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疫情下新媒體牧養的契機與轉變｜深度回應

疫情帶給普世教會更新的五大契機

董家驊

謝謝安平牧師的分享。過去我也在思考過這些議題，但安平牧師不只在思考，更是在實踐，並能用深入淺出的方式寫出這樣一篇內容涉及相當廣泛的文章，帶給我們很多啟發和思考。

的確，疫情是危機，但也帶給普世教會更新的五大契機。

契機一：再思崇拜和團契的意義

這次的疫情首先衝擊到的是教會的實體崇拜。我們決不是要稱頌實體崇拜的暫停，而是要藉這機會重新反省：我們平時真的有在崇拜嗎？當我們每週來到教會禮拜時，會不會漸漸忘記敬拜的意義不單在於與上帝的連結，也是與弟兄姐妹的連結？

今天，世界上許多國家的基督徒，因為某些限制等因素無法像往常一樣聚會，這反而使許多教會群體開始反思：什麼是崇拜？什麼是團契？

當我們無法開展動輒百人以上聚會時，此時化整為零，反倒是重新建立真實連結的機會。

契機二：檢討過去對節目和大型組織的過度依賴

其次，疫情的衝擊就像門徒生活的一場體檢，讓我們有機會反省過往教會群體的所作所為。如果教會在實體聚集時，並沒有培育門徒，那就算運用科技轉到在線也是沒用。若沒有紮實地培育門徒，不論是實體或在線，我們都無法忠心見證福音。

今天教會所面對的真正問題，不是要不要轉為在線，而是需要正視過去對節目與組織的過度依賴所產生的問題，回到紮實的“培育門徒”上，培育出能帶著使命生活在所處的時代的門徒——不論是過去的印刷時代，或現今的數位時代，都能見證福音的門徒。

契機三：普世教會的連結

這次疫情使不同地區的教會突然意識到我們是休戚與共的。我們同樣面對死亡威脅的現實，也意識到我們同屬基督的身體，懷著同樣復活的盼望前行，進而更深地與彼此連結、互相交流和學習。

以普世華人教會為例，每個地區的教會受到實體聚會的限制都不太一樣。中國教會因為處境特殊，早在幾年前就已開始“隱蔽型”非實體聚會的嘗試；香港的教會因為去年社會局勢的動盪與刺激，在疫情初期已開始許多“公開型”在線聚會的嘗試，可以說打了前鋒；美國和新加坡的教會因為政府居家令的要求，被迫全面採取在線聚會，探索和發展出不同的在線直播與錄播的聚會模式；台灣的教會目前還可以有小規模的實體聚會，因此許多教會可以摸索在線和線下聚會的不同的整合模式。

契機四：正視人類與科技的關係

疫情也讓我們更認真地面對人類社會與科技創新的關係。我們為能在疫情中使用科技保持連結和建立新連結而感謝上帝，但絕不是要敬拜科技，或把盼望寄托在科技上，而是需要分辨如何忠心使用科技，好使我們在所處的時代大大彰顯福音。

C.S.Lewis（C.S.路易斯）和 John Stott（約翰·斯托得）在他們的時代通過寫信來牧養人，嬰兒潮世代人們透過電話關懷彼此，生活在數字時代中的我們當然可以用數字媒介來牧養。數字和身體不應該是非此即彼的關係，而應是兼容整合的關係，因為人還是需要透過身體參與數字活動。敲下鍵盤、點進鏈接、在鏡頭前發聲……這些都是在身體中的行動（embodied acts）。人際鏈接，透過數字通訊媒介傳達出去，的確有“失去寶貴元素”的可能，但不能完全否定這樣溝通中“身體”的參與。

契機五：神學思想和信仰實踐的更新

回顧教會歷史，信仰實踐和神學論述是相互影響的，而每次處境的巨大變動，都挑戰和更新了教會的信仰實踐，也刺激活化了教會的神學思考和論述。

例如，奧古斯丁在羅馬帝國秩序崩塌之際寫出《上帝之城》；馬丁·路德在印刷時代開啟之際，點燃了宗教改革的運動；莫特曼在二戰的衝擊下，把焦點從人類的努力拉回到上帝的行動，發展出盼望神學，區分了樂觀與盼望的本質差異……

此時此刻，面對 COVID-19 的疫情衝擊，或許普世教會正要邁入另一個神學思潮和實踐更新的黃金期。

新媒體牧養帶來的三個轉變

胡志偉

自今年2月，從內地疫情爆發，到3月27日起實施“限聚令”(禁止4人以上聚會) ，香港教會事工大多陷於“停擺”狀態，教會領袖被動無奈地採用Facebook Live、YouTube進行崇拜直播，以Zoom開會與團契小組等。

