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精神控制”事件频发,教会是一片净土吗?

( 作者: 刘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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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光

 

最近,北大女生包丽去世,鲍毓明事件频上热搜,再次引发了公众对“精神控制”的热议。

 

其实,精神控制不只发生在社会事件中,也以各种隐秘狡黠的方式渗透进教会里。

 

春节前,“今日佳音”曾推出关于教会中类似现象的文章,如《教会也是问题家庭?更可怕的是真相不敢说》、《最耀眼的宗教领袖,光环背后的真相引人深思》,引发了诸多讨论。

 

本文是作者的一些观察和反思,重在呈现某些教会内有可能存在的“精神控制”现象,并探讨其背后的神学源流、社会因素。文章并非论断或批评,而是“凭着爱心说诚实话”,与大家一起反思现象、警醒守望。如果您有相关的经历或想法,欢迎投稿和留言。

 

 

 

警醒 | 反思

 

 

01 

PUA与精神控制

 

精神控制,源于PUA (全称Pick-up Artist),来自美国的搭讪文化。它教导人如何通过搭讪结识异性,并发展为男女朋友关系。但是后来,PUA文化逐渐变异,沦为男性通过特定的技巧骗取异性感情,并在恋爱中操控对方,让对方沦为自己的工具,进而达到榨取对方钱财和感情的目的。

 

目前,在中国一些大城市的个别人群中,PUA正以一种亚文化生态的方式传播,甚至有PUA的培训班,教授如何迅速骗取异性感情。去年五月,江苏警方曾打掉一个PUA培训班,其头目被刑拘、罚款。[1]

 

精神控制作为一种规训人的方式,不仅存在于恋爱关系中,也常存在于社会关系、政治关系中。比如二战时期,日本的军国主义、纳粹德国的种族主义,都极大强化了本国公民对国家的认同,让不少人乐意为国赴死。

 

一般说来,越是亲切、紧密的关系,越容易出现PUA的情况。任何一个提倡深度委身的共同体中,都容易出现对成员加以精神控制的情况。

 

因此,作为信仰共同体的教会,也需要警惕打着信仰名号对信徒施以精神控制的做法。因为与其他群体相比,教会中的精神控制时常披着属灵的外衣,识别难度更高,其后果也更严重。轻者,受害人离开教会;重者,受害人放弃信仰,留下严重心理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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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精神控制的真实案例

 

下面是两个真实的故事。

 

一间城市教会的长老们逐一对教会内的未婚弟兄进行教牧协谈,了解最近的信仰状况,以及有没有犯罪。其中一个问题是:你私下里有没有手淫行为?询问过程中,有同工当场用电脑打字记录谈话内容,其场景如同审问犯人。接下来的主日,这间教会几乎所有未婚弟兄都被当众惩戒。牧师站在台上,逐一念名单,然后这些弟兄挨个站起来。最后牧师宣布,他们因为手淫,犯了奸淫的罪,被教会公开惩戒,停领圣餐。在这间教会,有弟兄有婚前性行为,不仅被停领圣餐,教会为了防止该弟兄继续犯罪,还派人住在该弟兄家里监督他。如果要恢复圣餐,必须定期向牧师上交书面信仰反思。

 

另一间城市教会的带领人是一位未婚的中年女性,该姐妹十分强调敬虔、永生对信徒的意义。由于该教会的成员多是青年男女,因此恋爱中都会“听取”带领人的意见。结果很多恋爱中的信徒都被带领人拆散,理由是现在的属灵状况不适合恋爱,或者恋人不够属灵。如果信徒不听取她的意见,她会严加斥责,并让其他同工一起在私下里对其进行劝阻。因为该带领人认为,贪爱世界,任凭自己私欲随意择偶,会严重影响个人属灵状况,甚至影响永生。由于不满教会领袖对婚恋的肆意干预,教会中的一些年轻人选择离开,而一些留在该教会的信徒,不少40多岁了还处在单身中。

 

笔者所举的这两个例子,都发生在城市教会,信徒多以白领、学生和市民为主。按理说,类似背景的教会不太可能出现教会领袖严格控制信徒的情况。教会本应是彰显基督之爱,信徒彼此团契相交,使人得释放的团体。

 

那究竟是什么因素,促成了目前在一些教会中,以属灵名义控制信徒精神和人格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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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扭曲的家长制与属灵权柄

 

在这些对信徒进行精神控制的案例中,教会领袖往往对自己做如下解释:

 

