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精神控制”事件频发，教会是一片净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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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A与精神控制

精神控制，源于PUA (全称Pick-up Artist)，来自美国的搭讪文化。它教导人如何通过搭讪结识异性，并发展为男女朋友关系。但是后来，PUA文化逐渐变异，沦为男性通过特定的技巧骗取异性感情，并在恋爱中操控对方，让对方沦为自己的工具，进而达到榨取对方钱财和感情的目的。

目前，在中国一些大城市的个别人群中，PUA正以一种亚文化生态的方式传播，甚至有PUA的培训班，教授如何迅速骗取异性感情。去年五月，江苏警方曾打掉一个PUA培训班，其头目被刑拘、罚款。[1]

精神控制作为一种规训人的方式，不仅存在于恋爱关系中，也常存在于社会关系、政治关系中。比如二战时期，日本的军国主义、纳粹德国的种族主义，都极大强化了本国公民对国家的认同，让不少人乐意为国赴死。

一般说来，越是亲切、紧密的关系，越容易出现PUA的情况。任何一个提倡深度委身的共同体中，都容易出现对成员加以精神控制的情况。

因此，作为信仰共同体的教会，也需要警惕打着信仰名号对信徒施以精神控制的做法。因为与其他群体相比，教会中的精神控制时常披着属灵的外衣，识别难度更高，其后果也更严重。轻者，受害人离开教会；重者，受害人放弃信仰，留下严重心理创伤。

02 

精神控制的真实案例

下面是两个真实的故事。

一间城市教会的长老们逐一对教会内的未婚弟兄进行教牧协谈，了解最近的信仰状况，以及有没有犯罪。其中一个问题是：你私下里有没有手淫行为？询问过程中，有同工当场用电脑打字记录谈话内容，其场景如同审问犯人。接下来的主日，这间教会几乎所有未婚弟兄都被当众惩戒。牧师站在台上，逐一念名单，然后这些弟兄挨个站起来。最后牧师宣布，他们因为手淫，犯了奸淫的罪，被教会公开惩戒，停领圣餐。在这间教会，有弟兄有婚前性行为，不仅被停领圣餐，教会为了防止该弟兄继续犯罪，还派人住在该弟兄家里监督他。如果要恢复圣餐，必须定期向牧师上交书面信仰反思。

另一间城市教会的带领人是一位未婚的中年女性，该姐妹十分强调敬虔、永生对信徒的意义。由于该教会的成员多是青年男女，因此恋爱中都会“听取”带领人的意见。结果很多恋爱中的信徒都被带领人拆散，理由是现在的属灵状况不适合恋爱，或者恋人不够属灵。如果信徒不听取她的意见，她会严加斥责，并让其他同工一起在私下里对其进行劝阻。因为该带领人认为，贪爱世界，任凭自己私欲随意择偶，会严重影响个人属灵状况，甚至影响永生。由于不满教会领袖对婚恋的肆意干预，教会中的一些年轻人选择离开，而一些留在该教会的信徒，不少40多岁了还处在单身中。

笔者所举的这两个例子，都发生在城市教会，信徒多以白领、学生和市民为主。按理说，类似背景的教会不太可能出现教会领袖严格控制信徒的情况。教会本应是彰显基督之爱，信徒彼此团契相交，使人得释放的团体。

那究竟是什么因素，促成了目前在一些教会中，以属灵名义控制信徒精神和人格的情况？

03 

扭曲的家长制与属灵权柄

在这些对信徒进行精神控制的案例中，教会领袖往往对自己做如下解释：

第一，教会如同信徒的家，教会领袖如同家长。一般的信徒，对圣经的理解不如领袖深，属灵操练和服侍阅历都比领粗浅，因此听取教会领袖的意见就十分重要。

其二，现在教会虽多，但是太复杂，多听教会领袖的意见会更加保险。在一些人生重大事情上，教会领袖的意见十分重要。

这两点貌似合理，但实则经不起推敲。的确，从初代教会开始，教会领袖就在信徒中间扮演重要角色，尤其是某些属灵经验丰富、知识渊博且勇敢正直的领袖，都是信徒心中的榜样，颇受敬重。而且，教会也带有某些家庭特质，比如追求彼此相爱，强调排除成员差异（社会阶层、受教育程度、经济收入）的平等性。但是，笔者不得不说的是，对于有限之人来说，家长制是危险的，理由如下：

