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疫情下新媒体牧养的契机与转变｜深度回应

疫情带给普世教会更新的五大契机

董家骅

谢谢安平牧师的分享。过去我也在思考过这些议题，但安平牧师不只在思考，更是在实践，并能用深入浅出的方式写出这样一篇内容涉及相当广泛的文章，带给我们很多启发和思考。

的确，疫情是危机，但也带给普世教会更新的五大契机。

契机一：再思崇拜和团契的意义

这次的疫情首先冲击到的是教会的实体崇拜。我们决不是要称颂实体崇拜的暂停，而是要藉这机会重新反省：我们平时真的有在崇拜吗？当我们每周来到教会礼拜时，会不会渐渐忘记敬拜的意义不单在于与上帝的连结，也是与弟兄姐妹的连结？

今天，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基督徒，因为某些限制等因素无法像往常一样聚会，这反而使许多教会群体开始反思：什么是崇拜？什么是团契？

当我们无法开展动辄百人以上聚会时，此时化整为零，反倒是重新建立真实连结的机会。

契机二：检讨过去对节目和大型组织的过度依赖

其次，疫情的冲击就像门徒生活的一场体检，让我们有机会反省过往教会群体的所作所为。如果教会在实体聚集时，并没有培育门徒，那就算运用科技转到在线也是没用。若没有扎实地培育门徒，不论是实体或在线，我们都无法忠心见证福音。

今天教会所面对的真正问题，不是要不要转为在线，而是需要正视过去对节目与组织的过度依赖所产生的问题，回到扎实的“培育门徒”上，培育出能带着使命生活在所处的时代的门徒——不论是过去的印刷时代，或现今的数位时代，都能见证福音的门徒。

契机三：普世教会的连结

这次疫情使不同地区的教会突然意识到我们是休戚与共的。我们同样面对死亡威胁的现实，也意识到我们同属基督的身体，怀着同样复活的盼望前行，进而更深地与彼此连结、互相交流和学习。

以普世华人教会为例，每个地区的教会受到实体聚会的限制都不太一样。中国教会因为处境特殊，早在几年前就已开始“隐蔽型”非实体聚会的尝试；香港的教会因为去年社会局势的动荡与刺激，在疫情初期已开始许多“公开型”在线聚会的尝试，可以说打了前锋；美国和新加坡的教会因为政府居家令的要求，被迫全面采取在线聚会，探索和发展出不同的在线直播与录播的聚会模式；台湾的教会目前还可以有小规模的实体聚会，因此许多教会可以摸索在线和线下聚会的不同的整合模式。

契机四：正视人类与科技的关系

疫情也让我们更认真地面对人类社会与科技创新的关系。我们为能在疫情中使用科技保持连结和建立新连结而感谢上帝，但绝不是要敬拜科技，或把盼望寄托在科技上，而是需要分辨如何忠心使用科技，好使我们在所处的时代大大彰显福音。

C.S.Lewis（C.S.路易斯）和 John Stott（约翰·斯托得）在他们的时代通过写信来牧养人，婴儿潮世代人们透过电话关怀彼此，生活在数字时代中的我们当然可以用数字媒介来牧养。数字和身体不应该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应是兼容整合的关系，因为人还是需要透过身体参与数字活动。敲下键盘、点进链接、在镜头前发声……这些都是在身体中的行动（embodied acts）。人际链接，透过数字通讯媒介传达出去，的确有“失去宝贵元素”的可能，但不能完全否定这样沟通中“身体”的参与。

契机五：神学思想和信仰实践的更新

回顾教会历史，信仰实践和神学论述是相互影响的，而每次处境的巨大变动，都挑战和更新了教会的信仰实践，也刺激活化了教会的神学思考和论述。

例如，奥古斯丁在罗马帝国秩序崩塌之际写出《上帝之城》；马丁·路德在印刷时代开启之际，点燃了宗教改革的运动；莫特曼在二战的冲击下，把焦点从人类的努力拉回到上帝的行动，发展出盼望神学，区分了乐观与盼望的本质差异……

此时此刻，面对 COVID-19 的疫情冲击，或许普世教会正要迈入另一个神学思潮和实践更新的黄金期。

新媒体牧养带来的三个转变

胡志伟

自今年2月，从内地疫情爆发，到3月27日起实施“限聚令”(禁止4人以上聚会) ，香港教会事工大多陷于“停摆”状态，教会领袖被动无奈地采用Facebook Live、YouTube进行崇拜直播，以Zoom开会与团契小组等。

