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带来“西学”之后……

烟台苹果闻名遐迩，却鲜有人知道其栽培者——传教士倪维思，这种现象看似十分吊诡，其实带有着规律性。在中国近代史上，西方传教士来中国传教经常借助科技的手段，以传播“西学”的方式传播基督教，可最终的结果是，中国人接受了“西学”，却拒绝了西方的宗教。

在传教士眼里，科技是宗教的婢女，传播西方科技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中国接受西方宗教，可在中国人眼里，“婢女”远比“主人”受欢迎。这种现象在传教士报刊身上体现得最为充分。

鸦片战争之后，“大清帝国”的国门被迫打开。1842年签订的《南京条约》开放了五处通商口岸，1844年签订的《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允许美国人和法国人在通商口岸设立教堂。突破“教禁”后，传教士们并没有立即办报纸，而是忙于在各地建教堂、办学校、开医院。但是很快他们就发现，中国幅员广大，方言纷杂，口头传播“成本极高”，而中国的文字是统一，所以，只有利用报刊这一传播手段，才能把“上帝的福音”传到更远的地方，传给更多的人。于是，从19世纪50年代起，传教士纷纷创办报刊。据统计，到1890年，中国共有报刊76家，其中“十之六系教会报”。在这些报纸中，有名的有《遐迩贯珍》、《中外新报》、《六合丛谈》、《中外新闻七日录》、《中国教会新报》、《中西闻见录》等。

传教士来华的使命是传播基督教，但是，传教士出版的报刊，除了宗教之外，还登载新闻、天文、地理、科技知识等内容。之所以出现这种传教士报刊非宗教化的倾向，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的。当时，尽管传教士可以凭借炮舰神威和不平等条约进入中国，但他们却无法单纯地依赖武力将基督教移植到中国百姓心中。中国人历来抱有“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心中压根就没有“上帝”这回事，即便是烧香拜佛，采取的也是“无事不烧香，临时抱佛脚”的实用主义姿态。这跟英美等国“人人读《圣经》，周周做礼拜”的习俗大相径庭。

此外，传教士是凭借着不平等条约的庇护才得以在中国传教的，洋教的传播跟中国的战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人在内心深处对洋教是排斥的。各种因素集中在一起，使得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十分困难。这困难大大超过了传教士最初的想象。当清廷允许传教后，传教士非常高兴，说：“时候到了，现在是可以到中国的大街上，提高我们的嗓门大喊大叫的日子了。”然而实践迅速地教育了他们。美国传教士狄考文在山东传教十余年，收效甚微。他在写给国内的信中说：“我们得花相当长的时间招揽听众。有一次，我花了好大的劲也没有找到一个人听讲。……每到一个村子，我们的耳边就充满了‘洋鬼子’的喊声……我估计在近两天至少从上万人嘴中听到这个词。”有的传教士认为，直接对中国民众传教就像把种子撒到水里一样徒劳无益。在直接传教收效甚微的情况下，他们发现中国有重视文化教育的传统。“中国人的最大特征就是注重学问……他们的英雄人物不是武士，甚至也不是政治家，而是学者。”传教士认识到，要在中国打开传教局面，必须采取传播知识的方式，以此“引出”并“抬高”基督教的地位。

传教士对西学的传播，恰好顺应了中国“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潮。于是，两者一拍即合：中国人不但不反对，甚至还很欢迎外报介绍西学；传教士看到中国人对西学的兴趣如此浓厚，也自以为得计，认为这是他们“以学辅教”策略的初步胜利，以为用不了多久，中国人就可以从西学转到“西教”上来。在他们看来，中国一旦效仿西方进行改革，实行新政，就会产生一种亲西方的态度，而这有利于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同时，他们在鼓吹变法时也一直强调，西教、西学、西政是三位一体的，西教是西学、西政的根本，中国要“采西学”、“行西政”，就必须“从西教”。

但是，中国的维新人士并不接受传教士的宗教宣传，他们不相信基督教为西学的根本。即便承认宗教的作用，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要在中国弘扬的也是“孔教”，而非基督教。

在接受了西学之后，中国这头睡狮逐渐苏醒了，维新人士以启蒙者的姿态出现在中国的政治和思想文化舞台上。这时，他们毫不犹豫地批评了传教士关于西学、西政、西教三位一体的“谬说”，认为中国“政可变，学可变，而教不可变。”“强其国而四百兆黄种不惧为奴，保其教而三千年素王无忧坠地，是在善变，是在善不变。”所以，就传播西学而言，传教士报刊在中国是成功的；可就传播基督教本身而言，它又是失败的。它的成功在策略上，它的失败在目的上。传教士报刊的悖论就在于：它唤醒了中国人的思想，可是醒过来的中国人并没有投入到基督教的怀抱。

这其实是“助产婆”的悲剧。“助产”成功之时便是新生儿不再依赖“助产婆”之日。不论“助产婆”如何辛劳，都无法取代母亲在婴儿心中的地位——婴儿曾经与母亲血肉相连，以后还要喝着母亲的乳汁长大，成人后最想报答的也是自己的母亲，而非“助产婆”。这一点，恰如今天的人们吃着烟台苹果而忘记基督教和当年的传教士倪维思一样。

（原标题：《传教士与烟台苹果》，节选自郑连根的《昨夜西风:那些活跃在近代中国的传教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