轉變一：由聚點到連線

安平牧師多年來推動新媒體事工，文章提及“新媒體激活了教會的公共性，也激活了教會的媒體性。”華人教會，包括香港教會，一向對新媒體存有戒心，未能善用；反之，異端教派如耶和華見證人、全能神等，則更多更持續地投放資源於新媒體的外展事工。

華人教會要學習使徒時代的基督徒，放下對耶路撒冷聖殿敬拜模式的強烈情結。華人教牧與信徒，喜歡熱鬧地去教會聚會，整個信仰生活就是圍繞著堂點不斷循環。一場疫情，猶如逼迫一樣(參使徒行傳8:1) ，把“聚點”粉碎，信徒不能以地點作為中心。過往去教會的習慣被打破，現今成為“散居之民”，被迫流動，隨走隨傳，以日常生活見證基督。當華人教會過度以“聚點”來理解教會生活時，自然會投放資源於購地建堂、增添設施、提升節目、做好宣傳等，而新媒體只被當作事工工具之一。

大多數華人教會只服務本地會眾，這是“聚點”的特性，然而堂會一旦“連線”，地域界限消失，地方堂會轉變為“全球化堂會”。有網絡的地方，就有等待聯結的受眾。香港有數間神學院開始網上課程，吸引了來自全球不同地區的華人信徒，而且報讀人數急升。

轉變二：由否定到善用

筆者認同安平牧師所言，華人教會領袖常有的“觀念誤區”是悲觀(異化論) 地看待新媒體。疫情驅使大多教教會放下否定新媒體的心態，務實地學習運用新媒體來彌補不能實體聚會的缺口。不同地區疫情不一樣，但在線聚會將會持續一段時日。即或可以實體聚會，將來仍會因為風暴、暴雨、山火、地震等因素暫停實體聚會，也會有少數信徒患病與行動不便，不能參與聚會。實體聚會，輔以在線直播，很可能發展為聚會的新常態。

筆者理解新媒體只是“承道之器”，只是工具而已。面對及應用工具，領袖要瞭解不同工具特性，加以善用。另一方面，我們也不宜不假思索地全面擁抱，乃要懷有“既批判亦善用”的態度。正如傳播學大師Marshall McLuhan提醒我們：“我們去塑造我們的工具，但同時須要留心，我們的工具也會塑造我們。”新媒體只是教會向世界呈現的面相之一，並非教會全部；重要的是教會的真實內涵，而非浮誇的外表包裝。

當我們運用這些工具時，我們要留心，不要讓新媒體成為“主人”，反過來主宰教會的事工價值。例如有位姊妹分享，教會重視Zoom教學，卻少了個別關懷。牧者花多時間忙於預備在線崇拜，沒有時間安靜下來思考教會經疫情後應有的改變。

轉變三：由虛擬到真實

麻省理工大學教授Sherry Turkle寫了兩本書，中文版分別名為《群體性孤獨》（Alone Together）及《重拾交談》（Reclaiming Conversation）。書中揭示了網絡年代很多人包括牧者與信徒已經不太懂得如何與他人面對面溝通。疫情下，我們為了公共衛生被迫暫停聚會，保持社交距離。在線交談當然不能取代面對面傾談，兩者做比較也沒有意思。

《約翰二書》一章12節說，“我還有許多事要寫給你們，卻不願意用紙墨寫出來，但盼望到你們那裡，與你們當面談論，使你們的喜樂滿足。”

把這節經文應用在當下場景，可以這樣理解：“（牧者說）我還有許多事情要告訴你們，我不願透過Facebook、WhatsApp、Line、微信等跟你們說，我盼望待疫情過後，能到你們那裡，與你們面對面交談，使你們的喜樂可以滿足。”

在線與線下必要結合，教牧不能只重節目收視率，卻忘了安平牧師所言的“關係化和體驗化”。

結語

華人教會要合情合理看待新媒體，不將之偶像化，也不妖魔化。網絡世界，需要我們的信心參與，哪怕過程中出錯，也是必經的成長之路。教牧與長執要放下控制的心態，勇於嘗試與犯錯，就能達到安平牧師分享的“不斷進化，回歸本質”。

但盼望快快地見你，

我們就當面談論。

- 約翰三書 1: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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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董家驊，台灣石牌信友堂牧師，世界華福中心候任總幹事。著有《21世紀門徒現場》等。

胡志偉牧師，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總幹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