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徒怎样影响你所居住的城市
李晋&马丽
当人类密集居住在一起，就有了城市。随着物质的改善，安全感却在流失，这是一个吊诡的现象。城市里的人们普遍存在焦虑状况。基督徒是住在“巴比伦城”中的异乡客，你是身陷这城市的试探，还是为义作见证？我们有责任让一种逆文化生长出来，为这城市各族群求平安。
该隐建造了一座城。----创世记4:17
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与那城。----启示录21:26
根据全球人口数据，在2007年，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城市人口比例超过50%。对于持进步观的人们来说，城市化是一个值得庆贺的趋势。“城市生活”是年轻人所追逐的，人们的希望被世界级大城市的经济走向牵动，他们的梦想是成为这些现代都市中打拼成功的一员。可是随着城市化不可逆转的趋势，焦虑也在城市人群中蔓延开来。
统计数据：全球城市人口比例增长的趋势
随着全球人口向城市倾斜，城市事工也必然成为一个明显的需求。我们如何理解城市文化？怎样把福音带给焦虑的人群？教会对城市文化的理解，可以受益并突破世俗社会学家的思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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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趋于理性，却失去人性？
社会学家这样理解城市化：它始于人群的一种自然聚集效应（conglomeration effect）：人们密集居住在一起，可以更有效地交换商品、共享能源、进行决策、思想碰撞。韦伯1913年《城市》一书中提出“理性化”命题。现代社会的“理性化”过程指的是社会的宗教、传统、价值和情感，逐渐被一些理性的、可计算的、有效率的变量代替，例如国家科层制度、高效居住空间、城市规划等。他强调，这个脱离传统社会秩序的过程，在时间、空间上与宗教秩序退出社会结构和世俗化是高度相关的。
齐美尔（Simmel）也曾思考过城市空间对人的影响，他在《城市与心理生活》（1903）一文中提出过一个“匿名性”（anonymity）的概念：人口密度高、流动性大，让社会关系成为转瞬即逝的（transient social relationships），以至于人与人之间冷漠疏远。正如韦伯所说的，社会理性化会制造出自己的铁笼（iron cage），即将人框定在追求效率、理性计算和高控制率的制度中，失去人性化（depersonalization）。城市文化将金钱和成就作为人价值的尺度，但也掏空了社会关系。这些心理过程带来的是城市焦虑症和人的坐标迷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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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社会学讨论可以帮助我们分析现象，但仍局限在现象范围内无法解释以下更深入的问题：人类为什么倾向于密集居住在一起？除了经济效率，还有其他原因吗？若人的需求可以更好地被城市环境服务到，在城市社会中的人们，在物质上比农业社会改进很多，那么，为什么他们仍会感受到一种存在的焦虑？
当代法国社会学家、神学家埃吕尔（Jacque Ellul）在《城市的意义》（The Meaning of the City）一书中以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建造城的人开篇，就是亚当的儿子该隐：
“当该隐在一个地方定居后，他做了两件事，让他能忍耐所受的咒诅：他与妻生子，他建了一座城。…他借着生养儿女来满足对永恒的渴望，借着建一个属于自己的地方、一座城，来满足对安全感的渴望。…这城是他安全感的物质标志。…他用自己的城来代替上帝的伊甸，用自己的人生目标代替上帝。” （基于创世记4章9至17节）
埃吕尔将基督教人论、末世论与社会学洞见结合在一起，试图阐释他对圣经中“城”的理解，。在圣经中，城市具有一种属灵影响力，它是罪人借助才能、理性、自立而建造的产物。人们制造出一个高效、便利的人工空间，但实际上生活在一种属灵隔绝、自立自足和对强权的追逐中。神学家霍志恒（Geerh¬¬¬ardus Vos）也认为“城市，虽然是文化的加速引擎，也是罪之能力的加速器（摩3:9；弥1:5）。” 当代护教学家提摩太凯勒（Timothy Keller）的观点比较积极，他认为这第一个城是因该隐寻求世上的安全感而建造的，而上帝也允许他这样建造（创4:14-15）；第一个城是一个避难所。此外，创世记这一段将城的建造与文化的创造联系在一起。人因上帝所恩赐的创造力，开始积极加入创造工作的延续（ongoing work of creation），就是借着造出文化和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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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吕尔还提到创世记11章4至8节关于巴别塔的叙事。他认为，“塔”并不是这一段经文的重点，而应该是“城”和“名”。这座塔城是为了获得名声而建的（“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它的高度代表一种权力。他们建造的动机，是让人类的名与上帝的名分别开来，而这是一个彻底反叛的姿态。埃吕尔说，他们要这座塔城扮演一个双重的角色，它既是人类集体成功征服他们漂流状态的一个证明，也要成为这一胜利的纪念碑。 这是一个城市形成的普遍规律：属灵的反叛让人要聚集建造；而一旦建立后，城市又继续指引并改变人的属灵面貌。
