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化和社会中，“一切向前看”何时演变成了“一切向钱看”？这五个字中哪一个关键字轻轻拨动了一下方向盘？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突然有一天，我们在经济建设风驰电掣的“磁悬浮”中向外一看，已经置身于一个陌生的世界，并身不由己地远离着心灵中的伊甸园。

在“季铸教授的博客”中写道：“中国是一个无神论的国家。过去，我们追求理想，为理想而奋斗。今天，中国社会已经没有共同的理想和价值……只有财富是中国社会的共同理想和普遍价值，所有人都喜爱的东西似乎只有一个字──钱，财富成为中国社会的共同理想，追求财富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据报载，在一次青年人的网路投票调查中显示，青年人将“追求更多的钱”排在了第一位，占到投票者的72.68%。目前中国人对于金钱追求的动力，超过了其他很多更贫或是更富的国家，表现为一种急于致富的大众心理。这种对金钱的热望并没有随着丰衣足食而缓解，好像一团烈焰般烧遍每个角落，烧得人心焦躁、失去正常思维和感悟的能力，甚至引发种种社会问题和犯罪行为。

针对中国社会目前的“一切向钱看”现象，有许多研究认为是来自于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日本系列纪录片《激流中国》第一集《富人与农民工》，更是将中国贫富差距真实地、以画面惊人呈现，并列为社会稳定的重大危机潜流。纪录片讲述改革开放使一小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造成了富人与农民之间千万倍的财富落差，画面在两个富豪家庭与两个农民工家庭之间切换……令人震惊和唏嘘的仅仅是贫富之差距吗？或者仅仅看到社会的不公义吗？回顾改革开放近三十年的历史，我们不得不深思中国文化中的功利性、实用主义的短视性。

改革之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其用意是刺激人们的致富心理以带动全民族的经济发展。当时生产劳动效率低下、经济发展严重滞后，这一“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的功利实用性政策，使致富、挣钱成了巨大的利益驱动，表面上看确实对中国经济增长有着巨大的社会功能。然而这一政策对于一个无神论的国家，它为社会的不公义制造了藉口，人欲望中的罪性从这个破口烈焰般喷涌而出。

先富起来的人中，不乏靠勤劳与机遇白手起家的平民个体企业家，但更多的是直接或间接的权钱交易，社会公义的倾覆造成了个人道德伦理的滑坡。市场的随机、政策的多变、国企的转型等等，所有市场经济初期必然产生的问题，在这个没有上帝之道作为超越性约束力的社会中，都成了一道道撕开的破口。

传统中依靠人的“自律”、“自我完善”、“自成为义”织成的道德伦理袍子，已是“补不堪补”。“五讲、四美、三热爱”、“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加强法制教育”，树了再多的标兵模范，补增了无数新的法令条律，贪官仍是比比皆是，婚姻仍是纷纷破裂。

是中国仍太穷，还没有富到“知礼仪”的地步吗？在“发展是硬道理”的障目一叶之外，自然家园的破坏、精神家园的荒芜已经是触目惊心。这一切的根源在哪里，是作为流通货币的“钱”吗？还是人的生存定位、价值取“向”？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教导人轻富贵而重礼义、道德的内容。《论语.述而》：“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意思是说：吃粗粮，喝白水，弯着胳膊当枕头，也乐在其中。用不正当的手段得来的富贵，对于我来讲就像是天上的浮云一样。”在孔子心目中，行义是人生的最高价值，“贫而乐，富而好礼者”被他认为是有“义”的人，是人生存的最高境界。

圣经中也说：“用诡诈之舌求财的，就是自己取死；所得之财乃是吹来吹去的浮云。”（《箴言》21：6）

两者的教导看上去很相似，但为何中国的“雷锋”一去不返，而在美国、在教会和查经班里，你却能见到一群群“雷锋”呢？他们如保罗般知道“怎样处富贵，也知道怎样处卑贱”。甚而不以贫为贫、不以富为富，因着耶稣基督在他们里面的生命，就认定自己是富足的，是可以给予的。

人的存在具有现实性和超越性。人作为生命存在，当然有物质的层面，有“活着”的物质需求。但人的生命存在，并不仅仅是物质肉体的存在，不仅仅只有现实性的存在，它还有更为重要的，生命意义的存在性。人本能地在维持自然生存基础上，会力求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从而使自己的生命存在达到更完满的状态。而这个人生价值，取决于他设立的生存定位。

中国文化中的轻商、轻金钱，是建立在以“人的义”（做个义人）为生存价值标准上的。经过文化革命、经济改革等等运动，当人的生存价值一再改变，“清贫有德之士大夫”、“根正苗红的工农出身”、“个人服从集体的一颗螺丝钉”、“劳模”、“万元户”、“财富榜”等等，不同的人生价值观不断解体、新建，建立在此岸人类社会的、境遇性的，人的生存定位也就必然随波逐流，不断变迁。

