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利益如何与诚信、公义等道德统一？

“一个人不能事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事奉神，又事奉玛门（“玛门”是“财利”的意思）。”（太6:24）

这是生活中的一个重大挑战，耶稣把这样一个问题给我们提出来，显示了他无与伦比的睿智。好好地思考一下我们生活的目的吧（或可以称之为“使命”)，尤其是当我们希望有一个饱满的、有意义的人生，但同时又有想出人头地的野心。 

在这个竞争激烈的商业社会，你怎能将耶稣关于爱和信心的理念运用到严酷的现实中去呢？”或者，换句话来说，商业的基本价值观注重有利可图、高效能和责任制，而耶稣的教导提倡的是爱、宽容和公义等等，这两者又怎能融合到一起呢？ 这个棘手的难题在我的脑子中一直挥之不去。必须承认的是，它对于我来说是个挑战。但是，我希望传统商业伦理与精神美德的冲撞会迸发出加倍的能量。同时，我要再一次提醒读者，也包括我自己，我不是一位布道家，我无意劝说任何人皈依上帝，也不想传教。但是，我确实希望所提及的问题，对于每一位寻求高效能领导力的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如今，人们对那些玩弄职权、做假账的企业高管的可悲形象依然记忆犹新，他们带给世人的震惊尚未消退。最终，安然公司以及其他问题企业相继破产了，但是，更严重的后果是，广大员工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数千人失去了工作和一生的积蓄。当我们的脑海里充斥着这样的一幅幅画面一一贪婪的高级主管坐在流光溢彩的豪华办公室里，为了自己的私利，不惜滥用职权，操纵企业，以及企业里为他们工作、靠着他们生活的员工。

我们是多么欣喜地看到，像艾伦・弗尔斯坦这样的杰出领导人依然存在，他在自己的工厂遭受毁灭性的火灾之后，表现出了非凡的爱心和勇气，他冒着千金散尽的风险，在重建工厂的过程中坚持发放员工工资。他是一位为他人甘愿冒险的成功商业人士，但他的所作所为似乎有悖于职场人士心目中的“商业意识”。另一位高级企业管理人员的形象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麦奇·惠特曼曾经在多家公司担任过显要的职位，比如宝洁公司（Procter&Gamble)、迪斯尼以及孩之宝／儿乐宝（Hasbro/Playskool），这些公司都给她良好的待遇和豪华的办公室。但她却接受了易趣网（eBay)的聘请，在她的领导下，羽翼未丰的易趣网迅速成长为年收入数十亿美元的大公司，而麦奇的决策都是在一间小小的格子间办公室里做出的，和其他员工的办公室没什么两样。

以上例子的反差显然太大了，多数的时候，我们看到或听到的都是一些领导人以权谋私的例子。在大多数的企业文化里，同情和爱等美德让位于获利、效率和理性等显然传统商业价值观。例如，翻看《华尔街日报》上面的文章，你会发现，诸如“大获全胜”和“竞争优势”等等字眼频频出现，但你几乎找不到和美德及爱有关的概念。这种商业价值观和我们所提倡的个人修为形成了冲突，追求正直和诚信的个人在企业生活中却无所顾忌地追求利润，这会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压力，从而产生冷酷而不道德的行为。

不幸的是，个人为了维护企业的利益，保持与企业的一致性，而不得不违背个人信仰的事例在历史上不断出现。在安然事件里，诚实且有爱心的相关人员显然背弃了个人内心深处的价值观，为了演好自己的职场角色，为了完成上级的指令，为了不影响个人前途，为了不丢掉饭碗，他们有意无意地做出了伤害他人利益的不道德的、甚至不法的行为。

相反，耶稣告诉我们，要坚持自己的操守，清白地生活，正直地工作。在追求最完美的自我过程中，我们也许不会走上一条快速获得财富、权力和职业发展的道路，但是，我们完全有可能拥有一个更有活力、更美好的有着深层意义的生活。

