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们小时候起就接受了这样一种教育：“基督教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几十年来，这一灌输和宣传掩盖了真相，加上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使我们对基督教产生敬而远之的态度。

西方科学文化早在唐朝贞观九年（公元 635年）就有大秦景教传入中国，这是基督教首次进入中国。十三世纪开始，罗马天主教会的传教士也尝试将基督教传入，但大多以失败告终。四百年後，耶稣会的神父们曾小有建树，却在 1722年被逐出。明末清初，利马窦和汤若望在传播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的同时传扬福音，建立了教会的雏形。

从利马窦和徐光启共同合作将西方科学文化介绍到中国起，到今天历经三百多年。历史让中国人认识到科学发展的重要性，但对西方文化的排斥却根深蒂固地存在於人们的潜意识中。西方的科技和文化是同时到达中国的，传教士们向中国的皇亲国戚、达官贵人和平民百姓传讲上帝的话语，建起了尖顶的钟楼，庄严的教堂。但中国人更热衷的是长筒望远镜和音乐自鸣钟。皇宫里还收藏了郎世宁的绘画，清史中记载了康熙曾要汤若望祈福，皇贵妃及皇子因病向传教士求医治的史实。康熙对西方科学文化有浓厚的兴趣，他於 1692年准许自由传教，但於1707年又下令部分禁止。雍正则禁令传教，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也被迫中断长达百年之久。而中国真正建立教会是在十九世纪中叶。

近代中国教会的确从一开始就蒙上了帝国主义的阴影。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结束，战败的清廷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这是一系列不平等、耻辱条约的开端。除割地赔款外，陆续开放通商口岸，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是最早的五个城市。与官员和商人一起到来的还有传教士，因为在不平等条约中还有解除教禁，准许购地建堂的条款。这样，帝国主义侵略和不平等条约就与基督教传教士产生了关联。他们被视为对中国文化侵略的先锋，无可逃遁地背上了“帝国主义工具”的罪名，时至今日仍无法洗脱这一恶名。

事实上，传教士在中国的所作所为与侵略者截然相反。许久以来他们就期待著向中国传扬福音，结果上帝为他们打开了中国之大门。在他们的理解中，这是靠了祷告祈求，决非枪炮征服。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他们在这些通商口岸城市里建立了中国最早的教会。一些来自中国内地会（ China Inland Mission）的宣教士为此奉献了终生。如戴德生一生向中国人传扬福音，他留下了这样的名言：“我若有一千英磅，中国可以全部支取；我若有千条生命，决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不，不，不是中国，乃是耶稣。”即使今天，许多传教士依然坚守这样的信念：“中国啊！我若忘记你，情愿忘记我右手的技巧；我若不记念你……情愿我的舌头贴於上膛。” 1951年被勒令离开中国後，他们始终心系中华，每在祷告中记念。

大陆一开放，他们又继续传福音的工作，甚至到少数民族地区辛勤耕耘，使那里的福音种子生根成长。他们从没有侵略的念头，只是默默地为神的使命奉献。十九世纪末期，中国人开始仇视所有的外国人，原因是西方列强对於毫无还手之力的中国肆无忌惮的侵略。日复一日的屈辱，使民族激愤达到高潮，不堪忍受的中国人开始反抗。

对洋枪洋炮的恐惧，使他们的矛头并没有指向真正的侵略者，而迁怒於平时与他们最为和平相处的洋教士。虽然他们的妻子儿女得到过教会的接济，也知道教会经常把面粉奶粉赈济给穷人。但强烈的民族仇恨，加上复杂的封建传统意识，导致了盲目排外的情绪的出现。教会和传教士变成了直接的牺牲品。陆续发生了重庆教案、扬州教案、古田教案、天津教案和庚子教案。有上千名教士和中国教友殉难，基督徒的头颅被高挂在电线杆上。之後引发了更大的悲剧。劫难过去，许多内地会的教士没有要求赔偿，反而回到当地继续他们的工作。因为，他们也一样同情中国人民的不幸，要用爱和信任化解这种民族情结。

正是这种爱的努力，使基督教在廿世纪初叶的中华大地上有了第一次奋兴，一批中国基督徒成长起来，外国传教士的本土性加强了，两者的融合成为日後中国教会的基础。同时，在世界各地的基督徒和教会的支持下，中国许多城市建起了教会医院、教会学校，并资助留学生到海外学习，他们中有很多人成为基督徒。其中，包括受教会学校培养留学美国的中国第一位留学生容闳和第一位学成回国服务的女基督徒医生石美玉。

鲜为人知的是基督徒也为中国革命做出过卓越贡献，他们投身於革命洪流。广州起义黄花冈七十二烈士中就长眠著多位基督徒；早期民主革命的领袖之一陆皓东就是基督徒，他的革命理念也源於此；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历程从伦敦、檀香山到旧金山，得到许多基督徒的支持和拥护。他把华侨称为“中国革命之母”，一些基督徒华侨出钱出力，对民主革命的胜利功不可没。後来，孙中山先生也成为基督徒，他的“天下为公”思想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升华。这些都不是用“基督教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的论调可以掩盖的。

