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光沪：基督信仰对我最大的影响，是让我永抱希望

采访者蒋保信，共识网编辑

蒋保信：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信仰基督教的？

何光沪：我信仰基督教，不是由于一个突然或急剧的转变，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是这个过程，从“开始”到“走向”，颇为奇妙，回顾之下，只能感恩。

　　我小时候对基督教的第一印象，只能说是“坏得难以置信”。我从出生（1950年）开始，就住在全省最大的教堂--贵阳南堂（主教座堂）旁的修道院里，因为那时候教堂及修道院已被占用，改作小学、工厂、仓库、公安派出所和街道办事处，而我母亲是那所小学的教师，家住校内。记得大街上有宣传栏，常常贴了许多模糊不清的图片，我那时还未上小学，就问上了学的大朋友：“这张图上有个大罐子，下面的字说什么呀？”大朋友们就念：“大罐子里装着许多中国小孩的心脏，是教堂的人挖出来炒菜用的！”“那另一张呢？”“另一张写的是：罐子里装着许多中国小孩的眼珠，是教堂的人掏出来做药的！”基督教（包括天主教）是什么呢？就是专干这类坏事的！

　　那时的我，是否相信这些宣传呢？现在我回忆时才发现：我当时就不相信，尽管我三十多年后才读到，曾国藩作为钦差大臣调查教案后，判定这类说法纯属造谣，请求朝廷降旨告白天下，“一以解士民之惑，一以雪洋人之冤”。

　　由于这样的宣传（关于基督教的任何其他信息，都是完全封锁的），当时全中国的年轻人，对基督教应该都只有极坏的印象。但是，尽管没有任何好印象的来源，我却并没有任何坏印象。所以，当礼拜天小伙伴或“大朋友”们邀约到教堂门口，对着里边挤在货物旁唱赞美诗的七八个老太太，模仿圣咏曲调大叫“牛屁冲天主，马屁冲圣母”的时候，当伙伴们放学后举着竹棍、呼啸着冲进教堂后边的大修院果园去“横扫”蟠桃树林的时候，我虽不懂得什么是圣母、什么是大修院，但看着老太太的神色和地上的蟠桃，心里却有种罪恶感。

　　当然，在那个时代，大家都陷于无穷无尽的、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不知道什么人什么时候会完蛋，谁还有心思去考虑那些不存在的东西呢？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六七十年代，中国大地上已经不存在任何宗教的迹象，不存在任何基督教的迹象了！老太太们不见了，蟠桃树都被砍掉了。

　　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全国的中学生都下乡务农当了“知青”，我是其中少有的“回锅肉”--因为我下乡后回了城，却又再次被“下放”。第一次是1968年，同很多知青在一起，还能苦中作乐，大家一起唱唱歌。第二次是1970年，母亲被“下放农村”，我得陪同，到了一个没有知青的山区，那里除了农民，就只有被下放的城里最底层的人，小摊贩、补鞋匠、“黑五类”等。为了糊口，我常常得肩上挑着沉重的担子，在一座连一座的大山里挥汗如雨、踽踽独行。

　　蒋保信：是在贵州吗？

　　何光沪：是贵州，同湖南、四川（现在的重庆）三省交界的一个山区。陡峭的山上没有路，只有间断相连的乱石；汗水迷眼的时候，常常踩错石块扭伤脚，只好坐在地上，无助地仰望着空无一人的高山和蓝天。从我那个村子到“公社”所在地，有一段山腰上的平路，行走时常常是云在脚下，淹没了山谷中的一切，鸡鸣狗吠混着人声从云下清晰地传来，却不见一个人影？？何等美妙！当然，回顾现实，20岁的我只有一个前景--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在那里，在时时惊叹自然壮美之余，又不得不常常慨叹人世艰辛。我想，在世间看不到出路的情况下，人会把目光转向苍天。这几乎是必然的！