“所以，城之建造的每一方面都有要将上帝排除在外的倾向。…启示录中一个常见信息让我们看到，城的败坏影响力不仅仅施行在居民身上。地上的君王和商人也因与她接触而败坏了（启示录17:2）。…在她的影响力之下，他们的商业限于奢侈品，不是人生活的必需品，而是为了大城之诱惑权力存在的。…一切都是为了诱惑人，不让他们按植入他们心中的需要去寻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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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吕尔基于他对启示录中“巴比伦”城的理解，认为城市有一种末世本质（eschatological nature）。人口聚集本身并不是问题，问题在乎一种反叛、自立精神，而人口聚集带来一种放大效应，让这种精神和心态蔓延。上帝所咒诅的是反叛的权力和罪，这些在城市中会更集中体现出来。凯勒也指出，“巴比伦城”是人类文明的终极之城，也是人类自私、骄傲和暴力的顶峰。
基督徒是住在“巴比伦城”中的异乡客，也是被掳的，但上帝承认是要他们住在其中，却不属于这个群体，而是要为义作见证，亚伯拉罕为索多玛代祷大胆时，想到的是上帝必纪念城中数量极少的义人。上帝要求基督徒要从他们中间分别出来（“我的民哪，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她一同有罪，受她所受的灾殃。”启示录18:4），也要为他们所居住的邪恶之城求平安（“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耶利米29:7）。“城因正直人祝福便高举。”（箴言11:11）上帝子民之城就隐藏、嵌入在这世界情欲之城当中，他们格格不入，但他们又坚不可摧；他们是正在经过世俗城市的天路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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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教会的使徒们都以传福音给城市居民，作为影响当地文化的一个切入点。社会学家罗尼斯达克（Rodney Stark）在《基督教的兴起》一书中写到，
“对那些充满无家可归者和穷人的城市，基督教带来慈善和希望。对那些充满新居民和异乡客的城市，基督教给他们提供了一个依附的基础。对那些充满孤儿和寡妇的城市，基督教提供了一种更新、更广的家庭概念。对那些因充满暴力和种族冲突而分崩离析的城市，基督教提供了社会凝聚力的一种新基础。…基督徒带来的不只是一次城市运动，而是一种新文化。”
他认为，正因为初期教会将福音传到罗马的城市，基督教最终才占领了古代希腊罗马世界。
宣教学家J.H.巴文克曾认为，由于上帝将一种宗教感植入人心中，每个人都想要委身于某种终极现实（ultimate reality）。也正如James Livinston在《解剖神圣》一书中曾说过的，“我们都有‘自我超越’（self-transcendence）的能力”，意思是，作为有限的受造物，我们的“受造性”（creatureliness）自然带来一种存在的焦虑（existential anxiety），而这种焦虑会让我们寻求在“我”之外的存在或意义。人口密集居住、依赖技术、追求高效的城市空间和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这种焦虑感。对此，J.H.巴文克提出人的宗教意识（religious consciousness）包括五个维度，其中两点与我们在这里讨论的城市文化呼应：
（1）一种对整体的归属感（a sense of belonging to the whole），即一切事物都存在一种内在的连结感；
（2）一种希望获得外部救赎的渴望，即承认救赎是必要的、可能的，因为存在死亡和苦难的恶。
居住在人口密集城市中的人们，会在观看人潮或万家灯火时，产生一种暂时的、与其他人类连结的感受。这很多时候是一种虚幻的集体感。同时，城市社会提供很多版本的“救赎”，可以借着成功、金钱、性、交际、名声，让人获得暂时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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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H.巴文克提出的另外其他三个维度是：
（3）一种对超验规范的感受（a sense of transcendent norms）；存在一种普世的道德规范；
（4）由一种命定力量掌管人存在的感受（a sense of governance of existence by a destining power）：人类是与某种更高的力量（上帝、国度或命运）连结在一起的。
（5）与一种至高力量的连结感（a sense of relatedness to a supreme power）：人的一生充满行动和命运之间的张力。
这三个维度曾借着宗教体现出来。但现代的城市人已经浑然不知地被抛进一个物质主义、相对主义、充满碎片化的社会中，他们虽然有这三个维度上的需要，但城市社会却无法提供答案，即便是暂时的、虚假的也没有。换言之，城市社会中的主导世界观（自我掌控、道德相对化）不鼓励人寻求这些答案。但是，这些正是福音的切入点。
