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西医院开创者启尔德：把一生献给中国和上帝
启尔德（Omar L. Kilborn），来自加拿大。在英国金斯顿王后大学获得医学博士的学位后，他向加拿大卫斯理会写信，自愿作为一名医学传教士前往中国。与启尔德同行的，还有他的妻子詹妮·福勒，牧师赫斐秋夫妇，传教士何忠义夫妇等，共计9人。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前往四川开拓华西教区。
在上海登上蒸汽小轮，在宜昌换乘木船，经过数月艰苦行程而终于抵达成都的启尔德绝不会想到——仅两个月后，他就会跟新婚妻子诀别；更不会想到，他一家三代将把总计72年的时间和心血，奉献给这个国家的医疗和高等教育。
多年后，他也许会对自己的前辈、英国传教士戴德生的那句名言深深共鸣：“我若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我若有千条性命，绝对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
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由启尔德医生、斯蒂文森医生等组成的英美会“先遣队”，从上海溯长江、岷江而上，抵达成都，租用四圣祠北街12号民房建立福音堂和西医诊所。同年夏天，成都霍乱流行，启尔德的妻子也染病，由于缺少药物，身为医学博士的启尔德也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妻子离去。悲痛万分的他，把全副精力都放在了医院的筹建上。
1892年，启尔德的医院建在成都东门的四圣祠街（今四圣祠北街），命名为“福音医院”。该医院由启尔德医生主持，初名福音医院，后定名仁济医院，由于限收男病人，故又称四圣祠仁济男医院。
除此之外，他们还在四圣祠街买下一片菜地，用于修建礼拜堂。医院建立之初，启尔德除了担任院长，还身兼医生、护士、护工等多职。然而，即使这样，医院内的工作仍谈不上忙碌。因为当时中国人对西医的认识很少，来就诊的人不多，启尔德的工作重点是走出医院尽力扩大影响，让人们了解西医，接受西医。
福音医院是四川地区第一家西式医院。随着时间推移，逐渐有少量信基督教的中国人来此看病，见识到了西医的神奇疗效。福音医院开始有了些口碑，启尔德也迎来了生命中的另一个同行者——启希贤。
启希贤也是加拿大人，在当时女性很难被允许学医的情况下，她获得了医学博士、外科硕士和化学硕士等学位。1893年，她以医学教友志愿队队员的身份来四川创建女会和妇孺医院。相同的信念让他们在成都结成了夫妻。
福音医院建成之后，启尔德并不是完全待在成都，而是时常外出行医传教，荣县、嘉定（今乐山）、自流井（今自贡）等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启希贤嫁给启尔德之后，也经常陪他外出诊治和手术。
启尔德（右）和启希贤（左）
1895年4月7日，启尔德和启希贤的长子启真道在嘉定出生。5月28日，他俩刚抱着儿子返回成都，就碰上了一件大事。这天正是端午节，在临近四圣祠街的东较场，数百人聚集着在“打李子”。这是旧时成都民俗，一人拿一包李子对打，有时甚至会出现几万人在城墙上对打的壮观场景。然而，在一片嬉笑欢乐之中，却有谣言在滋生。有人说，看见外国人把中国小孩子拐进了教堂——那个年代，洋人取小孩肝子、眼珠熬制西药这类谣言其实是经常发生的。
流言不胫而走，到傍晚，激愤的人群已经来到四圣祠街包围了教堂、福音医院和启尔德等传教士的住处，试图破门而入，救出小孩。启尔德感觉受到威胁，便持枪出门对空鸣放，大祸就此铸成。尽管启尔德等带着妻儿逃了出去，但他们的住房、医院和四圣祠礼拜堂被悉尽捣毁。第二天，位于陕西街的教堂被焚烧，风波波及十余州县，共计七十多座教堂被毁，这就是著名的“成都教案”。
到了年末，待教案渐息，启尔德携家人从上海返回成都后，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在原址上重建福音医院。重建医院，而且是在原址上，他要面对的不仅是心理上的创伤，还有很大的风险。毕竟，教案导致中国人有6名参与者被处斩，17人被从军流放，今后还会发生什么迁怒于教堂和医院的事情很难预测。但是，启尔德真就这么做了。与此同时，启希贤也在附近的新巷子里，建起了四川第一座女子医院——仁济女医院，以适应这个封闭国家“男女授受不亲”的习俗。
1902年，四川红灯教女首领“廖观音”起事，四圣祠礼拜堂再度被毁。1905年，教会获得清政府1500两黄金的赔款，这笔钱被用来修建了一幢四层楼的医院，即1907年竣工的四川红十字福音医院。新医院拥有病床120张，医师11人，开设内科、外科和花柳科。
到1910年，两所医院一年的门诊量合计6357人。除了成都本地人，在当年交通极其不便的情况下，还有郫县、大邑及资中一带的病人慕名而来。医院采用收取富人诊费以补贴穷人的办法，对穷苦人“治疾不收半文，且资助钱粮”。（下一篇：改变中国的宣教士启尔德：一家三代奉献在中国 ）
（原标题：《启尔德：一家三代奉献在中国》，来源：成都日报，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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