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媒体看教会如何面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颠覆性冲击

教会对新媒体事工或者说对媒体宣教一直以来都有几种不同的看法和态度。第一种是保守派，对媒体基本抱持负面的态度，认为即便有些效果，也很有限，弊大于利，不如不做。“宁要社会主义的苗，不要资本主义的草！”第二种是工具派。媒体是工具，拿来利用便是。“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第三种是辩证派，有好处也有坏处。“既不能用其好否定其不好，也能用其不好否定其好。” 但不管哪一派，基本上都认为媒体宣教是专业机构和专业人士的事，教会或可支持，但能参与的地方有限。

态度决定行为，认识决定态度。这些观点也都有其不同的时代处境。而随着新媒体的快速发展，传播要素和模式产生了颠覆性的改变，我们对新媒体事工即媒体宣教的认识也需要相应的学习和更新。本文旨在抛砖引玉，希望可以激发大家思考，一起探讨。

美国学者H‧拉斯维尔于1948年在《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一篇论文中，提出了构成传播过程的五种基本要素，形成了后来人们所说的“五W模式”，即：Who（谁）、Says What（说了什么）、In Which Channel（通过什么渠道）、To Whom（向谁说）、 With What Effect（有什么效果）。以移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为主要特征的新媒体对这五个要素产生了颠覆性的改变：传播者由组织化了的职业传播者，扩充为每一个使用新媒体的人，人人皆媒体。传播信息则由集中化、公众化、普遍化、主流化发展成为全面化、个人化、个性化和非主流化。信息严重过剩；传播媒介更为多元、受众参与层面和参与性大为提高。万物皆媒体，互动成王道；传播者与接收信息的角色定位和相互关系发生转变，前所未有地使自我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这几种传播类型，实现了完美的结合。也因为以上的转变，传播的效果极大扩展，对社会议题、政治民主、思想观念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新媒体的颠覆性特质，也正恰恰反映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时代性特质。就是颠覆各行各业，改变各族各民。

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以互联网产业化、工业智能化、工业一体化为代表，以人工智能、清洁能源、无人控制技术、量子信息技术、虚拟现实为主的全新技术革命。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指出：“与以往历次工业革命相比，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以指数级而非线性速度展开。当前各项突破性技术的发展速度可谓史无前例。此外，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颠覆所有国家几乎所有的行业。这些变革将产生极其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彻底改变整个生产、管理和治理体系。”具体直观地讲，则比如Uber(优布)、滴滴打车之于出租车行业、淘宝网之于零售业、互联网金融之于银行业的冲击，特别是微信支付，则使中国一步跨越了信用卡时代。

对于教会而言，所带来的改变也可以切身体会。比如理论上讲，中国目前还没有放开基督教电台电视台的开办以及报刊杂志的出版发行，然而新媒体的出现则使一切既成事实，难以屏蔽，不可逆转。个人、机构乃至教会的微信公号已经成百上千。然而到今天，我们必须坦诚地讲，还有很多教会对新媒体仍然心存疑虑，一些开始使用的也停留在非常表面的阶段。媒体专业机构成功实现新媒体转型的也屈指可数。至于对第四次工业革命及其对教会带来的冲击，教会特别是华人教会对其严重性更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重视。殊不知，第四次工业革命冲击最大的就是传统的、实体性质的、权威型组织机构。教会可谓首当其冲。试想随着虚拟实境等相关技术的日趋成熟，人类无需面对面就可以达到相同的交流效果和感受，实体教会要以怎样的一种方式存在和维系？再如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机器人牧师的讲道不但篇篇精彩，而且透过大数据的分析变得更合受众需要，甚至更“基于圣经”，牧师又当如何自处？事实上技术上讲这些已经成为现实，大规模低成本应用于生活各层面可能也就不过三五年、最多十年的时间。

在持守真道、尊重传统的同时，教会乃至宣教的一些传统观念、思维方式和治理模式都必须改变更新，需要主动学习，积极探索因应之道，更需进行神学上、伦理学上等各方面的深入的思考和回应。

个人以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一些核心理念和基督教的思想非常接近或相似。比如“物联网”形象地体现了“万事互相效力”，“共享经济”则可以说是“凡物共用”的绝佳实践。“人人皆媒体”对应“信徒皆祭司”，“万物皆媒体” 岂非“诸天诉说神的荣耀”？！

以新媒体为例，新媒体时代所强调的互联网思维的核心特征是Online 2 Offline，即所谓的O2O。O2O不单是指从线上到线下，更是指连接与融合。对于福音传播而言，“连接”其实就是生命影响生命。这是传播的本质、更是福音传播的本质。而人类史上最伟大、最成功、最能体现传播本质的新媒体传播案例，最动人也是最有效、最值得我们效法的传播模式就是：道成肉身。基督从天上降卑人间，使我们得以与神和好，恢复连接，不就是最经典的O2O吗？

新媒体时代每个人都成为信息的发布者，同时每个人就是信息。我们所效法的基督既是信息本身，也是信息的传播形式。“道成肉身”要求传播者不仅需要重视传播的内容品质，更要重视传播者自身的生命品格；不仅仅重视传给了多少人，而更重视多少人生命因此而改变；不仅仅重视提高传播效果的技术手段，更重视传播过程中是否彰显了神的荣耀。“人人即媒体、万物即媒体”的新媒体时代，更带给我们对媒体宣教事工的一个全新认识，或者说回归本质的一个认识，即基督徒即媒体、教会即媒体。宣教成为信徒的生活方式，朋友圈就是你我的牧场。媒体是教会的天然属性，也是其功能体现。教会和信徒需要探讨的不是该不该、能不能的问题，而是在不同时代下当如何有效使用与发挥的问题。