从某种程度上看，人类都具有一种文化基因，在不同时空土壤中，会长成不同的外在形式。外来者会敏感地察觉或被被察觉出来。
处境化（contextualization）是宣教学中最常谈到的一个问题。教会需要避免两种极端，一是处境化不足（undercontextualize），即不了解本地文化，让福音无法“接地气”。另一种是过度处境化（overcontextualize），即让现实的复杂性或困难性，削弱了福音传讲的绝对性和改变力。因为文化是某个社群对上帝普遍启示的回应，但在没有领受特殊启示的情况下，这一文化中必然处于悖逆的拜偶像之中。如果我们过度适应于一种文化，我们就容易接受其中的偶像，而失去对罪的敏感。如果我们完成不赞同一种文化，作为福音的仆人，我们也可能是将自己的文化当作偶像崇拜。城市事工开拓者提摩太凯勒（Timothy Keller）说，“一项宣教事工，不管是过度适应本地文化，还是完全不适应，都不会是有效的事工，因为它失去了改变生命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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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重要的是，文化具有超越个体的特点，也就是一种属灵性。神学家巴文克认为，上帝创造的高峰就在于造了人，借着人类，物质世界和属灵世界交织在一起。 福音有力地进入一种文化，是要将圣经真理与生活在那一具体时间、空间中的人们的盼望、叙事、惧怕和错误连结在一起。
加尔文在谈到启示时，曾使用“俯就”（accommodation）一词：“上帝不能被我们理解，除非他使自己俯就于我们的标准。”正如上帝以耶稣基督的样式“俯就”到人类当中，福音也“俯就”到人类的文化中，为的是把各族各方各民中的人（按救赎的代表性原则），带到三一上帝里面，再造成一个大写的身体；这个身体既有多样性，又在福音核心上是合一的。
教会应当怎样认识城市文化，才能有助于福音事工？凯勒在《中心教会》一书中提出处境化城市事工的七个特点：（1）尊重城市文化；（2）特别敏感于文化上的差异；（3）委身邻舍关系和公义；（4）将信仰和工作融合；（5）看到宣教的复杂化；（6）在讲道中吸引并挑战城市人；（7）看重艺术和创造性的恩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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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事工在向这几个方向上努力时，要首先思考几个更大的问题：（1）城市环境对我们的生命造成怎样的影响？首先，城市让各领域的职业人士紧密联系在一起，人力资源的聚集有益于经济发展，但另一方面，会让工作进入加速道，竞争、嫉妒、过度工作都会成为风气。基督徒需要分辨，福音需要抵挡这些扭曲的方向。其次，城市也让人接触与自己不同背景的人，这种多样化可以成为传福音的接触点，但也会成为世界观的碰撞和扭曲。在这两个层面，城市都可以让人发现福音的大能。基督徒需要谦卑地认识到，虽然城市文化有很多黑暗面，但他们并不是要作城市的救主，而是要尊重本地文化和那里的人。不只被服侍的人需要福音，传福音的人，也在这样一个环境的挑战中，需要深入理解福音的大能。
（2）我们应该怎样对待城市？首先，城市的必然发展让它成为一个上帝呼召你进入的工场，这是不能躲避的。在当代神学家奥唐诺瓦看来巴比伦的位置非常接近接近耶路撒冷，他说“在启示录中关于巴比伦和耶路撒冷这两座城的奇异之事，这两座城之间是连续的……”。 这就意味着在现代的城市中，蕴含着福音的能力，也隐藏着罪的败坏。 不论乡村或城市，环境只是一个人心的放大镜。其次，城市中的原子化结构和欲望等试探，让我们更应倚靠基督徒的社区，让一种逆文化生长出来，是彼此看顾、鼓励节制、警惕情欲的，用来抵制消费主义、物质主义、责任分散等恶风气。第三，城市给教会为更多族群“求平安”的机会。以《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著名的城市化学者简雅格斯（Jane Jacobs）所强调的“本地经济”（local economy），其实就是基督教信仰中的“爱邻舍”伦理。奥古斯丁在他的《上帝之城》中，指出尘世之城和上帝之城真正的区分不是外在，而是不同的爱所建造出不同的城。私欲之爱组成罪恶之城，而圣洁之爱（爱上帝和邻舍）连接着上帝之城。他说到，“两座城被两种爱所创建：也就是，膨胀到甚至蔑视上帝的自我之爱所建的尘世之城，，蔑视自我的上帝之爱所造的天上之城”（《上帝之城》14.28）。的确，当上帝用城市化将无家可归者、单亲妈妈、移民、身体不便的人都带到教会门口时，难道我们还要远行到别处宣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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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 Profile
李晋，现加尔文神学院博士研究生。
马丽，现加尔文大学亨利研究中心研究员。
李晋、马丽夫妻两人同为社科和神学类译者，译有《自然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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