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机构之争何时休？——再思教会国度化

笔者未全职在机构事奉之前，有 16年时间牧养地方堂会，确实有一段日子经历基督教机构领导堂会发展，有“机构大、堂会小”的现象；不少机构纷纷推出其使命计划，号召堂会响应支持。近年来，人才流向堂会较多，出现钟摆的另一端，就是“堂会大、机构小”的局面。笔者游走于堂会与机构之间，明白两者之间的张力，而两者各走极端的发展是不欲看到的 !

当更多堂会采用一站式的宗教服务，从教会报刊至灵修查经材料，从自办讲座至自行提供神学训练；随着超大堂会发展的趋势，机构事工无可避免地受到冲击。这一切原本因应本身堂会需要而发展的事工，无论是差传、培育材料、训练或福音事工；再进一步扩展为“欢迎外人”的事工型态，其实变相地又衍生了另一个“没机构之名、有机构之实”的事工单位。堂会“机构化”的好处是能提供贴身“到位”的宗教服务，从旅游至健身、观赏电影至购物等，堂会应有尽有；然而“成效”或“方便”带来的代价是信徒失掉了信仰的判断力和批判力。

笔者一向主张“堂会为本”（church-based）的事工发展，独立于堂会以外的“机构王国”不是好事；但由“堂会为本”发展为“堂会为主”（church-centered）同样是不健康的现象，有违教会国度化的原则。

在历史发展的轨道中，神兴起了异象式领袖，创立不同性质的机构或组织；而若干急速发展的堂会嫌厌某些现存的机构事工过度保守，或步伐缓慢，于是另建事工单位。堂会主导的事工类别，无论校园、出版、培训或宣教，起动与发展确是较大多机构来得快；然而一旦由草创期至成熟期，事工扩大了而受众不再限于会友时，同样要面对机构事工的生命周期及兴衰定律。人存工在，而有同工离开，或事工支持不继，这些由堂会催生的事工，绝不能离开“老化”或衰退的历史规律。

可惜的是，华人教会领袖多不尊重历史规律，看自己比客观为强，于是不断打拼，开了一个事工又再开另一事工，却漠视或不理会尚有众多事工机构，隔了一段日子之后，又多了事工单位在竞逐有限的资源。

当个别堂会凡事以本身为主，容易变得“内向化”，失掉了与大公教会的合一。“我信圣而公之教会”，强调的就是所有顺服基督主权的堂会与机构，不是以个别单位的业绩功效来量度，乃是以神学来检视本身的道统、圣洁、大公与合一。任何时候，堂会与机构失掉了四项素质任何之一，就会造成国度的偏差发展。任何堂会与机构皆需要呈现此四项素质，否则人性软弱只会走向“自我为主”的个别发展，却漠视了历史的现象，带来的是教会整体的支离破碎，彼此之间互不信任 ! 新约展示的教会观，从来不是地方教会的个别发展，乃是有余的帮助缺乏的，富足的与贫穷的一起分享。

如今，当教会或机构发展至丰足时，首要考虑不是扶助现存弱小的，倒是如何扩展本身事工的范围，进一步吞并对方所有的。正因为华人教会领袖失掉了赵天恩牧师的“教会国度化”视野，私心过重，执着于持守的一套信念或技巧，急于求成，越是倡导“合我则一”，越是使国度不能合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