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會機構之爭何時休？——再思教會國度化

筆者未全職在機構事奉之前，有 16年時間牧養地方堂會，確實有一段日子經歷基督教機構領導堂會發展，有“機構大、堂會小”的現象；不少機構紛紛推出其使命計劃，號召堂會響應支持。近年來，人才流向堂會較多，出現鐘擺的另一端，就是“堂會大、機構小”的局面。筆者遊走於堂會與機構之間，明白兩者之間的張力，而兩者各走極端的發展是不欲看到的 !

當更多堂會採用一站式的宗教服務，從教會報刊至靈修查經材料，從自辦講座至自行提供神學訓練；隨著超大堂會發展的趨勢，機構事工無可避免地受到衝擊。這一切原本因應本身堂會需要而發展的事工，無論是差傳、培育材料、訓練或福音事工；再進一步擴展為“歡迎外人”的事工型態，其實變相地又衍生了另一個“沒機構之名、有機構之實”的事工單位。堂會“機構化”的好處是能提供貼身“到位”的宗教服務，從旅遊至健身、觀賞電影至購物等，堂會應有盡有；然而“成效”或“方便”帶來的代價是信徒失掉了信仰的判斷力和批判力。

筆者一向主張“堂會為本”（church-based）的事工發展，獨立於堂會以外的“機構王國”不是好事；但由“堂會為本”發展為“堂會為主”（church-centered）同樣是不健康的現象，有違教會國度化的原則。

在歷史發展的軌道中，神興起了異象式領袖，創立不同性質的機構或組織；而若干急速發展的堂會嫌厭某些現存的機構事工過度保守，或步伐緩慢，於是另建事工單位。堂會主導的事工類別，無論校園、出版、培訓或宣教，起動與發展確是較大多機構來得快；然而一旦由草創期至成熟期，事工擴大了而受眾不再限於會友時，同樣要面對機構事工的生命週期及興衰定律。人存工在，而有同工離開，或事工支持不繼，這些由堂會催生的事工，絕不能離開“老化”或衰退的歷史規律。

可惜的是，華人教會領袖多不尊重歷史規律，看自己比客觀為強，於是不斷打拼，開了一個事工又再開另一事工，卻漠視或不理會尚有眾多事工機構，隔了一段日子之後，又多了事工單位在競逐有限的資源。

當個別堂會凡事以本身為主，容易變得“內向化”，失掉了與大公教會的合一。“我信聖而公之教會”，強調的就是所有順服基督主權的堂會與機構，不是以個別單位的業績功效來量度，乃是以神學來檢視本身的道統、聖潔、大公與合一。任何時候，堂會與機構失掉了四項素質任何之一，就會造成國度的偏差發展。任何堂會與機構皆需要呈現此四項素質，否則人性軟弱只會走向“自我為主”的個別發展，卻漠視了歷史的現象，帶來的是教會整體的支離破碎，彼此之間互不信任 ! 新約展示的教會觀，從來不是地方教會的個別發展，乃是有餘的幫助缺乏的，富足的與貧窮的一起分享。

如今，當教會或機構發展至豐足時，首要考慮不是扶助現存弱小的，倒是如何擴展本身事工的範圍，進一步吞併對方所有的。正因為華人教會領袖失掉了趙天恩牧師的“教會國度化”視野，私心過重，執著於持守的一套信念或技巧，急於求成，越是倡導“合我則一”，越是使國度不能合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