转变一：由聚点到连线

安平牧师多年来推动新媒体事工，文章提及“新媒体激活了教会的公共性，也激活了教会的媒体性。”华人教会，包括香港教会，一向对新媒体存有戒心，未能善用；反之，异端教派如耶和华见证人、全能神等，则更多更持续地投放资源于新媒体的外展事工。

华人教会要学习使徒时代的基督徒，放下对耶路撒冷圣殿敬拜模式的强烈情结。华人教牧与信徒，喜欢热闹地去教会聚会，整个信仰生活就是围绕着堂点不断循环。一场疫情，犹如逼迫一样(参使徒行传8:1) ，把“聚点”粉碎，信徒不能以地点作为中心。过往去教会的习惯被打破，现今成为“散居之民”，被迫流动，随走随传，以日常生活见证基督。当华人教会过度以“聚点”来理解教会生活时，自然会投放资源于购地建堂、增添设施、提升节目、做好宣传等，而新媒体只被当作事工工具之一。

大多数华人教会只服务本地会众，这是“聚点”的特性，然而堂会一旦“连线”，地域界限消失，地方堂会转变为“全球化堂会”。有网络的地方，就有等待联结的受众。香港有数间神学院开始网上课程，吸引了来自全球不同地区的华人信徒，而且报读人数急升。

转变二：由否定到善用

笔者认同安平牧师所言，华人教会领袖常有的“观念误区”是悲观(异化论) 地看待新媒体。疫情驱使大多教教会放下否定新媒体的心态，务实地学习运用新媒体来弥补不能实体聚会的缺口。不同地区疫情不一样，但在线聚会将会持续一段时日。即或可以实体聚会，将来仍会因为风暴、暴雨、山火、地震等因素暂停实体聚会，也会有少数信徒患病与行动不便，不能参与聚会。实体聚会，辅以在线直播，很可能发展为聚会的新常态。

笔者理解新媒体只是“承道之器”，只是工具而已。面对及应用工具，领袖要了解不同工具特性，加以善用。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宜不假思索地全面拥抱，乃要怀有“既批判亦善用”的态度。正如传播学大师Marshall McLuhan提醒我们：“我们去塑造我们的工具，但同时须要留心，我们的工具也会塑造我们。”新媒体只是教会向世界呈现的面相之一，并非教会全部；重要的是教会的真实内涵，而非浮夸的外表包装。

当我们运用这些工具时，我们要留心，不要让新媒体成为“主人”，反过来主宰教会的事工价值。例如有位姊妹分享，教会重视Zoom教学，却少了个别关怀。牧者花多时间忙于预备在线崇拜，没有时间安静下来思考教会经疫情后应有的改变。

转变三：由虚拟到真实

麻省理工大学教授Sherry Turkle写了两本书，中文版分别名为《群体性孤独》（Alone Together）及《重拾交谈》（Reclaiming Conversation）。书中揭示了网络年代很多人包括牧者与信徒已经不太懂得如何与他人面对面沟通。疫情下，我们为了公共卫生被迫暂停聚会，保持社交距离。在线交谈当然不能取代面对面倾谈，两者做比较也没有意思。

《约翰二书》一章12节说，“我还有许多事要写给你们，却不愿意用纸墨写出来，但盼望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当面谈论，使你们的喜乐满足。”

把这节经文应用在当下场景，可以这样理解：“（牧者说）我还有许多事情要告诉你们，我不愿透过Facebook、WhatsApp、Line、微信等跟你们说，我盼望待疫情过后，能到你们那里，与你们面对面交谈，使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

在线与线下必要结合，教牧不能只重节目收视率，却忘了安平牧师所言的“关系化和体验化”。

结语

华人教会要合情合理看待新媒体，不将之偶像化，也不妖魔化。网络世界，需要我们的信心参与，哪怕过程中出错，也是必经的成长之路。教牧与长执要放下控制的心态，勇于尝试与犯错，就能达到安平牧师分享的“不断进化，回归本质”。

但盼望快快地见你，

我们就当面谈论。

- 约翰三书 1: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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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董家骅，台湾石牌信友堂牧师，世界华福中心候任总干事。著有《21世纪门徒现场》等。

胡志伟牧师，香港教会更新运动总干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