协和医院今犹在提到“基督教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就必然会联想到北京协和医院（ Union Hospital）。因为根据这种论调，教会兴办的医院也成为罪证，协和医院则首当其冲。文革期间，医院一度被迫关闭，所有的医护人员下放，院内举办“控诉帝国主义宗教侵略展览会”。後来，医院还曾几易其名，但历史证明，那些政治名称只不过是过眼烟云，北京协和医院还是保持了它原有的名字。

回顾其早期成立历史，的确和教会的热心人士密不可分。除占地建筑外，海外的教会捐献了相当一部分款项，购置医疗设备。一些基督徒远渡重洋，到中国来行医布道，并为中国培养了一批医护人员。协和医院很快就成为中国集教学、研究和医疗於一体的最好的医院。同海外的基督教医院一样那里也有小教堂、牧师，医院的工作人员和病人都可以去祷告崇拜。了解了这些便能清楚地认识到，所谓的“拿中国人做实验”、“强迫医护人员信教”等等，不过是欲加之罪的惯用伎俩。文革中医院里的基督徒医护人员和工友遭到惨无人道的迫害，但一些侥幸活下来的人仍坚持他们的信仰，而且他们的後代中基督徒的人数更增加了。

协和医院仍旧是中国最好的医院。人们会记住她的历史。从京师大学堂到北大1807年，最初中文圣经的翻译者之一 马礼逊受英国教会差派来到中国。他创办了英华书院，成为西式教育的开端。以後，基督教会陆续在中国开办了许多学校，培养了一批批人才，为中国贡献良多。这恐怕不是用“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能抹杀的。清政府在戊戌变法後开办的京师大学堂一直被当作北京大学的前身。

但是，一 所封建王朝的学府是如何成为中国最具思想学术创造力的高等院校，其中也不乏宗教思想的影响。她之前的燕京大学就是由教会有关人士兴办的。当时的学校里有神学研究，在学校的红楼旧址，设有专门的祷告室，图书馆内也有祈祷的地方。司徒雷登因为毛泽东的一篇文章〈别了司徒雷登〉而名噪中国，当然他由一 个传教士成为美国驻华大使，又变作中共攻击的口实，但他对北大的贡献也不可磨灭。他五十年前兴建的两所体育馆至今仍在使用，而北大第二体育馆还曾是基督教青年会的活动中心，这一史实，恐怕已少为人知了。

人们只记得 47、 48年北大领导过风起云涌的学潮，而与此同时，北大的学人也发起了校园福音复兴的运动，组织成立了北平基督徒学生团契，成为传扬福音的中心。今天这所中国的最高学府依然保留了这一传统，一 些基督徒的老师、学生仍在为神作工。谴责八国联军“披著宗教外衣的特务”这一指责，在是非颠倒的年代里我们听到过许多。在这种思潮影响下的文艺作品也常常把牧师、神父当作反面人物来描写。而从实际情况分析这类的诬蔑便不攻自破了。

当时的传教士需要经常写信向差会报告所在地的情况，提出代祷事项，介绍教会的状况。作为历史资料，现在可以很详尽地查阅到他们书信往来的内容，从中不但难以发现名类不实的指责，相反我们会被他们强烈的爱心深深的打动。在八国联军蹂躏北京之後，内地会的宣教士首先发出谴责，在他们所写的信中大量揭露了侵略者的暴行，强烈表达了中国人的愤慨：“古都北京闯进了两个海盗，烧杀抢掠，他们一个叫英格兰，一个叫法兰西……”。後来马克思在文章中同样引用这段话。

教会力求本土化从另一方面来说，中国教会在成长过程中为摆脱笼罩在头上阴影，作出了长期不懈的努力。历史的误解和文化的冲突所带来的创伤，给基督教教会的磨难，反而使真正的基督徒更加成熟。二十年代末三十 年代初，中国的教会便提出“自立、自养、自传”的“三自政策”。这对於当时的教会是艰难的抉择，靠著对神的坚定信仰和神的保守，他们把基督思想植根於中华文化的沃土中，神使华夏大地上奇妙的出现了大复兴。他们的代表有王明道、杨绍唐、倪柝声和宋尚节等。

到 1949年，中国的教会与西方差会之间已基本形成属灵的相互关心的关系。教会的本土化、中国化已得到肯定，这在许多海内外出版的书籍和发表的文章中都可以得到证明。但这一重要的事实在後来却被别有用心的纂改和抹杀了。

很多人为维护历史的真实和信仰的真理付上了生命，使我们更有必要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因为，基督教非但根本不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与此相反，它对中国科学、文化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也让更多的人有了真正的信仰，知道了真理。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圣经是神告诉我们的真理，其中没有一丝一毫是帝国主义的。我们应当勇敢地相信，勇敢地追求，勇敢地传扬神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