第一,教会如同信徒的家,教会领袖如同家长。一般的信徒,对圣经的理解不如领袖深,属灵操练和服侍阅历都比领粗浅,因此听取教会领袖的意见就十分重要。

 

其二,现在教会虽多,但是太复杂,多听教会领袖的意见会更加保险。在一些人生重大事情上,教会领袖的意见十分重要。

 

这两点貌似合理,但实则经不起推敲。的确,从初代教会开始,教会领袖就在信徒中间扮演重要角色,尤其是某些属灵经验丰富、知识渊博且勇敢正直的领袖,都是信徒心中的榜样,颇受敬重。而且,教会也带有某些家庭特质,比如追求彼此相爱,强调排除成员差异(社会阶层、受教育程度、经济收入)的平等性。但是,笔者不得不说的是,对于有限之人来说,家长制是危险的,理由如下:

 

其一,家庭中的家长制基于血缘而产生,且父母与子女有长期家庭生活,使得这一情感比较真实,因此爱的彰显也容易。但是教会成员基于同一信仰,彼此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也无长期共同生活经历,更无经济上的依赖关系,只是信仰的共同体而已。教会内部的家长制只是对家庭家长制的某种模仿,并不具有家庭家长制所具有的大多数功能。

 

其二,家庭内部的家长制有时还会变质,何况教会家长制。比如,某些家长要求子女完全听命于自己,试图控制成年子女的生活。宋代诗人陆游和爱妻唐婉的故事可做一例,而五四时期的一些小说如巴金的《家》,更是对家长制进行了深刻批判。

 

事实上,笔者发现很多赞成家长制的教会领袖们,往往是因为受自身成长和传统文化所限,对现代的治理方式缺乏认识和了解;更有甚者,有意无意间把家长制成了掩盖个人权力欲望的遮羞布。笔者认识一位随身携带教会银行卡的牧师,他拥有对教会几十万奉献款的绝对支配权。笔者与他交流教会治理时告诉他,教会的治理,尤其是重大决定应该由会友大会决定,日常治理由长执会负责。他却认为,这种方法是民主制度,是世上的做法,教会是属灵共同体,坚决不能使用民主制度,不然教会就散掉。十二门徒跟耶稣多年,大小事情都要听耶稣的,何况今天圣经和神学都很薄弱的信徒。

 

与这位牧师交流完,笔者不禁感叹,如果教会信徒拥有发言权了,恐怕教会的银行卡他就无法随身携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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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僵化的神学与封闭的教会

 

笔者发现,近年来,国内一些受美国极端基要神学影响的城市教会,对信徒的“规训”也很严重,一些教会常用教条来辖制信徒的良心,更有甚者试图控制信徒思想。因此,要分析这类教会的问题,就需要反思其神学来源。

 

过去几年,美国基督教内部爆出一些丑闻。比如,2014年,美国基要派大学鲍勃·琼斯大学(Bob Johns University)被曝出性侵事件。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上百名女学生被性侵,但是无人报警,校方甚至用各种属灵的理由来压制受害者。其中一个做法是问受害女士,你被性侵时身体有没有快感,如果有,说明你不是简单的受害者,你也参与了犯罪。[2]

 

这种做法,与本文开头谈及的PUA精神控制有相似之处。笔者与一位长期研究美国基督教的学者交流,她认为大量性侵被长期掩盖,与两个因素有关:一是女性被排挤在神职人员体系外,女性失去了在教会的话语权。在这种体系中,女性很容易沦为弱势群体,一旦被性侵,难以发出自己的声音;其二,基要派相对封闭,封闭体系中的成员精神容易被操控,掩盖性侵相对容易。

 

在过去十几年间,美国极端基要派的某些神学,被引入到中国教会。这类神学喜欢用简单直接的教导告诉信徒如何做才符合圣经。但是这种神学舶来中国后,与本土威权教会文化结合,变得更加僵化和封闭。比如,一些扭曲的教导有:基督徒要以教会为中心,工作、学习、家庭都要围绕教会展开;如果工作需要主日加班,建议辞职重新找工作;妻子,应该在家相夫教子,不应在外工作;基督徒子女读公立学校就是拜偶像等等。[3]

 

这些教导表面上能找到一些圣经依据,但在实践中,教会却将其变为一种律法,时常忽视有血有肉的信徒的具体处境,一刀切式地“规训”信徒。

 

