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立：演员、病人与赞美诗

1月20日，国家卫生计生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等十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农民工尘肺病防治工作的意见》。这意味着，中国600万尘肺病农民的命运，有了一个制度性的、根本性的解决开端。这个进步，背后是一个名叫“大爱清尘”的公益组织，除了发起人王克勤先生及其团队，还有一位特别的人物——演员袁立。因为她对尘肺病人所做的关怀和努力，她被评为“2015青年创建人物”“2015年度责任人物”等。

事实上，袁立用20%的时间精力投入的这项事业，她真实得走到尘肺病人中间，去一家一户的探访，和他们交谈、倾听他们的苦痛、拥抱他们。“我的任务，就是让更多的人了解尘肺病，了解尘肺农民。”她说。

去年7月9号到19号，袁立跟随“大爱清尘”的志愿者进入秦岭大山，对患有尘肺病的农民做了一系列一线调研，回来之后，感觉自己一直没怎么缓过来，“那个累是慢慢会发出来的，一开始在底下的时候是咬紧牙关的，然后回来了以后就不会一下子放松，会慢慢释放。”

在此之前，袁立压根不知道尘肺病是什么。这原本应该是个悠长、安稳甚至有些无所事事的夏天。她住在杭州灵隐寺旁一个绿荫如幕的小院子里，在四十来岁的年纪上给自己放了大假，动手设计和装修房子，清晨绕着西湖跑步，甚至还买了一辆自行车。她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每餐吃饭前，会双手合十，对着食物祷告——与救赎无关，这是一种纯粹的皈依和对内心安稳的追求，就像每一次从教堂出来，她都会觉得当晚的食物格外美味。

她想用手上的闲钱做一点公益项目，又不知道哪个基金会值得信任，刚好在网上看到了几年前一则尘肺病人为了索要正当赔偿不惜“开胸验肺”的新闻，顺藤摸瓜，查到了专门捐助尘肺病农民工的公益组织“大爱清尘”。她通过微博给创始人王克勤发了一条私信，王克勤回复说，你要不下来亲眼看看尘肺病人是怎么活的？袁立答应了。

那个时候她心里揣着的全是好奇，心想去跟两天，看一看，如果这个公益组织是真的在做好事，那么就真的给他们捐一些钱好了。临行前，得知大爱清尘给全体志愿者买了保险，她还以为是小地方有流氓要打人、杀人。进了山才知道，秦岭深处的山路蜿蜒陡峭，即使是最老资格的司机也不得不时常停下来抽根烟提神。

王明升是袁立在村子里接触的第一个尘肺病人。他很瘦，黝黑，并排站着跟她一般高，“外表不像一个农民工，像个小秀才”。但是当两人靠近的时候，袁立清楚地听到从他的胸腔里持续发出沉重的呼吸声，沙沙沙沙，像秋天的落叶。

这时距离那次持续8天8夜的严重并发症已经过去4年。当年棺材进门之后，也许是冲了喜，王明升竟然挣扎着慢慢地好了起来。他自己都觉得这是个奇迹。2013年，大爱清尘首次到他的家乡探访登记，王明升受到捐助，身体状况稳定之后，自己也加入了志愿者的行列。

“我是袁立的第一助手。”他有些自豪地说。

秦巴山区的这次尘肺病探访如同秦岭淮河，成为袁立内心生活重心的分界线。在那之前，她觉得自己甚至不知道什么是贫穷。

袁立出生在杭州，江南鱼米富庶之地，父亲在大学工作，家境优渥。成年之后做了演员，早早成名，对穷的概念止于“吃不起饭”——这个年代，怎么还会有人真的吃不起饭？反正她是没见过。看到报道说哪里哪里很穷，袁立心里从来是不信的，“因为在城市长大，是无法想象那种的。”

王明升也无法想象袁立的生活。在他对“明星”这个词有限的认知里，这些人应该走到哪里都是前呼后拥，身后永远跟着十个八个戴大黑墨镜的保镖。

事实上，在演员圈子里，袁立远没有在病人中间这样容易相处。出道20多年，袁立一直较着劲。这个职业带给她某种长久存在的、钝钝的痛苦，并不尖锐，却难以和解。《人物》记者请她推荐几位同辈的同行好友聊聊对她的了解，她掰着指头想了半天，一个也数不出来，“我好像在这个圈子里没什么朋友，我们关心的事儿都不一样。”她在微博上讲美国南北战争，反对社会不公义，批评演艺行业的不规范，为演员争取五险一金。然后有人问她，你怎么就不能像其他人一样，每天发一发旅游感受和自拍照呢？

虽然跟袁立朝夕相处了好几天，但病人王明升对这些内心曲折完全不了解。他从来没想起来问袁立为什么要来，只觉得太好了，大明星啊，肯定能帮他们多筹点钱，就多救几个人。在他们柴坪镇向阳村，日子很单一，愁苦也很单一，统统可以归结为一个字：穷。

