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房龙，走向圣经--王怡牧师谈如何为孩子挑选好的圣经故事（1）
一直以来，各种中文版的圣经故事在坊间层出不穷。连越来越多的非基督徒父母，也打算把圣经作为童话、神话或历史故事放在家庭教育中。所以给孩子们看的圣经故事，也渐成庞大市场。我收藏的读本，已超过了三十种。但即使是基督徒父母，也感到难以选择，甚至失去了识别的准尺。是熏陶还是教导？闲暇还是必 修？文化抑或福音？预备还是浇灌？陪伴还是替代？防守或者抵抗？儿童圣经之于基督徒父母和家庭的意义，面临巨大挑战。
不能不提一个影响中国读书界几代人的最著名的版本，就是美国通俗作家房龙的《圣经的故事》。房龙的书，我见到不下7种译本。必须承认，这是迄今为止对中国人影响最大的一本关于圣经的书，也是最糟糕的一本。糟糕的意思，就是远离圣经。
首先，房龙不接受旧约与新约在神学和历史中的联系。他把一个错误观念——即旧约中的耶和华仅有公义而缺乏慈爱，新约中的耶稣才将爱带入人间，新约是对旧约彻底的否定和颠覆——极其强烈地带入到叙述中。如讲述耶稣“清净圣殿”的故事时，房龙以一种文化基督徒的眼光，批评以色列献祭制度的野蛮。他说，这 些动物也是上帝创造的，因此耶稣后来改革了这个制度。这是以环保主义的现代观念来定义文明，以此曲解圣经。
同时，房龙也几乎淡化或去掉了所有神迹奇事。有的地方，他叙述圣经记载，然后给出人文主义的阐释。如“拉撒路的复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著《罪与罚》和狄更斯的名著《双城记》中，都曾大幅引用过这一复活的神迹。房龙先强调耶稣和某些气功师一样，有以意念治病的特别能力，然后说，这一复活的传说“在 那些轻信的犹太人中”经过渲染，造成很大影响。这些文字听起来，很有些“关于若干历史遗留问题的决议”的官方文件的气息。有些地方，他甚至直接改写事实。
譬如马利亚由圣灵感孕，房龙只字不提圣经记载，直接修正说，马利亚去见伊丽莎白之前没有怀孕，回来后和约瑟结婚，然后怀了孕。保罗在大马色路上奇妙的归正，也被浓缩成一句“保罗走在路上，忽然就醒悟了”。这已不是改写，也不是孔子式的春秋笔法，而是被污染的理性之偏见，在心志上欠缺了最基本的诚实。房龙 写的是一部“大话圣经”，是一个被囚禁在文化潮流中的“关于圣经的故事”。不客气地说，这本书因而充满了人类能够撒的最大的谎言。因为最大的谎，莫过于在 关于上帝的事上说谎，也就是中国人说的“弥天大谎”。
房龙的圣经故事，有优美文笔，却使圣经失去启示的整全性，裂为碎片，仿佛是拼凑的短篇故事集。而圣灵在读者心中和圣经文本中的整体性见证，正是信徒能够在阅读中被感动、被引领，最后认信圣经是上帝启示的关键。正如清教徒的《威斯敏斯特信条》论到圣经时所说的，“圣经主题属天的性质，教导的果效，文体的庄严，各部的吻合，全体的目的（将一切荣耀归给神），人类唯一得救之道充分的显示，和其他许多无比的优点，以及全体的完整性，都足以证明圣经本身为上帝之言的证据”。
如果不认信圣经是一部具有整全性的启示之书，失去了上帝在整个救恩历史上“道成肉身”的见证，“爱”就成了空洞的说教。“爱”若没有在那些伟大的神迹奇事中流淌，没有在摩西律法的背后闪亮，也没有在上帝的圣洁公义中为我们忧伤，“爱”就只是一个人间理想。就算有一个人曾为此而死，也只是虚幻的理念和 替代而已。读房龙式的圣经故事，很难有助于理解圣经和基督信仰。
房龙也以倡导宽容著称。他的宽容观与伏尔泰一样，是以人文主义为本位的、弥漫着一种官方文件气息的“政治正确”的宽容观。在他看来，若人类要有宽 容，神迹就不能也不准成立，耶稣就不能是上帝的独生子。人文主义的信徒往往倾向于天真地（其实也是残忍地）以为，如果这世上根本没有宗教信仰，或者不同宗教都不要把他们的上帝看作独一的至高者，只看作一个伟大人物，那人类就会彼此宽容了。因此他们在一个自我说服的起点上，消灭了灵魂深处的感动，对一切真信仰的叙事，养成了一种条件反射式的自我审查机制。
他们以为宽容只能是“信无能”的结果。他们不惜以一种冷漠的态度，将对“绝对”的一种绝对否定，视为宽容的起点。但对灵魂来说，这只能是一个被流放的起点。因此在我看来，这恰恰是一切不宽容的起点。譬如说，当一个人深受房龙《圣经的故事》影响，并误以为自己 已真正了解了圣经或基督教，这会是一个宽容的开始呢，还是无知、傲慢与偏见的渊薮呢？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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