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徒如何回應現今時代的文化？

舊約對當時社會和文化所採取的態度，能否教導今天的基督徒如何回應這個世代的社會與文化？

首先要說的是，既然舊約對不同的文化現象採取不同的回應，我們就不可能採取單純而簡化的立場。我們不該全盤接受社會中的文化，將之視為完全合適或值得包容的，但同時也不該全盤否定，視之為全然邪惡和可憎惡的。我們要有明辨和批判的態度。

全然摒棄

首先，舊約引領我們看見，人類墮落社會當中，必然有一些層面是上帝所拒絕與憎恨的，必須摒棄。對此，基督徒唯一能作的回應，就是棄絕和隔離。要如何辨認這些特徵，舊約也給了我們一些線索。大體來說，以下四種類型，特別為以色列的律法和先知傳統所譴責：偶像崇拜、歪曲反常、人身傷害和對窮苦者麻木不仁。這四項特徵與今日社會仍息息相關。全世界的人類文化有許多面向，明顯和這四個來自墮落人性的黑暗傾向有關。

在我們的時代與文化，難道不需要舊約那種嚴厲的態度，面對那公開且幽微巧妙的偶像崇拜？基督徒和以色列人一樣，容易不自覺地將上帝貶為只是救恩和主日的上帝，而在“真實生活”中膜拜物質主義的金牛犢和消費文化的巴力。敏於察覺到偶像崇拜是非常關鍵的工作，是先知性的職責，而且任何人若要在文化中揭露這樣的偶像，經常要付上極大的代價。

在這道德價值遭到質疑、面目全非的年代，難道不需要像舊約一樣，清楚揭露歪曲反常的行徑？保羅將偶像崇拜與扭曲真理緊密相連，有其重大的意義，因兩者的關聯不僅涉及性行為，同時也使整個知識環境，對真理有所歪曲（羅1:18~32）。

面對戕害弱者與殘害無辜之人，面對類似廟妓與獻嬰兒祭的習俗，難道不需要舊約那種義憤填膺的怒氣嗎？如今，色情的交易已取代過去在經濟上剝削女性和傷害孩童的模式（但後者其實根本尚未根除）。而舊約對這方面的敏銳度，會對殺害數百萬計尚未出世的嬰兒，發出什麼聲音？有些婦女是出於醫療的理由而墮胎，但絕大部分似乎只是為了圖個方便。

面對那些麻木不仁地“踐踏貧民的頭”的人（摩2:7；彌3:2~3的描述更令人膽寒），難道不需要舊約那種毫不妥協的批判？如果所多瑪的罪惡在於“心驕氣傲，糧食飽足，大享安逸”，對困苦和窮乏人麻木不仁、不扶助他們（結1 6:49），那麼絕大部分的基督教教會（尤其是西方教會），就是安逸舒適地住在所多瑪，而非錫安城。

相信讀者可以從各自的文化處境，列出被視為偶像崇拜、歪曲反常、人身傷害和麻木不仁的例子。這裡至少提供了一個架構，分析我們文化當中必然會有的負面因子。以色列蒙召摒棄、抗拒這些習俗。教會當然勢必也會有一番搏鬥。

有限度的容忍

其次，舊約中以色列的經驗，也幫助我們面對墮落社會的事實。連上帝都接受了這個事實！這就是為什麼耶穌說，起初上帝創造的心意是一生之久的婚姻，但是祂容許離婚是“因為你們的心硬”（太19:8）。如果離婚在以色列這上帝救贖的子民當中都被容許（雖仍有批評，同時也教導更高的標準），那麼在我看來，我們得同意，在世俗社會中離婚同樣是被允許的。這並不是說這個制度不該被批評，而我們也不只是要致力維護最高、絕對的標準，並使人靠近那樣的標準；這是因為在制訂法律時，必須寬容一些不那麼合乎倫理理想的情況。

在本書前一章提過，戈登·溫漢（Gordon Wenham）對於“律法所吩咐或禁止的事”和“社會認為其在倫理上可取或排斥的事”這兩者的差異，作了很好的討論：

在大部分社會裡，法律所強制執行的往往跟社會中的賢士認為應當去做的有段差距——更別提距離理想境界又有多遠了。道德的理想和法律之間確實存在某種關係，但法律傾向在立法者的理想與實際執行的狀態之間，作務實的妥協。法律只強制要求最低標準的行為……或用聖經的術語來說，公義絕不只是遵守十誡和五經中的法條……法律往往只為社會行為設立底限，而不是規定倫理的上限。因此，研究聖經中的法典，似乎就不是要揭示立法者的理想，而更可能是看出容忍的底線……（許多舊約律法中非法律性的勸誡）都指出，立法者的倫理理想，遠比他們所制訂的法律文字來得高 。

這原則必須應用在社會和政治生活中更寬廣的領域。很多時候，基督徒所生活、工作、應對的，都是顯然未能達到上帝標準的情況和體系。當我們像鹽和面酵一般致力於改變的當下，有些事是必須容忍的。