根据大爱清尘志愿者的统计，向阳村所在的镇安县至少有1000个尘肺病人，大体上都失去了劳动能力。一部分人回到老家安安静静等死，一部分依旧留在矿山上，竭尽全力隐瞒病情，想给老婆孩子最后再赚一笔钱。每个人心里都清楚，这病是治不好的。尘肺病是目前中国职业病中占比最大、最严重的病种，缘于常年在矿山进行缺乏防护的工作、肺泡中吸入大量粉尘而导致的肺组织纤维化，进而造成肺组织硬化、石化，致使呼吸困难。袁立从王克勤那里听来的说法更加形象而直接：病人的肺会慢慢变成一个金属肺，无可逆转。她探访一个小伙子，哥哥得尘肺病死掉之后嫂子改嫁跟了他，这算是种协定，以确保孩子还保有同一族的姓氏。后来他也查出得了病，嫂子看不到希望，跑了。村里的一个老大哥在2003年喝了敌敌畏，到死都不肯承认自己是尘肺病，怕别人歧视他。

袁立将成为“大爱清尘”志愿者看作来自命运的拣选和神的旨意。她觉得神早已安排了她与这些尘肺病人的联结。1996年她刚毕业开始拍戏，从马上坠下来摔断了胳膊，剧组只给了很小一笔钱作为赔偿。她请了一个律师试图维权，官司不了了之，剧组象征性给了几万块钱，条件是她答应签一个协议，永远不准跟媒体再提这件事情。“演员也是弱势群体，”袁立说，“我也维权困难，我也工伤没人管过我……其实我特别理解这些尘肺病农民工。”她觉得从那时起，命运就注定自己有一天要为他们祷告。

而那时的王明升还没意识到，自己正一步一步走向什么样的宿命。1997年，他跟着亲戚在砖厂、煤窑间四处辗转，最终来到河南的一家金矿山。从这座山到那座山，前面的山体打空了，每个洞里面都搁着人。粉尘混着爆破烟雾在矿洞之间流动，呛得人眼睛都睁不开。矿工们在稍微能聚水的地方铺一块塑料布，炸药、粪水、矿渣水混在一起。

王明升的工作是钻工，用钻头在矿山上打眼儿，然后把石头抱下来。他从来不戴口罩，没人教他这么做。1999年，王明升在工作间隙听人说同村的一个老大哥得了怪病，感冒老不好，胸口憋得慌，渐渐喘不上来气了。村里的二杆子在背后戳着脊梁骨嘲笑他，尘肺病、尘肺病，活不了几天就要死啦。那是王明升第一次听说“尘肺病”三个字，他和大部分老乡一样，没怎么当回事儿。况且，有太多事情比这更需要他担心——常常炸死人的炸药；不知么时候会来的童工突击检查；邻近几个矿的矿主聚在一起喝大酒，喝高兴了就掏出猎枪打赌，像打兔子一样对着矿上的工人射击。没有人敢提发口罩的事情，更确切地说，没有人敢跟老板提任何要求。

然而，2000年之后，村子里接二连三有人染上了怪病，“我的天哪，一年几个，一年几个，尘肺病接二连三就出来了。”山里人吃饭，靠天、靠地、靠力气，人们原本是不信命的。王明升总共在矿山待了5年，做跟粉尘直接接触的钻工仅仅半年，“总想着我才干了这么几天我不可能得尘肺病，不可能的。”2004年底，他得了一场感冒，拖了大半个月也不好，他去医院拍了胸片，查出来是尘肺病。那一年媳妇刚给他生了个大胖儿子，他拿着胸片在医院门口蹲了40分钟，感觉整个人从头麻到了脚。

他直到现在依旧无法接受。“我得了尘肺病，我得的非常的冤。为什么冤？我真正接触粉尘可能不到半年，我在矿山待了5年，我连一万块钱都没挣到。所以我冤得很，我很不服气，我自己都觉得我太冤了。”

在矿上最难的时候，王明升的同伴们仅有的消遣之一是趁工休的时候溜去录像厅看电视。大家最喜欢的一部电视剧叫做《铁齿铜牙纪晓岚》，电视机里的世界，皇上英明，学士睿智，女人聪明漂亮，并且有侠义之气。袁立最喜欢的也是这一部。成为基督徒之后，袁立崇尚生而平等，对以前演的“君君臣臣，阿玛阿哥，就那种辫子剪掉了，大家还有一根辫子”的戏充满反感，《铁齿铜牙纪晓岚》是唯一的例外。“它好好在什么呢，借古讽今，它可不是一步纯粹的阿哥阿玛的戏，它其实是一部讽刺现在的戏，只不过那样它播不了，它用穿上皇袍的衣服，讽刺你们还是奴隶，播出了，挺好，嬉笑怒骂间。”她在里面扮演伶俐的侠女杜小月，这回上山，农民们几乎都认识她，杜小姐、杜小姐地叫她。

戏里有一集是杜小月探访黑煤窑，袁立站在矿洞里脆生生地骂：你们东家是谁啊？知道这事皇上知道了会怎么样吗？你们这些贪官！“我截图一看，这真是，早就在演这个戏了。人在时间里面，神可不在时间里面，他在时间之外，他早就看到这一些，早就安排好了，是一个小小的插曲埋在那里。所以我觉得其实你看，戏里戏外我是扮演同一种角色。那如果我今天以这样的身份来传递来自神性的爱，我觉得是一种更大的托付。”袁立说。

节选《人物》2015年9月号，文|葛佳男 摄影|才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