　　那时候，中国人能看得到的所有媒体都说，除了中国和阿尔巴尼亚，全世界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等着我们去解放。当然，实际上还是有不少人想逃出去，不是想解放全人类，而是想解放他自己，但是行动者多半在边境上被抓回来，以“叛国投敌”罪判了刑；很多人乘舢板或游泳去香港（“逃港”），除了被抓回来的，有不少冻溺而死。

　　我在那个山区时，距离三年大饥荒已经十来年了，但仍有许多人处于半饥饿状态。经常有农民下工后碰到我，忍不住说：“老师啊（数月后我当了村里小学唯一的教师），今天又有某某坐在坡上哭呢！（常常有人，特别是那些18岁了还胸部扁平的女孩，饿得举不起锄头，就坐在地里哭泣。）”在一起去“赶场”的路上，常常有老乡指着路边的房子问我：“老师，你说这房子里有人吗？”我说：“什么意思？房子当然有人住嘛。”回答是：“没有了！这一家人死绝了，房子里荒草比人还高。”过了一会儿，他们又指着另一间房子，问我同样的问题。我说：“这家人也死绝了吗？”他们说：“是啊，你看门口，那草都长成什么样了！”

　　在现实中，你不可能改变这环境--农民“多挖两锄自留地”或者“多养两只鸡”就被说成“资本主义尾巴”。在这种环境下，在压抑、赤贫和不平的包围下，如果我的思想和意念，不能够突破这个局限，不能够超越这个世界，不能确立超乎此世的希望，那就只剩下绝望，只能自杀了。

　　蒋保信：那时候您还没有接触到基督教思想吧？

　　何光沪：我没有任何机会接触半点基督教思想，但奇妙的是，我有了某种超越这个世界的意念。我用心领会从城里带去的旧书《古希腊罗马哲学》（原著选读），发现哲学家们多半不认为此生就是尽头、这个世界就是全部。反思起来，那时候我已经信仰上帝很久了--两三年前，为落上“户口”、为谋得生路，奔波于闹市衙门之间、奔波于风雨山路之上的时候，我不是已经常常在向上帝呼告了吗？现在研究宗教学多年后，我才知道，那可以说是人性潜藏的、人类共有的“自然神学的”信仰。

　　同《圣经》的第一次正面接触，似乎有点儿神秘--我二哥何光宁是1964年刚念完初中就下乡的知青，“文革”开始后我经常去他那个村寨。有一次刚进门，他就从枕头下取出两本古旧的线装书，神秘地递给我说：“这不是一般的书呀！”我捧看封面，楷体竖排标题，一本叫《马太福音》，一本叫《使徒行传》。我问他哪里来的，他说，在村里烧书（把抄家抄来的书堆起来用火烧，在“文革”中是常事）的火堆里捡来的。我问他是这什么书，他说，是《圣经》。他看的书比我多得多，也许因此而知道。我虽然不知道，但竟然满怀敬畏，翻到施洗约翰的“绣像”，就不敢再翻了。回想之下，当时觉得真是“天书”、“圣书”，我还看不懂、不敢看吧？总之，我并没有带到“下放”的地方去阅读，也还不知道什么是基督教。但是，尽管朦朦胧胧，我却有了对上帝的信仰。

　　1973年5月，下放者允许回城了。我回到城里，抱着在乡下自学英语时写满的一尺厚的作业本，到教育局找英语教学负责人。我不认识他，头脑里也没有贿赂概念，一周后他居然让我到一所中学当“代课教师”（那种职位是随时可以解雇的“瓷饭碗”），月薪30元。我当时那种惊喜之情、感恩之心，难以言表！

　　1977年底，中国恢复高考，我历经磨难才报上了名。从我两个哥哥以往的经验（都是优等生，都不让上高中）来看，我担心能否录取（怕又是不看成绩，只看出身）。所以，为了求得一个“铁饭碗”，我在考试之后，又跑招生办打探，报名参加研究生入学考试。但在考前接到了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感恩之余，心想应该知足，就没去考场。于是在1978年春进了贵阳师范学院。