其一，家庭中的家长制基于血缘而产生，且父母与子女有长期家庭生活，使得这一情感比较真实，因此爱的彰显也容易。但是教会成员基于同一信仰，彼此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也无长期共同生活经历，更无经济上的依赖关系，只是信仰的共同体而已。教会内部的家长制只是对家庭家长制的某种模仿，并不具有家庭家长制所具有的大多数功能。

其二，家庭内部的家长制有时还会变质，何况教会家长制。比如，某些家长要求子女完全听命于自己，试图控制成年子女的生活。宋代诗人陆游和爱妻唐婉的故事可做一例，而五四时期的一些小说如巴金的《家》，更是对家长制进行了深刻批判。

事实上，笔者发现很多赞成家长制的教会领袖们，往往是因为受自身成长和传统文化所限，对现代的治理方式缺乏认识和了解；更有甚者，有意无意间把家长制成了掩盖个人权力欲望的遮羞布。笔者认识一位随身携带教会银行卡的牧师，他拥有对教会几十万奉献款的绝对支配权。笔者与他交流教会治理时告诉他，教会的治理，尤其是重大决定应该由会友大会决定，日常治理由长执会负责。他却认为，这种方法是民主制度，是世上的做法，教会是属灵共同体，坚决不能使用民主制度，不然教会就散掉。十二门徒跟耶稣多年，大小事情都要听耶稣的，何况今天圣经和神学都很薄弱的信徒。

与这位牧师交流完，笔者不禁感叹，如果教会信徒拥有发言权了，恐怕教会的银行卡他就无法随身携带了。

04

僵化的神学与封闭的教会

笔者发现，近年来，国内一些受美国极端基要神学影响的城市教会，对信徒的“规训”也很严重，一些教会常用教条来辖制信徒的良心，更有甚者试图控制信徒思想。因此，要分析这类教会的问题，就需要反思其神学来源。

过去几年，美国基督教内部爆出一些丑闻。比如，2014年，美国基要派大学鲍勃·琼斯大学（Bob Johns University）被曝出性侵事件。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上百名女学生被性侵，但是无人报警，校方甚至用各种属灵的理由来压制受害者。其中一个做法是问受害女士，你被性侵时身体有没有快感，如果有，说明你不是简单的受害者，你也参与了犯罪。[2]

这种做法，与本文开头谈及的PUA精神控制有相似之处。笔者与一位长期研究美国基督教的学者交流，她认为大量性侵被长期掩盖，与两个因素有关：一是女性被排挤在神职人员体系外，女性失去了在教会的话语权。在这种体系中，女性很容易沦为弱势群体，一旦被性侵，难以发出自己的声音；其二，基要派相对封闭，封闭体系中的成员精神容易被操控，掩盖性侵相对容易。

在过去十几年间，美国极端基要派的某些神学，被引入到中国教会。这类神学喜欢用简单直接的教导告诉信徒如何做才符合圣经。但是这种神学舶来中国后，与本土威权教会文化结合，变得更加僵化和封闭。比如，一些扭曲的教导有：基督徒要以教会为中心，工作、学习、家庭都要围绕教会展开；如果工作需要主日加班，建议辞职重新找工作；妻子，应该在家相夫教子，不应在外工作；基督徒子女读公立学校就是拜偶像等等。[3]