凯洛·托梅（Carol Tome）是美国家得宝（Home Depot）的财务总监，她曾经谈论过自己的一段经历，在那段短暂的时间里，她迷失了人生方向，忽略了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那时她刚刚担任领导职务，看重的是业绩和盈利，而不关心个人的价值，在给一位员工做业绩评估时，她仅仅给那位员工打了一个电话。她后来回想起这件事，心里充满内疚：“真是太糟糕了，我这样做太不近人情了。我之所以打个电话了事，是因为那时我正在谈一笔生意，我觉得那比会见员工要紧多了。”后来，那位员工辞职了，对于他的离去，凯洛自认为也有一定的责任。她至今都在懊悔没有抽出一点时间来见一见那位员工，“一想起那件事，我就责备自己。”她说。后来，她对工作的看法发生了变化，虽然她依然努力工作，追求事业的成功，但工作已经不是她的生活重心了，她开玩笑说她会很在乎墓志铭上的题字：“如果上面刻着：‘她曾努力工作’，那说明我很失败；如果上面刻着：‘她改变了我的生活’，那就是说我成功了。” 

耶稣的教导告诉我们，我们要更执著地坚持关爱、诚信和正直等品德，即使它们和商业价值有冲突。例如，当某一位客户有特殊的需要时，我们会尽量地去关心他，提供额外的服务，也许按照公司的惯例，对待这类的客户要求只需从节约成本出发，公事公办即可。或者，在生产和服务过程中，凭借法律和伦理标准的支撑，尽全力营造一个安全的环境，即使从公司节约成本的目的出发，试图降低安全的标准，我们也要据理力争。 

以这些更高的标准为准则来领导他人，必然要面对很多艰难的选择，同时，它也要求我们对身边的人给予更多的关照，他们被我们选中，成为我们身边的一员。在选择我们的下属时，我们会不由自主地选择那些同意并支持我们的观点的人，他们的忠诚使得他们在其他方面的价值都变得无关紧要。但是，在这个复杂、充满活力的全球化商业环境里，我们更应该和那些能够负得起责任的人共事，当我们在商业伦理上彷徨迷茫时，他们能给我们当头棒喝。这是一种新型的忠诚，它会使领导人更有道德，而不是仅仅取得传统意义上的成功。 

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强调，选择有道德的行为和商业上的成功并不矛盾，它们甚至可以相辅相成。请看约翰·邓普顿爵士（Sir John Templeton）的例子，这位被很多人视为历史上最成功的投资者拥有商业上的巨大成功，他的代表作就是收益丰厚的邓普顿共同基金公司（Templeton Mutual Funds)，但是，在他的职业生涯里，他始终认为精神上的原则和价值，远比商业上的重要。他甚而用灵性和祷告来指导他的商业决策。 

事实上，邓普顿最初的理想是成为一位传教士，但后来他发现自己的才能更多的是在商业上，而很多人在传教事业上会做得比他更出色。之后，他进一步发现，商业上的成功为他提供了经济后盾，他能够更好地从经济上援助那些传教士以及其他神职人员。邓普顿在管理邓普顿基金公司的过程中，他的着眼点不仅仅是个人的收益，他更远大的目标是将他的财富作为服务他人的工具和方式。今天，我们可以说，他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他以自己的力量改变着世界，他创建的邓普顿基金会为全球性的人类服务项目提供了数百万美元的援助，而邓普顿奖金则是现存的数额最大的人类学奖金。 

邓普顿用他振奋人心的事例告诉了我们：目的与方式之间关系的重要性，我们要始终明确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帮助我们达到这个目的的方式又是什么。商业经济的成功可以作为服务人类的一种方式，邓普顿的行为与耶稣教导的内涵是一致的，他没有“侍奉两个主……又侍奉神，又侍奉玛门”。相反，他辛勤工作，追求事业上的成功，他用这个方式为上帝以及这个地球上他视若兄弟姐妹的人们服务。尽管在灵性价值和事业成就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冲突，而如何取舍也对人们形成了挑战。邓普顿的事例让我们看到了一线希望，始终牢记谁才是我们最终要服务的“主人”，让才能与正直的人格结合，让智慧与爱及同情结合，这将形成仆人式领导方式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