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節，是中國傳統節日，是中國人祭祖和掃墓的日子。國人以不同的形式，緬懷自己的先輩。然而，在中國這塊土地上，有一個群體卻值得我們更多地緬懷和追憶，他們就是宣教士。他們曾不遠萬里來到中國，用生命傳揚基督的福音，也同時對中國的醫療、教育、文化等領域做出了貢獻。
他們亦是值得我們緬懷和頌揚的。值此清明佳節之際，本文特別選取了幾位宣教士的生平及其簡介，與讀者分享，盼望成為我們的激勵和鞭策。
1、民國麻風病救濟會的開拓者
美國醫生海深德（Dr. Lee S. Huizenga，1881-1945）
海深德出生在荷蘭，幼年與父母來到美國，畢業於加爾文大學和神學院，然後在紐約學醫。從1920年開始，海深德作為基督教改革宗教會（CRC）海外宣教事工的一位醫療宣教士。同年攜妻子到了中國。他在民國時期醫學界備受尊敬，民國政府還為他發行過紀念郵票。
從1923年至1937年，他長期生活在如皋，如皋當時是蘇北麻風的中心地區之一（上海麻風基本源自蘇北），海深德致力於救治如皋麻風患者，貢獻良多。他修建的“安樂家”，馮玉祥為其題寫屋名。至今，如皋當地居民仍記得這位醫學宣教士。海深德氏稱該所為中國北方最大的麻風病診療所。該診所的住址現為如皋縣衛生防疫站舊址。
海深德還撰寫了一本關於1937年如皋麻風的報告（英文單行本），如今也成為研究民國如皋麻風史的第一手寶貴資料。海深德離開如皋後去了上海。時為抗戰年代，上海淪陷，海深德留守滬上一家醫院，他借助自己的美國身份與日軍“悄悄鬥爭”，保護了不少中國病人的戰時權益。
海深德醫生的生命顯出持久的敬虔和對呼召的持守，如同基督的馨香，一直為後人所傳講。
民國麻風病救濟會的開拓者：海深德醫生的生命見證
2、“中國內地會創始人、世代貢獻於中國”
戴德生 ( James Hudson Taylor，1832-1905)
戴德生，著名英國宣教士。十九世紀世界最偉大的宣教士之一。“中國內地會”創始人、會長，帶領內地會在中國宣教達52年之久，搶救靈魂無數，直到力盡方休。死於湖南長沙，葬於江蘇鎮江。
戴德生不僅呼籲更多的宣教士來中國，為中國的許多方面做出貢獻，在鴉片盛行時代，他還勇敢地站出來督促英國政府禁止鴉片貿易。在教會、宣教士和其他有識之士的共同努力下，促使英國政府終於在1917年全面禁止對中國輸出鴉片。
不僅戴德生，戴家每一代都有人獻身於中國宣教。戴德生之子戴存仁在華宣教時間長達64年之久；他的兒子戴永冕（James II）也終身奉獻給中國教會，先後在河南、陝西、台灣等地，拓荒布道，建立教會，開辦聖經學校，為教會培訓人才；他的兒子戴紹曾（James III）於1929年出生在開封，珍珠港事變後，曾被關入山東濰縣集中營。他的兒子戴繼宗（James IV）於1959年出生在台灣，現在已成為台灣人的女婿。
戴德生的名言已經深入每個基督徒心中——“我若有千磅英金，中國可以全數支取；我若有千條性命，絕不留下一條不給中國。不是為中國，是為基督！”
人物 | 戴德生：流血流淚的巨人
3、鞠躬到盡瘁為中國
梅籐更（ David Duncan Main，1856-1934）
1856年6月10日，他出生於蘇格蘭艾爾郡的一個村莊，是家中第三子。
梅籐更於1856年6月出生於蘇格蘭，1881年9月前往中國。
他是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二醫院的始創元勳（前身為廣濟醫院），使之成了當時全中國最大的西醫醫院之一。他在杭州服務了45年，他把一輩子的黃金歲月，都奉獻給了這個人間天堂。在浙江省檔案館提供的浙江文史資料選輯記載：“英國籍醫師梅籐更來杭，接辦聖公會之戒煙所。”
當年他接手廣濟醫院時，一窮二白：沒有自來水、沒有電、沒有像樣的設備、沒有手術室；但在他幾十年孜孜不倦的努力下，廣濟不僅發展了總院，而且建起了肺病醫院、麻風病醫院，開辦了醫校、藥學院、護士學校、協和講堂等等，成為當時中國一流的醫院和醫校。在杭州，他把肺病醫院建到寶石山上，他把麻風病醫院建到寶雲山上；在德清莫干山，他不僅建起了麻風病醫院，而且建了有休假特色的臨時醫院。
