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培理（Billy Graham）被譽為“二十世紀最具有影響力的基督教領袖之一”。眾所周知，他也曾是很多任美國總統的顧問，備受尊敬，甚至被稱為“美國的牧師”（America’s Pastor）。據說，借助電視和媒體，葛培理是歷史上將福音帶給世上最多人的復興家（超過185個國家的2.15億人）。
自1940年代起，葛培理就借助一切可能的媒體（包括廣博、電視、電影、衛星傳送等）來傳福音。他曾說，“我從來不認為，我們事工是靠媒體的公共效應，但我仍確信，上帝使用媒體，讓它成為福音進入公共生活的最有效方式。”
品格上的見證
葛培理從進入美國公共視野的一開始，就為自己的團隊立下非常嚴格的“品格標準”，警惕自己和身邊的人，在金錢和性上要特別有界限。他的家庭生活也備受媒體關注，原本隱藏在山間的居所，常常有媒體記者造訪，要打探他們一家的生活細節。
葛培理與妻子一生很恩愛。他妻子路得（Ruth），一位出生於中國的宣教士之女，本希望勸服丈夫一同去中國偏遠地區服事，但後來順服上帝對葛培理的帶領，甘心在家中養育五個兒女。實際上，葛培理因經常外出傳道，和太太及兒女在一起的時間不多，但夫妻倆一生仍恩愛有加。路得去世兩年後，年邁的葛培理曾對記者說，“我從未像現在這樣愛著她。”
葛培理的確在品格方面活出了一個基督教領袖應有的見證。哪怕在公共媒體的聚焦下，他也沒有過醜聞或“不合聖徒體統”的行為。葛培理的一位長期同工說，“讓他與其他牧師不同的是，當他為某件大事掙扎時，他的確會花整夜時間在禱告上。”只是他五個子女中，有兩位曾經歷離婚或叛逆，給整個家庭帶來很多公共非議。但最終女兒路得回轉，而且真誠以自己婚姻破碎的經歷，來鼓勵很多人，見證上帝在人破碎中的真實。兒子也最終悔改，並接替葛培理，成為葛培理國際宣教事工的第二代領袖。
名聲的聚光燈
葛培理牧師一生的確有很多無人超越之處，但最可敬的，是他去世前曾坦誠分享自己一生犯過的錯誤和遺憾。在六十年中，他的事工都借助電視和媒體。晚年葛培理回顧說，在無意中，坊間的知名度也對他帶來很多“名”上的試探。
葛培理在今年二月以百歲高齡離世。《今日基督教》做了一期專題，其中一篇文章題為“如果還有機會，我可能不會做哪些事”（What I would have Done Differently）。文章提到，葛培理生前在回顧一生時說，“我需要審視自己，承認我的過錯。我曾說過很多話，是我現在很希望收回的。”他腦海中浮現的是1950年，32歲的他與其他三位牧者同伴在白宮草坪上禱告的那一幕。葛培理在他的自傳《按我本相》（Just As I am）中這樣描述：
“當我們到達白宮大門時，我們很容易就通過了安檢。總統的秘書與我們握手，告訴我們，此次拜訪會持續二十分鐘。到中午，我們就被請進了橢圓形辦公室。…當我們邁出白宮後，很多報社的記者和攝影師都圍了上來。我還沒回過神來，一位攝影師就要求我們在草坪上，重演一下剛才的禱告。其他報社也都應聲要求我們那樣做。我拒絕他說，我不認為可以重演我們剛才在橢圓形辦公室作的禱告，但我也對他說，我們本來就想要為此次訪問感謝上帝的，那現在就是個好時候。我們四個穿牧師夏裝的人都單膝跪下，我帶頭盡可能真誠地作了感恩的禱告，身邊傳來卡卡的閃光燈聲音，和記筆記的聲音。
但是，幾天後，我才開始認識到，我們已經濫用了可以與總統會見的這一特權。全國媒體對我們此次訪問的報道，對我們都是不利的。總統也感到冒犯，因我沒有經過他授權，就引用了他說的話。一位專欄記者甚至說，我現在成了白宮的人物。他說的對。總統此後再也沒有邀請我們回去過。在此次失態之後，我對自己發誓，即便以後有機會認識高層或有影響力的官員，也再不會那樣做了。”
當時接見葛培理團隊的總統是楚門（Harry Truman），他看到這張照片後，大失所望地對秘書說：“這小子和其他那些想出名的牧師們沒什麼兩樣。”
這張在新聞攝影史上為很多人所知的照片，在美國福音派人士看來，是福音進入公共領域、基督教再次被公眾所尊敬的證據。但是，對於葛培理個人而言，他反而覺得這是他最失敗一個動作。如果有可能的話，他寧願這一幕沒有發生過。
葛培理道出每個站在講台上傳道之人的試探：名聲的聚光燈。
年輕時的他事後驚愕地發現，自己無意中險些成了大眾眼中“和其他所謂牧師一樣”，利用媒體“作秀”、撈名聲的一員。可幸的是，葛培理對罪的試探有一種真實的警惕，讓他為自己在怎樣使用“名”上設立了界限。
在美國市場運作的宗教界，很多牧師最初可敬的“熱心”，在不謹慎的情況下，都成為擴張事工、為自己建立名聲的“野心”。可能因為葛培理對此很早就有過深刻反省，為自己設立了界限。但他後來的事工仍不免與美國政界人士接觸，包括一位與他建立深厚友誼的好友尼克松。後來，“水門事件”的內幕讓葛培理非常震驚，自那以後，他與政客之間開始刻意保持一種警惕的距離。葛培理說，“我很幼稚，以為與某個總統的個人友誼，不會被對方用來實現他的政治目的。”
