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當鮮活的信仰變為一種教條……

作者：任小鵬

在過去幾年，一些教會興辦了教會學校，不少信徒把孩子送去就讀。但是一些家長出於種種顧慮，仍選擇在公立學校就讀。

但筆者發現，在某些開辦教會學校的教會，有信徒質疑這些送孩子就讀公立學校的家長們信仰是否純正。

在個別教會中甚至形成一種信仰上的政治正確，即基督徒子女必須讀教會學校，否則就是不屬靈。

這種信仰上的政治正確在某些教會繼續蔓延。比如：

妻子應該在家相夫教子，不應外出工作，因為這是妻子的本分和上帝的秩序。

基督徒應該多生孩子，這不僅是聖經的教導，也是擴展上帝國度的方式。

基督徒不應該過早買房，租房是一種更屬靈的生活方式，因為基督徒是在世上是寄居客。

……

些貌似屬靈，但卻十分律法的教導，在教會不斷被強化之後，會給不少人帶來心理困惑。因為在公立學校工作的老師雖然面對一些挑戰，但程度不一而同。

對於某些科目（如數學、科學等）的教師而言，工作與信仰的衝突並不是太大；妻子在家相夫教子還是工作，對很多家庭來說，這是家庭內部的安排，當丈夫的收入不足以養家，妻子工作就是必然。

生養子女的數量是基督徒的家庭計劃，而不是教會計劃；買房還是租房，這多由基督徒的個人經濟決定的，而非信仰表現。

但是，信仰上的“政治正確”是一種強大的律法主義，一旦有了屬靈外衣的庇護，信徒往往無法覺察。

雖然信徒深感良心被轄制，卻找不到內心難受的原因。

長此以往，可能出現一種結果：那些在公立學校教書的老師，忙於生計的年輕媽媽，只有一個孩子的父母，買了房的家庭，在教會將面臨很大的壓力。

而那些辭掉工作的母親，多子女的父母，還在租房的會友，則容易滋生屬靈上的驕傲。

那麼，如何看待教會中信仰層面的“政治正確”呢？

第一，當前中國教會的內外處境為信仰層面的政治正確提供了土壤。

社會對基督教排斥，教會長期被邊緣化，導致教會缺乏寬容度。

中國社會與基督教的緊張感比較強，導致身處社會邊緣的教會，有著很強的緊張感和焦慮感。因此一些教會留給基督徒個人的空間就比較少。

在中國教會，尤其是家庭教會，教會領袖除了在信仰上牧養信徒之外，也時常為信徒提供政治、社會、經濟、教育上的牧養。

這非常類似上世紀1930年代前後美國的基要派。由於世俗主義日漸強大，且教會內部被自由派神學滲透，傳統教會日趨邊緣。

因此，出現了一批要捍衛“基本要道”的基督徒，這些人被稱為基要派（fundamentalism）。

在基要派產生之初，他們極力主張信仰重回主流社會，但是主流社會對基要派排擠，和基要派自身力量的有限，使其生存空間逐漸萎縮。

於是，基要派變得律法、生硬、好鬥，與外部世界的緊張感和對信仰世俗化的過度恐懼，促使教會在各個層面為信徒提供行為準則，不僅不許喝酒、跳舞，連看電影都在禁止之列。一些教會甚至因為爭論基督徒能否飲酒而導致分裂。[1]

據筆者觀察，這種信仰正確對很多中產身份的基督徒構成壓力，因為他們的生活與主流社會的關係較為密切。

但同時，處於社會邊緣的基督徒則不大排斥這類簡單、生硬的教導，因為其生活與社會的疏離感原本就較強。

神學家理查德·尼布爾（Richard Niebuhr）在其經典著作《宗派主義的社會根源》(The Social Sources Of Denominationalism )中曾分析基督徒的社會階層與其神學立場的關係。

他發現基督徒某些信仰立場是在社會處境的激發下而產生，但是基督徒們卻經常以為這些立場是來自聖經。[2]

理查德·尼布爾（Richard Niebuhr）的經典著作

《宗派主義的社會根源》

(The Social Sources Of Denominationalism )

第二，屬靈政治正確可以低成本地維持信仰。

不過，我們也要注意到，屬靈政治正確絕非教會權威單方面能夠塑造。政治正確是一種對信仰簡單、機械化的理解。

信徒忙於日常瑣事，無力或者不願意認真閱讀聖經和思考信仰，屬靈政治正確提供的答案猶如快餐，最容易食用和充飢。

若信徒認真研讀聖經，瞭解基督教與歷史社會的互動，都是需要花時間，慢慢積累的。

對於善思警醒的信徒，這種簡單、生硬的屬靈答案一定無法令人滿意。

過去幾十年間，中國基督徒增長很快，教會大量的信徒信主時間不長。對於這些信徒來說，信仰是新的，世界觀和思維方式還是舊的。

因此，中國社會中長期存在的意識形態化的思維被帶入教會不可避免。

對於很多不願意花時間、精力認真思考信仰的基督徒來說，這種僵硬的教導可以幫助其低成本的理解信仰。

第三，威權社會和現代風險社會促使信徒喜歡某些僵硬的理論表述。

最近幾年，美國一位保守的改革宗牧師的書在中國基督徒圈子中很流行，他關於家庭敬拜、教育兒童的的理論吸引了很多人。

這位牧師是美國中部一間小型神學院的院長，也身兼當地一間改革宗教會的主任牧師。

他所在的教會禮拜時男人都著西裝，女人則穿長裙戴帽子，且禮拜過程很長，講道有時長達一個半小時，非常小的孩子都要全程聽道。

筆者發現，雖然他的講道和著作的神學視野很狹窄，但一些來自深受威權文化塑造的國家的基督徒卻很喜歡他的書。

因為他為人們提供了頗有確定性的答案，即，現代社會男人要如何，女人要如何，家庭的秩序要如何，基督徒要如何做才是敬虔的，什麼才是救恩的確據等等。

這種簡單且直接的主張很容易吸引一些身處現代不確定性中的人們，而過去的威權文化對人的規訓，也使得這些信徒容易接受這類缺乏彈性的理論表述。

在基督教歷史上，不少有影響力的神學家，如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帕斯卡爾(Pascal)、祁克果( Kierkegaard)等人喜歡用paradox，即辯證對立的方法來描述信仰和理解上帝。

而聖經中，尤其是保羅書信中，更是有不少這類表述。保羅和這些神學家們之所以使用這種表述方法，不是因為他們思考膚淺，而是人本身的複雜性，使得簡單、直接的描述往往無法呈現信仰的真實面貌。

不過遺憾的是，僵硬的理論固然給人標準答案，但是信仰和生命是鮮活的。

這樣的教導長此以往，很容易蛻變為信仰規訓和律法，淪為屬靈上的“政治正確”。

信仰政治正確猶如現代流水線上的標準件，簡單、容易上手，短時間內可以起到規訓信徒的作用，但長此以往，對教會和信徒的全面健康成長，將帶來危機。

註：

[1] 對此的分析可以參加George M. Marsden, Fundamentalism and American Cultu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2] Richard Niebuhr, The Social Sources Of Denominationalism (New York: Meridian Books, 1922), 62.

— 完 —

作者簡介：

哲學博士，現旅美進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