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商业评论》对德鲁克给出的评价更是至高无上，他永远可以指出一种看事情的新路径、新眼光，所以只要他一发声，甚至只要一提到他的名字，“企业丛林里，就会有无数只耳朵竖起来听”。

　　德鲁克的意义，不仅没有因为互联网时代而消弭，反而随着新经济时代的到来更加意义凸显。

　　1950年代，德鲁克就预测计算机科技，有一天将改写整个世界。1961年，他也早早预言了日本即将崛起，又在日本如日中天的80年代，警示它不久后将遇上成长的郁结。

　　1999年，德鲁克在评论互联网的繁荣时就说：“获取信息的途径并不是最重要的，组织、企业和每个人如何进行调整变革以应对互联网的蓬勃发展才是最重要的”。田涛和吴春波两位教授曾经发出惊叹，这位高龄老人，竟然以先知般的睿智洞悉到了21世纪的组织、企业以及个人的困局与变局。自这番预言之后，10多年来，有多少曾经无比显赫的大企业如雪人一般地融化了。

　　他谈全球化带来的冲击，通过观察一世纪的企业变迁，他道出在新时代的交口企业是最容易掉入各种陷阱。

        德鲁克是第一个将“管理”进行系统化探讨的学者，也是第一个提出“知识工作者”，描绘出“知识型社会”的人。

       在上个世纪的关口，德鲁克就说：“21世纪，管理所能做的与此同样重要的贡献，就是必须提高知识工作者和知识工作的效率”，“提高知识工作者的生产率，是21世纪管理学的最大挑战”，“关于知识工作者的生产率的研究才刚刚起步。在研究知识工作者的生产率方面，我们在2000年取得的进度大概只相当于一个世纪以前，即1900年我们在研究体力劳动者的生产率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这些问题，我们今天的企业已经全面遭遇。

　　他认为管理的本质是激发每一个人的善意，并毕生致力于研究让社会远离痛苦的方法。德鲁克认为管理的实质是要对“人”进行激发和释放，激发每一个人的善意，愿意为他人服务的善意，愿意帮他人改善生存环境、工作环境的善意，以及激发和释放人本身固有的创造价值、为他人创造福祉的潜能和建设能力。他觉得，社会的发展进步，不能通过暴烈的方式，一定有一种方法，能够让文明和人类社会的创造得以保留。也一定有一种方法，去避免人类灾难历史的重演，同时又能推动社会不断进行变革和创新，从而持续进步和发展。他相信，背后的逻辑是管理，管理是为了解决那些带来痛苦的社会问题，这是他的出发点和归宿。

　　他指出无比成功领导者潜在的“危害”越大。领导力最重要的不是领导的魅力，不是能够吸引他人的追随，领导力的核心是把人领导到什么方向去，这才是最重要的。在全球的商界政界，有很多伟大的领导人物，最后发现，其实都是误导，并不是真正的“领导”。为此他举例历史上最成功的市场营销者希特勒和他的宣传部长戈培尔，他们不但忽悠了全体德国人，甚至努力让全世界的人去认同纳粹精神。因此，他深深忧虑并不断告诫，企业家是需要学习理论的，是需要穷根究底的，企业家永远需要有一把尺子，用来建立自己的坐标系：价值观、信念、承诺、承担社会责任、创造新的价值、给顾客、给他人带来承诺。必须永远要有这样清醒的头脑，不断反省自己、检讨自己，才能够接近“文明人追求真理的境界”。

　　他是一个有社会责任的知识分子。德鲁克对“人”的观察，给所有的管理者提供了一个样板、楷模。他“所写的一切无不强调人的多变、多元以及独特之处”。他要对抗的，是一个集权当道、讲求统一与一致的时代。他笃信只有独立和多元的特质，才能护卫人类社会的价值，并培养领导力和公民精神。为此，他自己选择了一个旁观者的角色，选择了广场或者舞台之外的生活（集中在经济、商业、管理领域）。这里的旁观者，更像是哲学家福柯所谓的不与强权者进行权力游戏的人，是一个不放弃独立思考的人，是一个不媚俗的人，是一个尊重人性价值的人。旁观不是过客，旁观，是为了仍旧做一个完整的人、一个自由的人。这是个人化的选择，作为见证人与思考者的选择。

　　已经没有人怀疑他是20世纪最伟大的管理思想家，他本质上是社会观察家、人类预言家。

德鲁克建议管理者去阅读诗歌和练习写小说，认为这是管理者提升自己“最有帮助”的。他曾经认真地研究了当时（20世纪50年代）大学中所开设的课程，发现其中只有两门对于培养管理者最有帮助：短篇小说写作与诗歌赏析。诗歌帮助一个学生练习用感性的、富有想象力的方式去影响他人；而短篇小说的写作则培养你的那种对于人以及人际的入微体察。

　　80岁以后，世人震惊于德鲁克依旧笔耕不辍，1993年还有笔力万钧的经典作品《后资本主义社会》。但是德鲁克说，他在18岁时受一出歌剧震动，那是音乐家韦瓦第在他80岁时写下的最后歌剧“法斯塔夫”。从此他立誓，也要全力以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天。