在公共見證與“作秀”之間
與葛培理同時代的法國神學家雅各埃呂爾（Jacque Ellul）曾在《基督教的顛覆》（The Subversion of Christianity）一書中認為：
“權力”是世界對教會的終極試探。他縱觀教會歷史，發現基督教教會曾與各種世上權勢結合在一起，與資本主義體系有“同構”關係的新教更是如此。他批判新教在現代發展出的各種造勢運動、噱頭和所謂“領袖”，這些人不知自己在光環名聲之下，以事奉之名，已經竊取了上帝的榮耀。這背後的邏輯與他對“技術”（方法或手段）的警惕思考有關。教會即便不與世俗政治聯盟，但在人們建立起各種機構、制度、名頭和平台中，已經建立起一個一個權力的“山頭”，用某種技術安排（如名牧大會、大型場面的奮興會）來“造勢”。他稱之為基督教的“變形”（deformation）。
埃呂爾和妻子甚至用退隱深山的小組交談團契的方式，實踐一種祛權力架構的教會生活。
葛培理雖然稱不上是一個神學家，對現代社會中權力和技術的同構，並沒有上升到如埃呂爾那樣深刻的分析。但他一生都審視自己，究竟是為上帝發“熱心”，還是一種個人“野心”？這兩者之間也可能是一線之隔。他說，“我曾幾乎認為美國的基督教就等同於上帝的國度。後來我認識到，上帝呼召我是要服事一個比美國更高的國度。因此我一直竭力要忠於我作為福音傳道人的呼召。”
葛培理這樣反省，不是因為他覺得基督徒不應該“搞政治”，實際上，他大力推動基督教信仰回歸美國公共生活，因此才創建了《今日基督教》這份報紙（很多人不知道，實際上是葛培理構思了這份雜誌，而且連夜寫出了文案，然後寧願退居幕後。）但他很清楚，公共性不等於無分辨地使用各種公共資源，尤其是與政界人士和媒體的影響力怎樣互動，都是隱藏很多試探的。聖經既提到基督徒要做山上之城，將好行為顯明在世人面前，讓人們都歸榮耀與上帝。但同時，主耶穌自己也警告，在“人前”所作的，同時會帶出極大的試探，就是讓人看重自己的重要性，甚至善於使用名聲，來推動事工。可見，“公共見證”和“作秀”之前，有時可能只是一線之隔。即便不是葛培理的事工，就是一般的講台，也有這種“聚光燈”效應。它帶來的一種自我榮耀（self-glory）的試探，比其他試探更有誘惑力。
這些最重要的事
在聚光燈下的葛培理看到，屬靈的虛榮是一劑致命的毒藥，而且它時刻在試探著那個站講台的人。正如托爾金筆下“魔戒”的力量一樣，沒有人可以抵擋。恩賜越大，越發熱心的人，會更受這一力量的左右。在每個人生命中潛伏的“今生的驕傲”（約一2:16），在“名聲”的聚光燈下，會淋漓盡致地發揮出來。
“福音聯盟”機構（The Gospel Coalition）曾有一篇文章指出“自我榮耀”的幾個特徵，包括：將本應放在私下層面的事，在公共視野中展出；經常引用自己說過的話；覺得自己很重要，也總想讓別人知道自己很重要。
可悲的是，在我們心中，總在與上帝角力的，就是我們自己的榮耀。基督徒甚至會用一種屬靈的偽裝，來粉飾這一偶像。如一位詩人所寫的，我們的“野心”與耶穌的謙卑形成最強烈的對比：
只因我們這些亞當之子想要為大，
他才成為卑微的。
只因我們不願屈身，
他才降卑自己。
只因我們想要掌權，
他才來服事人。
“默默無聞”（secrecy）是主耶穌曾經強調的屬靈操練（spiritual discipline）。在馬太福音6章，耶穌警告追隨他的人，不能在“人前”行善、禱告和禁食，免得“得了人的賞賜”，就得不了上帝的悅納。耶穌指出的是人在動機上的純正。即便以純正的動機進入牧羊教會的事工，也並不意味著，人可以始終如一地保持動機上的純正，因為“虛榮”的罪實在是很有自我欺騙性的，尤其是在現代技術社會中。在教會歷史上，退隱的修道主義（monasticism）傳統的一個堅持，就是要在“不為人知”（obscurity）和“自甘貧窮”（voluntary poverty）裡，活出唯獨忠於上帝的見證。
葛培理在臨終前還說，“我學的還遠遠不夠。如果說有遺憾的話，那就是，我多希望我學習的時間，可以多過我傳道的時間。還有就是，我沒有華足夠的時間來陪伴我的家人，特別在孩子長大的過程中。另外，在這些年間，我認識了很多很多人，但我沒有與這些朋友保持足夠的聯繫，也是很遺憾的。”
他最後的話，道出了一個基督徒生命中最寶貴的幾樣東西：與上帝獨處、陪伴家人、和真實的團契相交。這些最重要的事，都不是人在聚光燈下可以好好完成的。
作者簡介
李晉，現為加爾文神學院博士研究生。馬麗，現為加爾文大學亨利研究中心研究員。
李晉、馬麗夫妻二人同為社科和神學類譯者，譯有《自然正義》、《托克維爾的政治經濟學》、《致年輕加爾文主義者的信》、《寬容的不寬容》、《思想的境界》、《慷慨的正義》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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