而在基督教思想中，人的生存价值在于上帝的创造，此刻、甚至整个人世的生命都是短暂的、是住帐蓬的生活，荣辱贫富、顺境困境都有上帝掌管，都是为了人的益处，都是祝福。而生命的意义在于永恒，永恒的家园在天国，存在的最高境界是与上帝同在，因而，人生存的价值和定位是不变的。无论何人，在何境况中，他生命的价值都不比另一个生命贵或贱。虽然美国的社区、消费等都清楚地以贫富划分，社会时尚也风云变化，但生命的快乐与尊严，以及追求，却并没有“一切向钱看”，这与基督教人生价值观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没有对造物主上帝的敬畏与认识，人的生存就成了偶然，无价值预定的“始”，而“终”也是灰飞烟灭。既然生命“产生”并“归于”无意义的进化，此生存在的定位就只能在“此岸”，是境遇性的，随时变化的。我是谁？谁是“人”？都取决于社会当时的定位，人们的追求与努力就只能是，尽量满足这种短暂的、无确定、非真理、甚至无理性的，对“人”价值的定位。

如果否认上帝，就不可能存在一个超越而永恒的生存定位，生命存在的价值就只有当下性和物质性，那么“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生存观和生活方式就成为合理，这正是目前中国社会各种问题的内在基因。从不犯规的人是傻子，犯规而被抓住的是倒霉蛋，对于犯规而又不被抓住的人，人们怀着忿恨羡慕他。

虽然很多调查表明，财富的增长并不能带来幸福程度的增加，虽然绝大多数人不愿意承认“钱”能买到一切，但财富事实上成了“此岸”社会可以定量的物质标准，成了一种生存价值定位，于是，没有超越性生存定位的人就必然被“财富”，或别的相类似物质主义的“定位”所捆绑。

社会经济学者指出：只有当贫富分化与“不公正”、“不合理”、“不公平”相关联的时候，才真正会激化社会矛盾。我赞同这一观点，但对于个体的人，何为“公正、合理、公平”？就是每一个人都本能地从既得利益出发，争取获得并占有最大的“财富”，实现人生价值，满足自己的生存定位。

当“潜规则”的“公平”引起人们正义的愤怒时；当“爱情不排队”遭遇买凶杀母子的“大奶”时；当“有权不用、过期作费”“笑贫不笑娼”成为现实时，市场经济的利益原则、等价交换；不断增厚的法典，层出不穷、顾此失彼、甚至彼此矛盾的条例，真能带来“公义”吗？

和谐、公义的社会是人民和政府共同追求的，然而和谐与公义的基石──生命之平等──来自哪里？短暂若不在永恒之中，此岸若不与彼岸相应，被造者若与创造者隔离，生存只能是无目的的飘泊，道德只能是脆弱易破的自欺。当人们的“头上三尺”已无“神明”时，自律岂能制约罪性，又有什么必要“制约”罪性？更多时候，罪性披上了“本性”的衣袍，堂皇张扬于集市。

当一年轻女孩公然在网上征求被包养，当徵婚启事越来越“交易”赤裸时，公开辩论的双方都“义”正词严。这种以青春作为“原始积累”的合理性可以被讨论，正是基于此岸性的生存定位，是当今的社会土壤提供了其“合理性”。官员们利用权势巧取豪夺、贪污受贿、玩忽职守、媚上欺下；职业道德急速下降，党政军、司法工商屡屡发生腐败大案；就连素来具有神圣感的医疗、教育领域也不再是清洁之地。

不关心社会和他人、自私而唯利是图、麻木不仁只求实利、言行不一轻视诚信、毫无原则失去底线……这一切已经渐渐成了社会中普遍可以认可的为人方式，许多人不问世事、狂热淘金；触犯法律只是轻重、巧笨的区别，经济犯罪大有年轻化、知识化的趋向。

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劳而获是可耻的；政府评劳模带红花，也是为了推崇劳动。然而，从古至今，人们一边无法回避上帝刻在人心版上的律，一边出于肉欲私情悄悄地向往“外财”。劳动的尊严与喜乐只能来自于，上帝造人所赋予人“管理这地”的使命；来自于造物主对生命存在预先赋予的意义。否定了人的被造，就否定了生命价值的预赋性。那么，你可以选择劳动的喜悦，她也可以选择不劳而获的喜悦，何罪之有？

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若我们闭上眼睛，不看他所造的宇宙；塞住心灵，不听良心中上帝的声音；人若否定了永恒与绝对真理的存在，又凭什么确立道德伦理？凭什么认可“良心”的存在？

人们的心灵，却超越了物质、超越了眼见、超越了实利，回应着、呼唤着“天道”；在私欲、物欲的波涛中，无法充耳不闻良心中的责备。今天《伦语》等中国传统文化有复盛之势，正是人们渴望藉着先哲们领悟并记录下来的良心之音、天地之声，来唤醒自己昏睡的良知。但他们以为这良知的声音来自于人，若不能因这声音而认识上帝，良知终必因其难行、不可行、不值得行、行也不得彰，而再次渐渐微弱。

当一个社会以“人本主义”为中心运行时；当这个“人本主义”与“神本主义”彻底隔绝时；当人的社会文化中上帝缺席时，“金钱至上”、“权力至上”、或者“爱情至上”本质上并无区别，而“一切向钱看”所点燃的地狱之火，也原本就在我们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