这些教导表面上能找到一些圣经依据，但在实践中，教会却将其变为一种律法，时常忽视有血有肉的信徒的具体处境，一刀切式地“规训”信徒。

受这种封闭神学影响的教会，往往会逐渐走上分离主义的道路。这些教会认为，一般的教会和信徒不太属灵，需要与其保持距离。但这其中时常会出现两个恶性循环：原本基督徒在社会中就属于少数派，僵化神学导致其更成为少数派中的少数派，并以纯正和属灵自居，与其他信仰背景的信徒渐行渐远；另一方面，教会在与主流社会的张力中，徘徊在渴望进入主流与不断被社会排挤之间，内心充满焦虑和不满，导致最后更加疏远主流人群。长此以往，信徒的生活圈子越来越窄。

与此同时，由于其神学的威权主义特质，过度强调罪而忽视恩典，加之不鼓励独立思考，教会领袖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

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用社会学术语来说，生活在这一场域中的信徒，其主要社会资本都局限于自己的教会。一旦教会试图控制信徒，信徒很难摆脱。由于几乎所有重要的社会关系都在一个封闭体系中，人们很难意识到教会在控制思想，因为周围的人对此都习以为常，而且摆脱这类体系的成本实在太大，因为离开这样的封闭体系，就意味着之前的人际关系全部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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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曲的安全感与急功近利的事工

一个巴掌拍不响。教会对信徒的规训与信徒乐意接受规训之间，有时互相作用。现代的高压社会中，一些在经济和情感上缺乏安全感的信徒，乐意接受教会对自己全方位的安排和掌控。中国如此，西方教会亦然。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基督教中兴起了不少边缘教派，有些教派甚至沦为控制信徒的邪教（Cult），其领袖拥有对信徒生杀予夺的大权。学者们分析，这些边缘教派之所以在这一时期大量出现，与当时美国社会传统价值观的崩溃、社会高度流动、人们没有安全感有很大关系。

内心漂泊无依的现代人，很容易被这类宣称能解决人生重大问题，并提供人生目的的口号所俘获。在今天的中国，城市化迅猛发展。面对住房、医疗和教育的难题，以及不确定的未来，人们对确定性的渴求比任何时候都强烈。因此，这一试图提供简单直接答案的信仰模式，颇能吸引不少信徒的关注。

此外，过去十几年间，个别城市教会以事工为导向的发展模式，也强化了对信徒的“规训”。这样的教会，往往不重视个体生命的关怀，和信徒的属灵生命的栽培，但热衷于“宏大叙事”，比如购买装修新教堂、筹备大型活动等。这些事工都需要信徒在金钱和人力上巨大投入，动辄数百万，甚至上千万。

为此，一些教会领袖将主日讲道变成组织动员的方式，更有甚者将信徒分为积极、一般和不积极几种，然后加以针对性的“指导”，以求将其整合进教会高速运转的车轮中，全然不顾信徒生命成长是一个长期过程。

这种急功近利的做法，也很容易滋生教会对信徒的控制。因为一旦信徒被牢牢抓在手中，领袖觉得教会的财政和人力就有了保障，教会领袖就可迅速将事工做大做强，产生更大的影响力。

06

结语

法国著名神学家艾吕尔（Jacques Ellul）在《基督教的颠覆》(The Subvision of Christianity)一书中指出，纵观基督教两千年的教会史，基督教最大的危险既不是来自异端、更不是来自异教，而是基督教内部不受制约的教会领袖权力。

当然，尽管本身受到很多外部环境的限制，今天的中国教会已有很多非常积极的、有建设性的探索和实践，但是有一点我们必须承认：教会，作为有罪之人的共同体，有着任何人类组织的通病。当教会领袖渴求更大的支配权，当信徒渴求更大的虚荣，当教会渴求更大的社会影响力时，危险就迫在眉睫。[4]

凡事不可结党，

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

只要存心谦卑，

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 腓立比书 2:3 -

— 完 —

作者简介：

刘光，加尔文神学院道学硕士在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