        他一生充满信仰，坚信的是任何学问都是“接近一种真理”，不仅是管理学，任何学问都如此，必须探索到一个高于我们人类的，人类必须服从、必须尊敬的一种力量。

　　以下是美国电台节目主持人汤姆.阿什布鲁克对彼得.德鲁克的采访纪要：

　　问：您认为全球化对世界及社会带来最大、最深层的改变是什么？政府、企业和人民如何因应这样的改变？

　　答：最根本上的变化，就是各地的消费者能都透过互联网，直接获得信息，而我们也都晓得，任何人只要拥有了信息，就等于拥有权力。

　　问：中国的兴起也影响了世界经济。您观察中国带来的影响是什么？

　　答：现在是全球经济的时代，印度的兴起也非常重要，与中国同样不可忽视。

　　印度拥有世界第二大英语人口，共有一亿五千万人以英语为他们主要沟通语言（他们完全以英语受教育，和配偶也只以英语沟通），更重要的是，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

　　中国快速发展成全世界的“制造工厂”，印度也非常迅速发展为全世界的“信息工厂”，这完完全全改变了世界经济。

　　二次大战后的50年，西方经济体加上日本，所形成的“世界经济”，如今终于实至名归，因为一个真正的世界经济正在成形。在这个体系里，将会有五到六个主要的经济体，而美国主导的北美自由贸易协议（NAFTA）、欧盟，只不过是其中的两大经济体。

问：您观察企业长达数十年，您认为企业能长久兴盛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答：第一，它们都能分辨清楚：它们的事业“是什么”、“不是什么”，这是最基本的第一个条件。因为不断检视自己的事业本质，才能免于让自己走上业务过时或方向愈走愈错的命运。

第二，这些企业都清楚了解，把事业做好，到底需要哪些核心竞争力，而且严厉地、带着批判精神地，不断检视这些能力。

第三，它们永远了解自己的顾客是谁。每个企业都有很多不同的顾客群，长久兴盛的企业了解每个顾客群所重视的、愿意掏钱购买的“价值”是什么——这里还包括企业内部一群很有见识的知识工作者，别忘记，他们永远是企业最核心的顾客群。

在这里我想特别强调网络和PC对“顾客”带来的改变，这牵涉到和顾客的沟通方式。

互联网所带来最基本的改变，就是在网络上是零距离。每个人，包括你散布在全世界的潜在竞争对手，都成了你的邻居。

因此，再也没有所谓“被保护的市场”，也没有所谓“被保护的技术”。想要吸引顾客，这就是当前要面对的处境。

但是PC并没有使人变成不一样的顾客，只是使他们成为不同的购买者，而整个世界都成了他们的邻居，可以自由选购。

而“顾客”重视的价值也没太大变化，从1829年铁路兴起，到今天快要两百年了，自始至终顾客最看重的价值，全世界皆然，就是“沟通”。

问：您刚才提到的企业历久不衰的因素，在未来充满变动的时代，会跟着改变吗？

答：不会。企业存活和成功的基本要素不会改变，但是，它们的运用方法会随时代改变。

问：企业领导人总是担心接班人不够好、好人才不够多。领导人要培养接班人或是经理人，有比较好的做法吗？

答：培养接班人或经理人并没有速成的方法，但有可以早点发生效果的方法，就是“分权”（Decentralization），让干部多接受不同的历练。

分权，让干部能较早站在管理阶层的角度做决策，并且从企业或组织的整体面来思考，而不是仅以个人的专业来思考。

以日本为例来说，培养资深经理人的速度，虽然不如西方国家来得快，但却培养得很扎实。传统的日式组织，在45岁前很少能晋升到资深经理人的职位，不过在这之前，干部必须先历经几种不同的低阶管理职，学习从不同角度思考。

这种做法之所以可行，是因为在传统的日本企业，45岁以前的晋升和叙薪，都是根据年资计算，所以员工之间的竞争并不明显。直到有人被挑中，成为高阶经理人的候选人为止。

除了少数专业人才外，年轻的日本企业或政府经理人，也时常会在不同的部门和专业间轮调，通常三到四年就被分派到不同的工作领域，接受不同的历练。

问：根据你长期的观察，优秀的企业成标杆企业最容易掉入的经营陷阱是什么？

答：企业最常掉进的陷阱，就是无法系统化地抛弃掉不合时宜的、过时的做法，特别是所有那些看起来充满睿智，但却没有用的“伟大创新”。

最成功的企业组织（企业或非营利组织），都会有一套系统化的“抛弃程序”。对许多国家的政府来说，最大的缺点就是没有办法进行抛弃。面对一个过时的政策或方案、已完成了任务的或是行不通的政策，政府的反应通常是：我们再加倍努力吧。

而自由经济的强大力量，就在于它是一个“自负盈亏”的经济。在市场经济中，企业“必须”抛弃无法发挥功效的决策；但是相反的，在计划经济社会里，则是倾向在不会成功的事情上，再加倍努力。

另一个成功企业容易掉入的陷阱，就是以相同的标准衡量旧有事业和年轻事业。然而，新创的事业通常仍在苗圃中孕育，需要不同的衡量标准，往往它被考验的要求，会比旧有的事业更严苛，但是衡量的标准不应相同。

问：您是一位高寿的人，一直高度关注人的生命，以及如何度过人的一生。如今您已95岁高龄，您如何看待人生百年之后的事情？如何看待上帝？您如何看待这个不可避免会面临的时刻？

答：我恰恰是一个非常保守传统的基督徒。句号！

我不去想它。我听从召唤。我的工作不是去想这件事。我的工作是说，“遵命，先生”。的确如此。每天早晨、每天晚上，我都会说，“赞美上帝赋予他的创造物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