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出生与机会相关?

如果我们需要更多的确信，它来自于一个令人惊讶的地方：电脑在生物学上的应用。远在资讯时代之前，活细胞被认为是相当简单的，因此很容易认为生命的形成是出于机会。达尔文自己就认为细胞只是一滴简单的原生质，而且推测它是在温暖的小池塘演化出来的。但是，当科学开始揭露细胞惊人的复杂组织时，越来越难坚持机会理论。

生物学家在闪避这个问题时，最常拿来搪塞的理由是：近乎无止境的时间。他们说，只要给予足够的时间，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经过了好几百万年，不可能的事也会变成可能；不必然的事，也会变成必然。有一段时间，生物学家用这个说法来避开争议，只因为牵扯年代的数目是那样庞大，以至于没有人可以具体概念化，那样的时间刻度到底代表了什么意义。

但是电脑革命终结了任何生命起源的机会理论。从1960年代开始，数学家开始写电脑程式，去模仿太阳下的每个过程，而他们将注意力聚焦在了演化本身。仗恃着他们的高速计算机，数学家们模仿了新达尔文主义演化论的试误法，并且计算相当于数十亿年的时间推算可能发生的情形，结果相当令人震撼，不论时间是多么漫长，电脑显示藉由偶然过程的演化可能性，完全等于零。

1966年，在费城的维斯塔学院举行了一个划时代的座谈会，由一群电脑专家，对美国全球生物学家发表论文，提出他们的新发现。这次报告负责人是麻省理工学院的马丽·伊登和巴黎大学的舒兹恩·伯格。起初，生物学家们非常生气，这些傲慢自欺欺人的电脑人，竟然跨越雷池，入侵他们的领域。但是，数字叫人无法否认。在这一次座谈会后，机会理论开始销声匿迹，乏人问津了。

结果，在今天，颇负盛名的科学家嘲弄生命起源于机会这样的说法已经是时有所闻的事。英国著名的天文学家霍爱尔爵士说，这就好比是将十的五十次方个人排成一排，然后给每个人一个弄乱了的魔方。然后呢，发现他们在同一时间解开了这个魔方。

从机会来看，要怎么解释这回事呢？对相信生命是出于随机演化而来的自然主义者来说，只有一个合乎逻辑的可能性。如果生命不是处于随机的过程，那么必定处于物质本身某种力量的强制运作。因此，今天在这个领域中，专业的科学家正努力要找出物质内部某种可以引导这个过程发生的力量，也就是某种促使生命发生的动力。这个假设是：只要环境对了，不可避免的生命一定会发生。有本广泛使用的大学教科书，以此为书名《生化的预定论》。

然而，对于什么力量导致这一切发生，科学家之间并没有共识。旧金山州立大学的狄恩·肯扬，是《生化的预定论》一书的共同作者，也是这个学术的最早倡导者之一。他后来驳斥了自己的理论，肯扬在一次访问当中说：如果你看看这个实验，有一明显可见的事实是，你无法取得排列整齐的氨基酸顺序。如果我们原本想要看许多自然形成的秩序，在我们的理论中一定出了什么问题。因此，肯扬接受了有一位智慧的设计者这个观念，作为生命的起源答案。

可悲的是，很少科学家有这样的勇气。然而越来越清楚的是，这些实验无法支持自然主义任何有关生命起源的理论，这些实验所支持的是智慧设计论，这些实验也积极地证明了一件事，只有当原始材料藉由智慧的运作，再经过小心的挑选排列控制合组织后，才能够萌发生命。

科学的进步，并没有像我们经常听到的那样，给基督教信仰带来新的挑战，相反的，它揭露了更多强而有力的证据，在各个层面显示出基督徒所信的为真，包括对这个自然世界的信念。今天科学家知道了更多细胞内的结构后，尤其是DNA的结构，这个事实就更为明显。

我们都听过DNA这个专有名词，这要归功于他在充满争议性的法庭诉讼中的用途，比如说辛普森诉讼案。然而我们绝大多数人都不太明白它到底是什么东西。简单的来说，DNA就像是在细胞核心当中的语言，一种分子讯息，一组要告诉细胞要如何建构蛋白质的指令，它很像是电脑运作时所需要的软件。更进一步来说，DNA所包含的资料是相当庞大惊人的。人体的一个细胞，它所包含的资料，比大英百科全书整整30柜册的内容还要多3倍或者4倍，结果现在生命起源的问题，必须定为生物资讯起源的问题。资讯是透过自然力量兴起的吗？或者它也需要智慧的设计者？

忠于自然主义的科学家，必须是着构建出一个完全以物理化学法则为基础的生命解释。他们必须解释在DNA中的资讯，只是一种自然过程运作的产物，其中的化学物质包含了活着的东西。

确实，DNA由普通的化学物质组成，根据普通法则产生反应，但是使DNA具有讯息功能的，并不是这些化学物质本身，而是它们的排列顺序和样式。在DNA里面的化学物质聚合成为分子，它的作用就像是在讯息当中的字母，如果信息要能够使人明确的话，必须以一种特定的秩序来排列，如果这些字母被打散了，那么结果就是无法判读，所以最重要的问题是这些化学数字的顺序到底是透过自然原因形成，或者需要一位智慧的来源？这是自然律的产物，还是设计的产物？

大约在200多年前，英国牧师培里提出了古典的设计假设：他将活的有机体的比喻成手表，当人发现一个手表遗落在沙滩上时，没有人会说：‘看！到底是什么样的风和海浪做成了这样的手表啊？’相反的，我们会马上会认识到这块手表的结构，只能由一位智慧的设计者所制造。同样的，培里认为生物有一种结构，只有智慧设计者才能够制造出来。

在每天的日常生活中，我们没有特意去想，就一直在衡量某样事物到底是自然因素，还是智慧因素造成的。如果我们看到在沙滩上的波痕，就会推想它是由自然过程形成的。如果在沙滩上看到文字‘约翰·艾玛丽’，我们立刻会认出不同的序列，然后知道不久前有一对情侣在沙滩上徘徊漫步。或是想一想小朋友抬头看天上的云朵，找出形状的游戏。身为成人，我们知道云朵的形状是因为水分子受到风和温度的作用的结果，但是如果我们看到云朵拼出一个信息呢？《在法国重逢》这部电影当中，故事描述了1940年代，纳粹占领下的巴黎，一位勇气惊人的飞行员，每天飞过巴黎上空，用飞机喷烟在空气中写出了勇气的英文字母。如果你我当时在场，我们一定不会把这个写在天空中的字，当成是普通的云朵，即使这个字是白色，又蓬蓬松松的，我们仍然可以确定，绝对不是什么自然力量创造出了这个信息。

同样的，当科学家们探索细胞核时，他们发现类似“约翰·艾玛丽”或“勇气”的信息。不同的是，DNA里面包含了更多更庞大的信息，这意味着什么呢？这代表了现在我们可以使用一个比培里生物和手表更为接近的类比，来重振设计论。这个新的类比是DNA的书写信息的类比，有没有哪一种自然力量可以写一本书，编写电脑程序，或是写出一首交响曲？显然没有。DNA的发现，提供了强而有力的新证据，来支持生命是有智慧设计的结晶，这个论点相当简单，容易解释，并且有稳固的经验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