1895年，他把英國的《醫方彙編》介紹到中國，譯本“以中融西”，成了近代中西醫匯通史上的一個範例。此外，他還翻譯了中國第一本產科教材《產科西醫心法》等醫學典籍。
1934年8月30日，鞠躬盡瘁的梅滕更在蘇格蘭老家辭世，享年79歲。
英國傳教士梅滕更：從鞠躬到盡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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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傳教士梅籐更 ：一粒真“麥子“（下）
4、熱心專注於教育
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1962）
美國長老會宣教士，其父母也是宣教士。出生在杭州。
司徒雷登是卓越的教育家和外交家，曾參與浙江大學前身——杭州育英書院的建立，後長期擔任燕京大學校長，使燕大成為當時中國學術水平最高的教會大學。1941年，他因拒絕與日本人合作被關押在集中營，直至日本投降。抗戰結束後，司徒雷登擔任美國駐華大使。
作為在杭州出生長大的外國人，司徒雷登能講一口流利的杭州話，比英語說得還好。他對中國的愛超乎人的能力和極限，而使他一如既往地愛中國的是上帝的呼召，上帝讓他的一生成為祝福中國的一生。
歸來的司徒雷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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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庇護南京難免，記錄日軍大屠殺罪證”
約翰·馬吉（John Magee，1884-1953）
1884年10月，約翰·馬吉出生在美國賓夕法尼亞洲，在耶魯大學完成學業後，他前往麻省劍橋聖公會神學院繼續深造，畢業後加入了美國聖公會。
1912年，他受美國聖公會派遣來到中國南京傳福音並在這裡生活了二十八年，南京下關的道勝堂是他的主要活動場所。
1917年，他創辦了基督教會的“益智小學”，後更名為“道勝小學”、“道勝中學”，這就是現在南京市第十二中學的前身。1937年，侵華日軍在南京進行慘絕人寰的大屠殺期間，約翰·馬吉拒絕了本國使館勸他撤離的建議，並擔任了國際紅十字會南京委員會主席，設立難民傷兵醫院。他與二十多位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一起，組建了“南京安全區”，庇護了25萬難民。不僅如此，他還冒著生命危險，用一架十六毫米的攝影機，秘密地將日寇在南京的暴行拍攝下來，成為南京大屠殺唯一的動態影像資料，為日軍南京大屠殺的罪行留下了歷史的鐵證。
南京大屠殺他冒死拍攝，拚命救助中國人，他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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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醫療宣教士鍾愛華——熱愛中國的“洋鬼子”
鍾愛華（L. Nelson Bell，1894－1973）
鍾愛華生在美國弗吉尼亞州的一個商人家庭，1916年醫學院畢業後，他攜妻子來到中國上海，之後轉往江蘇北部淮陰的清江浦。
二十世紀初年，美國的大學校園被海外宣教的風潮所籠罩，成千上萬的基督徒大學生簽下願往海外宣教的誓約，“學生自願海外宣教運動”成為規模最大的學生運動。鍾愛華不但個人回應上帝的呼召，還擔任過全弗吉尼亞州學生自願宣教團契的主席，鼓勵許多同學加入這個運動。