　　可是第二年，刚上大二，我却考上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督教专业研究生。全校学生只有我一人考上了研究生，同学们自然很奇怪（那时候绝大多数人不知道什么是研究生）。他们问我：你怎么会想到考“研究生”呢？怎么能考上呢？怎么会想到考“基督教”呢？

　　我对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铁饭碗”心思的余绪所致（因此第二年才会注意到招生信息）。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是：矮子里面比高矮呗，也许来比高矮的人太少吧？第三个问题呢？我说出了一个答案：同别的专业相比，备考较容易，因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世界历史”这两门，我能找到书看；“基督教常识”一门，大家都同样没书可看，我却借到了校内唯一的一本《大英百科全书》，读了其中长长的Christianity一条。我没说出来的，还有一个答案：我很想“研究”一下，信上帝是不是有道理，基督教是不是有道理。

　　从那时起到现在，我整整研究了35年。越研究，越觉得有道理。信上帝有道理，基督教有道理。基督教里有一句名言：“信仰寻求理解”。这句话确切地表达了我这几十年的历程。它也表明，基督教的信仰绝非迷信，而是经得起理性检验的、真正的、崇高的信仰。随着“信”而来的“望”，是个人生活最后的支柱；随着“信”而来的“爱”，是人际难题最后的良方。

　　蒋保信：您真正确认信教的时间，应该是上研究生期间吧？

　　何光沪：“信教”这个词有些别扭。基督徒都说“信主”，即对基督的信仰。说信上帝、信基督，而非信一个“教”，似乎更准确。至于时间，刚才说了，那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我想，上帝的启示，可以是突然的，也可以是渐进的。

　　我最近在看林语堂的《信仰之旅》，那是他的思想自传。林语堂出生在基督教家庭，从小信仰基督。但在二十来岁的时候，他开始背离基督教，有意识地学习、钻研中国文化。他对儒家、道家、佛教，都有很深的理解、很高的评价，一辈子浸淫其中。但是在晚年，他还是回到了基督教信仰。我和林语堂当然不一样，我虽然开始时有一种信仰，但是很模糊，根本说不上是基督教，毋宁说类似于中国远古的上帝信仰。林语堂的基督教观点，总的来说是自由派的，但现在我觉得，保守派的观点也很有价值，甚至很重要。

　　我的信仰，从理性或社会历史条件来看，似乎根本不可能产生。我想，用上帝恩典和圣灵工作来解释，也许才说得通。

　　蒋保信：信仰对您的生活有着怎样的影响？

　　何光沪：前面讲过，在“文革”期间，下乡的时候，自然觉得是最没有前途、最没希望的时候。作为一个年轻人，对未来的憧憬（曾经酷爱数学物理天文，梦想进科技大学，当科学家），同现实的生活（为能有燃料煮饭，每天放学后必须上山打柴，暮色朦胧中在山上摸爬滚打），反差太大了！第二次下乡时，常常回忆和其他知青一起唱歌的时光，而那时（我住的山头只有三户人家）却连唱歌也只能唱给自己听，或者唱给大山听；而且即使步行一整天进到县城，也找不到一本可读的书！但是，在那样的环境下，我却每夜哼歌--硬读《外国名歌200首》，每夜读报--细阅《参考消息》，每夜冥想哲理--沉思《古希腊罗马哲学》，常常直到凌晨，内心才最平静、最安宁。也许，这就是信仰的作用，它让我永不绝望。

　　若只说现实和理性，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若没有信仰，我会是一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然而，因为有信仰，我又是而且永远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尽管在现实中常常失望，希望一次次地燃起，又一次次地熄灭，但却不会成为死灰！

　　基督教讲信、望、爱，“望”就是希望。我以前不太理解希望的重要性，现在越来越理解了。所以，你问的这个问题很重要，基督教信仰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让我永远抱有希望。

何光沪（1950- ），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学术委员会委员，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研究员、校务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宗教学、宗教哲学、基督教神学等领域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