以一夫多妻制為例，這在西方可能已不是當前的倫理議題，但在世界其他角落的基督徒仍要面對這個題目，且需要倫理和教牧上的解答。若完全從聖經倫理的角度，我們當然必須堅持，在道德上，多妻制與上帝設計婚姻是一夫一妻的心意相比，的確有缺陷。耶穌針對離婚所作的言論，認為一個男人和妻子離婚另娶他人是通姦的行為，暗示了基督徒不應選擇再娶其他的妻子。因此，基督徒當然不應主動另外娶妻。但假若一個男人生活在多妻制的文化，已娶了好幾位妻子，然後成為一位基督徒，這又該怎麼辦？難道我們要說，他唯一的選擇，就是只留下一位，與其他所有的妻子離婚？若是這樣，舊約絕對會說——從妻子的角度來看——這是讓大惡來代替小惡。就像先前說的，舊約平衡的教導認為，較之於一夫多妻制，離婚是更加不可取的惡。舊約時代的以色列人，會為了容忍一夫多妻制，作一些務實的辯護。在他們的社會，女性沒有機會從事有獨立收入的工作，寡婦、離婚婦女、單身女性，也沒有社會福利的保障，沒有子嗣更被視為女性極大的恥辱。因此，以色列人會說，當然最好所有的女性都有一個歸宿；即使因此得踏進多妻的婚姻生活，也比成為娼妓或落入寡婦的慘境來得好。舊約所建議的方式似乎是，給予多妻制某個程度的包容，但同時也提出神學上徹底的批判，並且宣達更理想的標準。

保羅在談及婚姻和離婚時，也處理了類似的倫理問題。但若有人結婚時尚未歸主，但後來歸信基督，那麼他或她並不需要與未信的配偶離婚——除非對方提出要求，那麼保羅便同意那位信徒恢復自由身。他的原則似乎是，新歸主的信徒應尊重歸信之前所作的個人承諾。與未信的配偶維持婚姻，比新歸主的信徒提出離婚更為合宜。有人認為，保羅也會以類似的方式，容忍歸信的多配偶者（林前7:12~24）。

與此類似，雖然我們已立法廢除了奴隸制度（不過在世界各個角落還是有若干奴隸制度持續著，因此這只能是個語帶保留的陳述），但現存的經濟結構和工業生活，仍遠遠未達上帝對人類尊嚴的標準。基督徒必須某種程度容忍這些現象，才能在當中設法解決一些問題。觀諸舊約對正義、公平交易和憐憫至弱者等清楚的原則，基督徒當然同時也必須尋求改革和挑戰的機會。

我們甚至應該仔細思考，以色列容許奴隸制度，是否也因為這是比其他制度更為合適的選項。根據“奴隸”這個詞一般性的意義，有人立刻會說，要為奴役人類這件事辯護，完全不合理。任何人都沒有權力將另一個人視為財產一樣看待。但若看看以色列社會在處理負債者的問題時，採用抵押式的勞役服務方式，我們或許就會說，這至少有若干可取之處。債務人是同意一份協定，讓自己受債權人的約束，以勞力償清債務。這可能比現代社會所採取的方式更值得慎重考慮。現代社會對無法償還債務的處理方式，從宣告破產到入獄服刑都有可能。然而，前者只會使債權人什麼也拿不回來，似乎並不公道；後者則完全沒有好處，還要付上龐大的社會成本。正如本書前一章的內容所見，單就法律罰則來說，我們確實可以說，以色列以一段時間的奴役還債，似乎比我們采監禁的方式更合乎人性。奴隸仍舊住在家裡，在“正常”世界裡和人群一起工作。他行走在上帝的天空下，步行在上帝的土地上。相對地，監禁則拒絕給予這一切，而且有趣的是（不誇張地說），監禁從來都不是律法書所採用的罰則（但在列王時代後期曾執行過）。當然，如此比較的重點，不在於提倡恢復奴隸制度，或是想像在現代社會能有簡單的替代方案取代監禁，而是提出一個看法：當我們對奴隸制度有直覺的反彈卻輕易容許監禁的制度時，舊約會挑戰我們仔細思考這兩者的倫理（以及不那麼合乎倫理的）層面。我們會發現，我們能從舊約典範所學到的，超過我們的想像。

批判的肯定

第三，舊約也顯示，人類社會和文化生活中依然有值得肯定之處，雖然我們仍需保持明辨的心。教會歷史有太多這樣的例子，例如透過藝術、音樂、繪畫和戲劇來實現教會的目標，以淨化過的基督教內容取代原本的異教慶典。早在新約最早期的基督徒，為了讓聖經的福音扎根在希臘世界，為了用希臘文來表達福音及面對希臘哲學的挑戰，基督徒的宣教就一直積極而富有創意地投身在人類多元的文化當中。

既然全人類都是按上帝的形象所造，那麼，每一個文化就必然有一些部分能反映出上帝的本性，肯定創造的美好，體現上帝的道德標準，從而對人類的發展有所貢獻。當然，同樣在文化當中也有許多層面，掩蔽上帝的真理，詆毀受造界，顛倒上帝的標準，並致使人走向貧窮枯竭。然而，這不該使我們裹足不前，不去欣賞文化中值得肯定的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