美南長老會在清江浦的工場，是由著名文學家賽珍珠父親所開拓的（1887年），後來設立一所“仁慈醫院”，也就是鍾愛華後來投入二十五年歲月與生命的地方。清江浦的“仁慈醫院”後來擴充到三百八十張病床，成為全球最大的長老會醫院，為蘇北稠密的農村人口，提供了難以估算的服務與保障。
鍾愛華在仁慈醫院服務二十五年，中間經歷過1927年嚴重的排外風潮，以及1939年清江浦淪陷於日軍手中，然而這些風波與動亂都沒有將他嚇跑。他長期堅守岡位，在繁重的醫療與宣教雙重工作中，仍經常保有充沛的活力與樂趣。他得力的祕訣在每天清晨一定持守大約一小時的靈修時間，並且為排在當天動手術的病人，一一提名代禱，絲毫不敢大意。這位願與中國人一同承受苦難的宣教士還曾在信函中寫道︰“上帝要我們去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我們生活在一個深陷在罪和混亂中的世界。只有耶穌基督的教會擁有唯一可以給人救贖和盼望的信息。”
醫療宣教士鍾愛華——熱愛中國的“洋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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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為苗族人獻上生命的英國人
伯格理（Samuel Pollard，1864—1915）
1864年出生於英國康沃爾，天資聰穎。23歲的時候，伯格理放棄了安逸的生活，於1887年來到中國，作為中華基督教循道公會西南教區傳教士，身兼牧師、教師和醫生多重身份。經過輾轉曲折的經歷，他來到貴州的石門坎，並把一生都奉獻給了這個地方。
他幫助苗族人發明了文字，即今天還在流行的“大花苗文”；苗文的發明，使烏蒙山區的苗族從此有了文字符號記載的歷史；而他用這種文字翻譯了《聖經》，在這裡傳播福音；他辦光華學校，教苗家人讀書認字；建足球場、游泳池，舉辦運動會，改變了苗族人的生活方式；他還辦起了平民醫院、麻瘋病院，解決山區百姓看病的問題；他亦建了孤兒院，收留無家可歸的孤兒……
在伯格理的努力下，基督教會在雲南、四川、貴州等地區的幾十個縣共辦了120多所學校，使成千上萬的苗族人接受了教育，先後培養了一大批學生，包括後來成為博士的學者。
抗戰結束後，政府曾做了一個調查，結果顯示，當時的漢人每10萬人中有2.19個大學生，而烏蒙山區的苗族人每10萬個有中10個大學生，其平均教育水平遠遠高於漢族。
1915年，石門坎發生了傷寒病，很多人都被感染，而柏格理在救助得病的學生的過程中，也不幸感染。為了拯救學生，他將僅有的盤尼西林都用在學生身上，自己不治而亡，年僅51歲。
端午節，紀念一位為苗族人捨命的英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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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一家三代奉獻在中國
啟爾德（O.L.Kilborn 1867年-1920年）
啟爾德在年輕時代，就加入了“基督教志願者運動”，他懷著巨大的熱情，在戰亂頻繁的年代來封閉偏僻的四川，傳播“天國”的理想。他在中國生活了近三十年時間，雖然經歷了新婚妻子病逝，醫院多次被毀等巨大的打擊，但是心中的執著從來沒有減弱過，就是在這樣的堅持下，他當年創辦的成都仁濟醫院，如今已成為一所具有西醫入川120年歷史地標和仁濟文化品牌的大型三甲綜合醫院。又因為仁濟醫院的骨幹加入了1946年由基督教各教會聯合在華大附近新建的醫科教學醫院（即現今的華西醫院），啟爾德當年創辦的醫院，如今還發展成了一所世界上單點規模最大的醫院。
