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创制用拉丁字母拼写汉字读音的方案的西洋人是意大利人利玛窦（Matteo Ricci），他是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出生于意大利马尔凯大区，1582年应召前往中国传教，他从西方带来了许多用品，比如地图、星盘、三棱镜等。其中还有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利玛窦带来的各种西方新事物，吸引了众多好奇的中国人。特别是他带来的地图，令中国人眼界大开。不仅如此，他还在用拉丁字母给汉语汉字注音的第一人。

万历三十年即1602年，利玛窦开创太西字母，实际就是一种拉丁拼音方案，但对于利玛窦来说几乎都可以把这个看做是拉丁化的汉语。该方案是共有26个声母，44个韵母，5个声调，利玛窦用这个拼音方案记录了当时的汉语，这个可从其留世手稿上看到。1605年他（明朝万历三十三年）在北京出版了《西字奇迹》一书。

与此同时，与利玛窦几乎同一时期的其他一些宣教士如郭静居（Lazane Cattane）、庞迪我（Diegeo de Pantoja)也有自己的拼音方案。公元1610年，法国有个传教士叫金尼格莱来到了中国，他是个中国通。他在利玛窦他们三人的基础上，1626年写了一本《西中儒耳目资》的书中，首次准确地用拉丁拼音字母记录了汉字的读音——使用25个字母（5个元音字母，20个辅音字母）和 5个表示声调的符号可以完全拼出当时的官话，这是中国第一部拉丁化拼音字字汇。金尼阁此书中的声韵表如下图：

和利玛窦一样，其他的传教士实际是用这个拼音方案来记录汉语的，但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这个也许只是个有启发的拼音方案而已，不过对于这些传教士的中国友人来说，这些个拼音方案不但对他们在汉字音韵学上的帮助很大，而且直接引发了中国文字拼音化的设想。然而在两三百年间，利玛窦和金尼阁的方案只是在外国传教士中使用，没有在中国人当中广为传播。

到了1815年至1823年 ，在广州传教的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编了一部《中文字典》，这是最早的汉英字典，字典中用他自己设计的拼音方案来拼写汉语的广东方言，实际上是一种方言教会罗马字。接着，在其他的方言区也设计了不同方言的方言教会罗马字。其中厦门的“话音字”1850年开始传播，仅在1921年就印刷出售五万册读物，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前，大约还有十万人左右使用这样的方言教会罗马字。其他各地的方言教会罗马字，在南方的通商口岸传播，主要用来传教。

1867年，英国大使馆秘书威妥玛(Thomas F. Wade)出版了北京语音官话课本《语言自迩集》，他设计了一套拼写法，用拉丁字母来拼写中国人名、地名和事物的名称，叫做“威妥玛式”。

1931年到1932年间，有两个外国传教士提出了“辣体汉字”，这是一种根据《广韵》设计的、以音节为单位的汉语拉丁字母文字，同音字几乎都有不同的拼写法，拼写的是方言。

这些用拉丁字母拼写汉字的方案，对近现代中国汉字改革运动有较大的影响和示范作用，是国语罗马字与拉丁化拼音文字的启蒙。

至于中国人为汉字注音的始作俑者，当属厦门卢赣章1892年发表的“中国第一快切音新字”厦腔读本《一目了然初阶》，拉开了清末切音字运动的序幕（卢戆章认为：“中国字或者是当今普天下之字之至难者。”但他并不主张废除汉字，而是主张“切音字与汉字并列”，通过切音字“可无师自识汉文”，是切音字运动的一个普遍观点）。1913年“读音统一会”制订了40个“注音字母”；1926年钱玄同、黎锦熙、赵元任等制订了“国语罗马字”；1933年，瞿秋白、吴玉章等制订的“拉丁化新字”诞生。这些都为“汉语拼音方案”的逐步完善起了推动作用。

汉语拼音(Chinese phonetic alphabets)，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汉字拉丁化方案，源于近代以来在中国开展了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中国的拉丁化新文字是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苏联创制的。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着手研制拼音方案。1949年10月成立了民间团体“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协会设立“拼音方案研究委员会”，讨论拼音方案采用什么字母的问题。

解放后成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周恩来总理直接领导．在过去的拼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1952年起从事自创字母工作，后因效果不好，决定采用拉丁字母。1956牛文改会发表了“汉语拼音草案”，经多次讨论、修订，于1 957年11月由国务院全体会议第60次会议通过，并于次年2月，由第—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批准推行。最后签字者是周恩来总理，这就是现在的“汉语拼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