受这种封闭神学影响的教会,往往会逐渐走上分离主义的道路。这些教会认为,一般的教会和信徒不太属灵,需要与其保持距离。但这其中时常会出现两个恶性循环:原本基督徒在社会中就属于少数派,僵化神学导致其更成为少数派中的少数派,并以纯正和属灵自居,与其他信仰背景的信徒渐行渐远;另一方面,教会在与主流社会的张力中,徘徊在渴望进入主流与不断被社会排挤之间,内心充满焦虑和不满,导致最后更加疏远主流人群。长此以往,信徒的生活圈子越来越窄。

 

与此同时,由于其神学的威权主义特质,过度强调罪而忽视恩典,加之不鼓励独立思考,教会领袖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

 

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用社会学术语来说,生活在这一场域中的信徒,其主要社会资本都局限于自己的教会。一旦教会试图控制信徒,信徒很难摆脱。由于几乎所有重要的社会关系都在一个封闭体系中,人们很难意识到教会在控制思想,因为周围的人对此都习以为常,而且摆脱这类体系的成本实在太大,因为离开这样的封闭体系,就意味着之前的人际关系全部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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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扭曲的安全感与急功近利的事工

 

一个巴掌拍不响。教会对信徒的规训与信徒乐意接受规训之间,有时互相作用。现代的高压社会中,一些在经济和情感上缺乏安全感的信徒,乐意接受教会对自己全方位的安排和掌控。中国如此,西方教会亦然。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基督教中兴起了不少边缘教派,有些教派甚至沦为控制信徒的邪教(Cult),其领袖拥有对信徒生杀予夺的大权。学者们分析,这些边缘教派之所以在这一时期大量出现,与当时美国社会传统价值观的崩溃、社会高度流动、人们没有安全感有很大关系。

 

内心漂泊无依的现代人,很容易被这类宣称能解决人生重大问题,并提供人生目的的口号所俘获。在今天的中国,城市化迅猛发展。面对住房、医疗和教育的难题,以及不确定的未来,人们对确定性的渴求比任何时候都强烈。因此,这一试图提供简单直接答案的信仰模式,颇能吸引不少信徒的关注。

 

此外,过去十几年间,个别城市教会以事工为导向的发展模式,也强化了对信徒的“规训”。这样的教会,往往不重视个体生命的关怀,和信徒的属灵生命的栽培,但热衷于“宏大叙事”,比如购买装修新教堂、筹备大型活动等。这些事工都需要信徒在金钱和人力上巨大投入,动辄数百万,甚至上千万。

 

为此,一些教会领袖将主日讲道变成组织动员的方式,更有甚者将信徒分为积极、一般和不积极几种,然后加以针对性的“指导”,以求将其整合进教会高速运转的车轮中,全然不顾信徒生命成长是一个长期过程。

 

这种急功近利的做法,也很容易滋生教会对信徒的控制。因为一旦信徒被牢牢抓在手中,领袖觉得教会的财政和人力就有了保障,教会领袖就可迅速将事工做大做强,产生更大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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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结语

 

法国著名神学家艾吕尔(Jacques Ellul)在《基督教的颠覆》(The Subvision of Christianity)一书中指出,纵观基督教两千年的教会史,基督教最大的危险既不是来自异端、更不是来自异教,而是基督教内部不受制约的教会领袖权力。

 

当然,尽管本身受到很多外部环境的限制,今天的中国教会已有很多非常积极的、有建设性的探索和实践,但是有一点我们必须承认:教会,作为有罪之人的共同体,有着任何人类组织的通病。当教会领袖渴求更大的支配权,当信徒渴求更大的虚荣,当教会渴求更大的社会影响力时,危险就迫在眉睫。[4]

 

 

注释:

[1]江苏网警查处全国首例发布PUA信息案件:拘留5日、罚款5万元  http://rrd.me/gEvNm

[2] 《纽约时报》的报道  http://rrd.me/gEvNs

《华盛顿邮报》的报道  http://rrd.me/gEvNy

[3] 当今美国的一些基要派神学院,如果可能,还是希望能从普林斯顿大学、芝加哥大学、牛津、剑桥等顶尖名校的神学院毕业生中聘任神学教授,只要受聘者愿意接受其神学立场,因为这些人的学术水平更高。但是受美国基要神学影响的中国教会,不少将这些名校的神学院定义为自由派和不信派。

[4] 参见Jacques Ellul,The Subvision of Christianity,Wipf & Stock Pub ,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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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事不可结党,

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

只要存心谦卑,

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 腓立比书 2:3 -

 

 

— 完 

 

作者简介:

刘光,加尔文神学院道学硕士在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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