啟爾德不僅是四川西醫史的開創者，四川紅十字運動的發起人，也是中國西部第一所現代意義上的護士專科學校和大學的奠基人。啟爾德和啟希賢的四個兒女，除長子出生在嘉定外，都生長在成都華西壩。他們的長子啟真道在加拿大完成學業回到中國，在華大擔任了生理學講師。啟真道能夠講一口流利的中文，因此他的課程全部用中文教授。從1936年起，在長達10年左右的時間裡，啟真道擔任了華大醫牙學院總院長和醫學院院長的職務。啟真道的夫人啟靜卿曾在華西協合大學講授兒科學和醫學英語，她捐建的醫科圖書館被命名為啟靜卿紀念圖書館。啟真道的長女瑪麗·埃莉諾，則是家族第三代在中國的醫療志願者，她也曾在華大工作過數年。
從啟爾德1891年來到中國，到1963年啟真道離開香港回到加拿大，這個家族3代9口人為中國醫學事業作了72年的奉獻，鑄就了史詩一般的傳奇。
9、奧運飛人、為中國體育事業做出巨大貢獻
李愛銳 ( Li Ai'rui , Eric Henry Liddell，1902-1945)
英國蘇格蘭宣教士、體育運動家、教育家；1924年巴黎奧運會400米賽冠軍。在天津從事宣教和基督教教育20載。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被日軍關入山東濰縣集中營；二戰勝利前夜，因病逝世於集中營內。
1925年夏，李愛銳毅然放棄了在家鄉優厚的條件和待遇，放下享譽全球奧運金牌選手的美譽，輾轉回到了他的出生地——天津，到“新學書院”（Tientsin Anglo-Chinese College，現為天津第17中學）擔任老師，從此開始了他近20年的教學生涯。
李愛銳衷心地期望貧窮落後的中國能夠盡快發展起來，把他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培養人才上。他要求學生體學並進，不但學習好，身體也要強健，並將那些體學兼優的高材生推薦、送往英國倫敦大學讀書。
1925年，在他的籌劃與監督下，誕生了當時亞洲範圍內首屈一指的綜合性體育場，且成為擁有最好運動跑道的體育場之一。在這裡，李愛銳培養出不少中國青年運動員，比如全能跳高選手吳必顯，就是當時中國很少能參加奧運會比賽的中國選手。
抗日戰爭爆發後，李愛銳堅定地和中國人民一道進行敵後抗日，參加救治傷兵和接濟難民的活動。為此他曾受到日軍的虐待。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被日軍關入山東濰縣（今濰坊市）集中營，從而與家庭失去聯繫，直到他病死營中。
李愛銳不只是一位優秀的運動家，贏得了地上的桂冠和金牌；他更是一位傑出的宣教士，贏得了天上永恆的冠冕和獎賞。
10、為治理黃河水患四處奔走，為中國社會進步獻計獻策
李佳白 ( Li Jiabai , Gilbert Reid，1857-1927)
美國北長老會宣教士，在華社會活動家，“尚賢堂”創辦人，和平主義者。
李佳白於1882年抵達上海後，隨即奉派前往山東煙台﹑濟南等地，邊學中文，邊開始宣教工作。他先在煙台宣教三年，而後又到濟南，前後在山東從事宣教工作十年之久。
李佳白在山東宣教期間，正是黃河連續發生漫決的年間。為拯救蒼生於水火，佳白親自“冒風濤，逆流而上，詳察情形”，探尋黃河水患的根源。並向巡撫詳細介紹西方治理河流氾濫的方法。針對賑災和救濟，李佳白提出了許多切實可行的辦法，比如他提出“以工代賑”的辦法來賑濟災民。他建議政府把災民分為兩類，一類為老弱、婦女和兒童；一類為強壯男丁。對於前者，政府要全力救助；對於強壯男丁，則採取“以工代賑”的辦法，組織他們或疏浚河道，或開墾荒地，或修建道路，然後量工定價。
除黃河決口外，在1886年至1889年間，山東、山西、直隸、陝西、河南五省發生了特大旱災，有上千萬人因飢餓而死。1888年災情嚴重之時，西方宣教士在煙台成立了“賑災委員會”。李佳白不僅全程參與了賑災工作，還連續撰寫了“西國治河成法”、“治水說”、“黃河歸海論”、“黃河建閘說”等關於治理黃河水患的文章，發表在《萬國公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