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当鲜活的信仰变为一种教条……

作者：任小鹏

在过去几年，一些教会兴办了教会学校，不少信徒把孩子送去就读。但是一些家长出于种种顾虑，仍选择在公立学校就读。

但笔者发现，在某些开办教会学校的教会，有信徒质疑这些送孩子就读公立学校的家长们信仰是否纯正。

在个别教会中甚至形成一种信仰上的政治正确，即基督徒子女必须读教会学校，否则就是不属灵。

这种信仰上的政治正确在某些教会继续蔓延。比如：

妻子应该在家相夫教子，不应外出工作，因为这是妻子的本分和上帝的秩序。

基督徒应该多生孩子，这不仅是圣经的教导，也是扩展上帝国度的方式。

基督徒不应该过早买房，租房是一种更属灵的生活方式，因为基督徒是在世上是寄居客。

……

些貌似属灵，但却十分律法的教导，在教会不断被强化之后，会给不少人带来心理困惑。因为在公立学校工作的老师虽然面对一些挑战，但程度不一而同。

对于某些科目（如数学、科学等）的教师而言，工作与信仰的冲突并不是太大；妻子在家相夫教子还是工作，对很多家庭来说，这是家庭内部的安排，当丈夫的收入不足以养家，妻子工作就是必然。

生养子女的数量是基督徒的家庭计划，而不是教会计划；买房还是租房，这多由基督徒的个人经济决定的，而非信仰表现。

但是，信仰上的“政治正确”是一种强大的律法主义，一旦有了属灵外衣的庇护，信徒往往无法觉察。

虽然信徒深感良心被辖制，却找不到内心难受的原因。

长此以往，可能出现一种结果：那些在公立学校教书的老师，忙于生计的年轻妈妈，只有一个孩子的父母，买了房的家庭，在教会将面临很大的压力。

而那些辞掉工作的母亲，多子女的父母，还在租房的会友，则容易滋生属灵上的骄傲。

那么，如何看待教会中信仰层面的“政治正确”呢？

第一，当前中国教会的内外处境为信仰层面的政治正确提供了土壤。

社会对基督教排斥，教会长期被边缘化，导致教会缺乏宽容度。

中国社会与基督教的紧张感比较强，导致身处社会边缘的教会，有着很强的紧张感和焦虑感。因此一些教会留给基督徒个人的空间就比较少。

在中国教会，尤其是家庭教会，教会领袖除了在信仰上牧养信徒之外，也时常为信徒提供政治、社会、经济、教育上的牧养。

这非常类似上世纪1930年代前后美国的基要派。由于世俗主义日渐强大，且教会内部被自由派神学渗透，传统教会日趋边缘。

因此，出现了一批要捍卫“基本要道”的基督徒，这些人被称为基要派（fundamentalism）。

在基要派产生之初，他们极力主张信仰重回主流社会，但是主流社会对基要派排挤，和基要派自身力量的有限，使其生存空间逐渐萎缩。

于是，基要派变得律法、生硬、好斗，与外部世界的紧张感和对信仰世俗化的过度恐惧，促使教会在各个层面为信徒提供行为准则，不仅不许喝酒、跳舞，连看电影都在禁止之列。一些教会甚至因为争论基督徒能否饮酒而导致分裂。[1]

据笔者观察，这种信仰正确对很多中产身份的基督徒构成压力，因为他们的生活与主流社会的关系较为密切。

但同时，处于社会边缘的基督徒则不大排斥这类简单、生硬的教导，因为其生活与社会的疏离感原本就较强。

神学家理查德·尼布尔（Richard Niebuhr）在其经典著作《宗派主义的社会根源》(The Social Sources Of Denominationalism )中曾分析基督徒的社会阶层与其神学立场的关系。

他发现基督徒某些信仰立场是在社会处境的激发下而产生，但是基督徒们却经常以为这些立场是来自圣经。[2]

理查德·尼布尔（Richard Niebuhr）的经典著作

《宗派主义的社会根源》

(The Social Sources Of Denominationalism )

第二，属灵政治正确可以低成本地维持信仰。

不过，我们也要注意到，属灵政治正确绝非教会权威单方面能够塑造。政治正确是一种对信仰简单、机械化的理解。

信徒忙于日常琐事，无力或者不愿意认真阅读圣经和思考信仰，属灵政治正确提供的答案犹如快餐，最容易食用和充饥。

若信徒认真研读圣经，了解基督教与历史社会的互动，都是需要花时间，慢慢积累的。

对于善思警醒的信徒，这种简单、生硬的属灵答案一定无法令人满意。

过去几十年间，中国基督徒增长很快，教会大量的信徒信主时间不长。对于这些信徒来说，信仰是新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还是旧的。

因此，中国社会中长期存在的意识形态化的思维被带入教会不可避免。

对于很多不愿意花时间、精力认真思考信仰的基督徒来说，这种僵硬的教导可以帮助其低成本的理解信仰。

第三，威权社会和现代风险社会促使信徒喜欢某些僵硬的理论表述。

最近几年，美国一位保守的改革宗牧师的书在中国基督徒圈子中很流行，他关于家庭敬拜、教育儿童的的理论吸引了很多人。

这位牧师是美国中部一间小型神学院的院长，也身兼当地一间改革宗教会的主任牧师。

他所在的教会礼拜时男人都着西装，女人则穿长裙戴帽子，且礼拜过程很长，讲道有时长达一个半小时，非常小的孩子都要全程听道。

笔者发现，虽然他的讲道和著作的神学视野很狭窄，但一些来自深受威权文化塑造的国家的基督徒却很喜欢他的书。

因为他为人们提供了颇有确定性的答案，即，现代社会男人要如何，女人要如何，家庭的秩序要如何，基督徒要如何做才是敬虔的，什么才是救恩的确据等等。

这种简单且直接的主张很容易吸引一些身处现代不确定性中的人们，而过去的威权文化对人的规训，也使得这些信徒容易接受这类缺乏弹性的理论表述。

在基督教历史上，不少有影响力的神学家，如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帕斯卡尔(Pascal)、祁克果( Kierkegaard)等人喜欢用paradox，即辩证对立的方法来描述信仰和理解上帝。

而圣经中，尤其是保罗书信中，更是有不少这类表述。保罗和这些神学家们之所以使用这种表述方法，不是因为他们思考肤浅，而是人本身的复杂性，使得简单、直接的描述往往无法呈现信仰的真实面貌。

不过遗憾的是，僵硬的理论固然给人标准答案，但是信仰和生命是鲜活的。

这样的教导长此以往，很容易蜕变为信仰规训和律法，沦为属灵上的“政治正确”。

信仰政治正确犹如现代流水线上的标准件，简单、容易上手，短时间内可以起到规训信徒的作用，但长此以往，对教会和信徒的全面健康成长，将带来危机。

注：

[1] 对此的分析可以参加George M. Marsden, Fundamentalism and American Cultu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2] Richard Niebuhr, The Social Sources Of Denominationalism (New York: Meridian Books, 1922), 62.

— 完 —

作者简介：

哲学博士，现旅美进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