另外，新媒体的应用使基督教传播扩展到了巨大的公共空间，使其不可避免地具有了强烈的公共性，为基督教传播进入主流、影响社会带来了极大的机会。某种意义上讲，新媒体把教会的公共性激发了出来，使中国教会在话语权的层面上，不再是地下教会、家庭教会。而教会则必须积极探索新媒体时代的宣教模式，才能更为有效地传扬福音。否则就很容易就丧失了新媒体所带来的在公共空间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将对自身事务、身份、理念和信仰的解释权拱手相让，甚至让异端乘虚而入，影响败坏基督教的社会观感和形象，使福音的土壤更加坚硬。

概括地讲，基督教的公共传播，就是在各样的社会环境和公共语境中，主动调适，积极回应社会有感需求，精准把握尺度禁忌，以高度处境化的形式传扬真理，见证基督，荣耀上帝。传播对象是公众，既包括基督徒，也包括非基督徒；面向包括教会在内的整个社会。传播内容由 “ 信仰的意义” 延伸到 “社会的意义”，扩及多元的世俗议题与普世价值。传播对象由 “信徒取向”，扩展到 “大众取向”。 

当然教会的公共性不只体现在宣教和传播之上，更体现在崇拜、牧养、慈惠等教会的各项事工之上，也在其标语横幅、福音单张、周报设计、圣诞晚会乃至建筑设计等各个细节当中。简单地讲，教会的公共性也正是传统的牧区概念(parish)所表达的教会对所在社区的属灵责任 ，是教会作为基督徒社群的必然属性。囿于历史文化、神学传统和当前政体的限制，中国教会的公共性一直处于被动和主动中的压抑状态，与时代发展严重不符，需要教会高度的加倍的重视。当然，强调基督信仰的公共性并非不注重个人与上帝的关系，也不是要凭借人的力量，去创造出上帝的国，而是要成为山上的城，上帝荣耀的见证。教会需要整全而平衡的神学指导，以免以偏概全，矫枉过正。

2017年就是宗教改革500周年。1517年10月31日，路德将他的《九十五条论纲》张贴在了威登堡大学的教堂门口。借印刷术之力，两周后传遍德国；四周后各种译文传遍了全西欧。《九十五条论纲》本是用拉丁文写成，再翻译成德语的。路德很快就意识到这不是普及大众的最好方法。次年3月他出版的《论赎罪券与恩典的布道》便转而使用德语，并避免使用地域性词汇，从而保证了莱茵到萨克森等地都能读懂他写的意思。甚至许多人认为这是宗教改革真正的起点。

除了小册子之外，宗教改革的主要传播形式还有民谣和木刻画。那些民谣通俗上口，夸张搞笑，被印成不同形式的单张派发，通过公共练习被广泛传唱。木刻画则将醒目的图案和易懂的文字绘制成一张大字报，可以将讯息传达给文盲和半文盲，也可作为布道者的视觉辅助工具，从而广为流传。

今日教会可以从中有很多学习。首先是对新技术的重视和使用。一般认为， 正是由于印刷术的发明，为宗教改革运动的推动带来了重大的影响。其次则是对图文音像多种媒体形式的善用，使此运动深入社会各阶层，赢得人心。 当然还有其对公共传播的重视。路德没有把 95 条只是放在神学院里搞学术研究，而是贴在了教堂门口这一相当于公共论坛的地方。他更主动调适，使用受众最能接受的语言和形式来传播。最终使得宗教改革运动不仅带来了基 督教的归正和复兴，更直接促进了整个西方文明的进步和转型。对于今日拐 点上的中国教会，有着极为重要的启发意义。

面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冲击和新媒体带来的机会，我们首先需要的改变观念，树立积极的心态，拥抱新鲜科技，大胆尝试，更要有愿意奋起直追，迎头赶上的使命感，紧迫感。

一个当下可以积极探索的方向就是打造智慧教会。透过使用信息技术和相关科技，将有形教会与无形教会充分连接，形成协同效应，有效使用教会资源，培养创新和学习文化，促进教会增长和国度的扩张，引领人敬畏耶和华，认识至圣者。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未来人所从事或许将只剩下创意、情感以及道德和宗教方面的工作。但只依靠神学知识和社会知识来牧养教会的牧者必定被淘汰。信徒需要道成肉身的牧者活在他们当中，成为生命的见证，这是机器人牧师永远无法替代的。牧者需要回归牧养的本质，“以专心祈祷传道为业”，讲道与诗歌敬拜需要有来自圣灵的感动和能力。

信息技术的能力每年都在成倍递增，而同等功能产品的成本却每年减半。新媒体大大降低了媒体宣教的技术和成本门槛，个人与教会似乎很容易就可以开始相关事工。但也正因如此，信息的过剩使得有效传播变得更为困难。新媒体宣教需要教会与专业机构，与意见领袖和信徒，与其他教会更为紧密的联合，形成矩阵，方能有效地发挥影响力。

与过去相比，我们高兴地看到今天教会对新媒体越来越重视，其中很多已经努力开展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我们必须承认这还远远不够。在我们编辑《教会如何使用新媒体》和《基督徒如何使用新媒体》这两本文集的时候，就发现相关题目的文章实在寥寥，而其中大都还在动员的层面。当然这也真实地反映出当今华人教会新媒体事工的阶段和水平，实在是我们大家需要努力，再努力。另一方面，也更让我看到了这两本文集的必要与迫切，这些分享的可贵与重要。求神使用这本文集，能够帮助教会不但明白为何要开展新媒体事工，更能了解如何使用新媒体。或许这不是一部可以照搬的操作手册，而是一本启发思考的参考阅读，可以激发你潜藏的使命与创意，不是去效法這個世界，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悅的旨意。” (罗马书12：2)说到底，“如何使用”的关键，就在于“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