仰活出来，同建山上之城，让中国变得更美好。他现在呼吁最多的是中国督徒们要用生命活出信仰，活出美好的见证。“我现在做的工作有点象当年‘五月花号’的清教徒，目的是让中国成为新的山上之城，一个更有道德，更能给国人及世界带来祝福的崛起大国”。在赵晓微微的笑容中，透露出更多期待、耐心、包容与安静。 

他身边的香柏领导力机构成都办事处负责人崔立德认为：从赵晓起初写的《有教堂的市场经济和没有教堂的市场经济》，到《有十字架的变革和没有十字架的变革》，透视出他思想的深刻变革，这背后是他所体会到基督信仰的十字架上的舍己的爱，他很希望中国人都能得到这样的圣爱。 

一代代的经济学家自然更迭，在赵晓看来，一个经济学家能否有些洞见为人记得，真的超出了可以把握的范围。他竖起食指，在面前晃了晃，笑着说，“Don't ca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