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动！杨绛先生与劳神父的故事

怀念劳神父

　　我小时候，除了亲人，最喜欢的是劳神父。什么缘故，我自己也不知道。也许因为每次大姐姐带了我和三姐姐去看他，我从不空手回来。我的洋玩意儿都是他给的。不过我并不是个没人疼的孩子。在家里，我是个很娇惯的女儿。在学校，我总是师长偏爱的学生。现在想来，大约因为劳神父喜欢我，所以我也喜欢他。

　　劳神父第一次赠我一幅信封大小的绣片，并不是洋玩意儿。绣片是白色绸面上绣一个红衣、绿裤、红鞋的小女孩，拿着一把扇子，坐在椅子上乘凉。上面覆盖一张卡片，写着两句法文：“在下学期再用功上学之前，应该好好休息一下了。”“送给你，最小的妹妹”。卡片是写给大姐姐的，花字签名的旁边，还画着几只鸟儿，上面还有个带十字架的标记。他又从自己用过的废纸上，裁下大小合度的一方白纸，双叠着，把绣片和卡片夹在中间，面上用中文写了一个“小”字，是用了好大功力写的。我三姐得的绣片上是五个翻跟斗的男孩，比我的精致得多。三姐姐的绣片早已丢到不知哪里去了。我那张至今还簇新的。我这样珍藏着，也可见我真是喜欢劳神父。

　　他和我第一次见面时，对我说：他和大姐姐说法语，和三姐姐说英语，和我说中国话。他的上海话带点洋腔，和我讲的话最多，都很有趣，他就成了我很喜欢的朋友。

　　他给我的洋玩意儿，确也是我家里没有的。例如揭开盒盖就跳出来的“玩偶盒”（jack-in-the-box）；一木盒铁制的水禽，还有一只小轮船，外加一个马蹄形的吸铁石，玩时端一面盆水，把铁制的玩物浮在水上，用吸铁石一指，满盆的禽鸟和船都连成一串，听我指挥。这些玩意儿都留在家里给弟妹们玩，就玩没了。

　　一九二一年暑假前，我九岁，等回家过了生日，就十岁了。劳神父给我一个白纸包儿，里面好像是个盒子。他问我知不知道亚当、夏娃逐出乐园的故事。我已经偷读过大姐姐寄放在我台板里的中译《旧约》，虽然没读完，这个故事很熟悉。劳神父说：“好，我再给你讲一个。”故事如下：

　　“从前有个叫花子，他在城门洞里坐着骂他的老祖宗偷吃禁果，害的他吃顿饭都不容易，讨了一天，还空着肚子呢。恰好有一个王子路过，他听了叫花子的话，就把他请到王宫里，叫人给他洗澡，换上漂亮衣服，然后带他到一间很讲究的卧室里，床上铺着又白又软的床单。王子说：这是你的卧房。然后又带他到饭厅里，饭桌上摆着一桌香喷喷、热腾腾的好菜好饭。王子说：这是我请你吃的饭；你现在是我的客人，保管你吃得好，穿得好，睡得好；只是我有一道禁令，如果犯了，立刻赶出王宫。

　　“王子指指饭桌正中的一盘菜，上面扣着一个银罩子。王子说：这个盘子里的菜，你不许吃，吃了立即赶出王宫。

　　“叫花子在王宫吃得好，穿得好，睡得好。日子过得很舒服，只是心痒痒地要知道扣着银罩子的那盘菜究竟是什么。过了两天，他实在忍不住了，心想：我不吃，只开一条缝闻闻。可是他刚开得一缝，一只老鼠从银罩子下直蹿出来，逃得无影无踪了。桌子正中的那只盘子空了，叫花子立即被赶出王宫。”

　　劳神父问我：“听懂了吗？”

　　我说：“懂。”

　　劳神父就把那个白纸包儿交给我，一面说：“这个包包，是我给你带回家去的。可是你得记住：你得上了火车，才可以打开。”我很懂事地接过了他的包包。

　　从劳神父处回校后，大姐姐的许多同事——也都是我的老师，都知道我得了这么个包包。她们有的拿来掂掂，摇摇；有的拿来闻闻，都关心说：包包里准是糖。这么大热天，封在包包里，一定化了，软了，坏了。我偷偷儿问姐姐“真的吗？”姐姐只说：“劳神父怎么说的？”我牢记劳神父嘱咐的话，随她们怎么说，怎么哄，都不理睬。只是我非常好奇，不知里面是什么。

　　这次回家，我们姐妹三个，还有大姐的同事许老师，同路回无锡。四人上了火车，我迫不及待，要大姐姐打开纸包。大姐说：“这是小火车，不算数的。”（那时有个小火车站，由徐家汇开往上海站。现在早已没有了。）我只好再忍着，好不容易上了从上海到无锡的火车，我就要求大姐拆开纸包。

　　大姐姐撕开一层纸，里面又裹着一层纸；撕开这层，里面又是一层。一层一层又一层，纸是各式各样的，有牛皮纸，报纸，写过字又不要的废稿纸，厚的、薄的、硬的、软的……每一层都用浆糊粘得非常牢固。大姐姐和许老师一层一层地剥，都剥得笑起来了。她们终于从十七八层的废纸里，剥出一只精致美丽的盒子，一盒巧克力糖！大姐姐开了盖子，先请许老师吃一颗，然后给我一颗，给三姐一颗，自己也吃一颗，就盖上盖子说：“这得带回家去和爸爸妈妈一起吃了。”她又和我商量：“糖是你的，匣子送我行不行？”我点头答应。糖特好吃，这么好的巧克力，我好像从没吃过呢。回家后，和爸爸妈妈一起吃，尤其开心。我虽然是个馋孩子，能和爸爸妈妈及一家人同吃，更觉得好吃。

　　一九三○年春假，我有个家住上海的中学好朋友，邀我和另一个朋友到她家去玩。我到了上海，顺便一人回启明去看看母校师友，我大姐还在启明教书呢。我刚到长廊东头的中文课堂前，依姆姆早在等待了，迎出来“看看小季康”，一群十三四岁的女孩子都跑出来看“小季康”。我已过十八周岁，大学二年级了，还什么“小季康”！依姆姆刚把学生赶回课堂，我就看见劳神父从长廊西头走过来。据大姐姐告诉我，劳神父知道我到启明来，特来会我的。他已经八十岁了，大胡子已经雪白雪白。他见了我很高兴，问我大学里念什么书。我说了我上的什么课，内有论理学（编者注：逻辑学），我说的是英文logic，劳神父惊奇又感慨地说：“Ah！Loguique！Loguique！”我又卖弄我自己学到的一点点天文知识，什么北斗星有八颗星等等，劳神父笑说：“我欢迎你到我的天文台来，让你看一晚星星！”接下来他轻吁一声说：“你知道吗？我差一点儿死了。我不久就要回国，不回来了。”他回国是落叶归根的意思吧。他轻轻抱抱我说：“不要忘记劳神父。”我心里很难受，说不出话，只使劲点头。当时他八十，我十八。劳神父是我喜爱的人，经常想念。

　　我九十岁那年，锺书已去世，我躺在床上睡不着，忽然想到劳神父送我那盒巧克力时讲的故事，忽然明白了我一直没想到的一点。当时我以为是劳神父勉励我做人要坚定，勿受诱惑。我直感激他防我受诱惑，贴上十七、八层废纸，如果我受了诱惑，拆了三层、四层，还是有反悔的机会。但是劳神父的用意，我并未了解。

　　我九十岁了，一人躺着，忽然明白了我九岁时劳神父那道禁令的用意。他是一心要我把那盒糖带回家，和爸爸妈妈等一起享用。如果我当着大姐那许多同事拆开纸包，大姐姐得每人请吃一块吧？说不定还会被她们一抢而空。我不就像叫花子被逐出王宫，什么都没有了吗！九岁听到的话，直到九十岁才恍然大悟，我真够笨的！够笨的！

　　我从书上读到有道行的老和尚，吃个半饥不饱，夜里从不放倒头睡觉，只在蒲团上打坐。劳神父也是不睡的，他才有闲空在赠我的糖盒上包上十七八层的废纸。劳神父给我吃的、玩的，又给我讲有趣的故事，大概是为他辛勤劳苦的生活，添上些喜爱欢乐的色彩吧！

（杨绛先生，曾就读于天主教启明中学（现上海第四中学），就是在这里，小杨绛与劳神父成了好朋友。晚年撰文《劳神父》以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