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远藤周作的“约伯记”

 

导语

 

马丁.斯科塞斯的新电影《沉默》在北美等地以及台湾热映,引起广泛的关注与讨论。《沉默》改编自著名日本作家远藤周作的同名小说。信仰与反叛、圣洁与背德、强权与卑微、受难与恐惧、坚贞与隐忍、挣扎与超脱……在各样两难的境地中,主角对基督的信仰进行更深层且更现实的思索。

 

作者: [日] 远藤周作 
出版社: 南海出版公司
译者: 林水福 
出版年: 2009-8

ISBN: 9787544244411

 

日本天主教作家远藤周作的《沉默》完成于1966年。小说描写了葡萄牙耶稣会派传教士薛巴斯强·洛特里哥(Sebastio Rodrigues)在日本传播天主教的经历。背景是17世纪上半叶的日本。天主教于16世纪中叶由西班牙传教士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co de Xavier)传入日本。丰臣秀吉担心它在日本的影响日益扩大会对政权形成潜在威胁,自1587年开始,着手清除天主教在日本的影响。其后的德川家康也采取了同样的政策。1614年,日本驱逐了葡萄牙等国在日本传教的天主教神职人员。小说中,1638年,主人公洛特里哥和同伴卡尔倍却逆流而上,自澳门偷渡进入日本,在长崎登岸,在附近的山区和渔村传教。数月后,洛特里哥被捕。审问洛特里哥的井上筑后守以日本教民的生命相威胁,逼迫洛特里哥放弃信仰。洛特里哥踩踏基督圣像,脱离天主教,被赐名冈田三右卫门,在长崎生活了三十余年。表面上,洛特里哥不再是基督徒,他却一直暗中履行神职,在日本教民之中传播天主教信仰,直至六十四岁病逝。


《沉默》出版的当年即获得了“谷崎润一郎文学奖”。小说不仅在日本评论界受到了强烈的推崇,也是在西方国家影响力最大的日本当代小说之一,被美国著名批评家厄文·豪誉为“一部伟大的杰作”。主人公洛特里哥的原型是真实的历史人物鸠杰贝·凯拉(Giuseppe Chiara)。他1643年潜入日本,很快被捕,不堪忍受酷刑而弃教,改名冈本三右卫门,八十四岁时才过世。远藤周作在《沉默》中,深入挖掘了为大多数人所忽视的日本17世纪的禁教历史。但洛特里哥和原型鸠杰贝·凯拉之间有所差异。历史上,凯拉彻底放弃了信仰;小说中,洛特里哥却通过弃教而更加深刻地领悟了基督精神,默默守护着天主教信仰在日本的柔弱根苗。小说通过对主人公的命运的刻画,探讨了人类如何面对以及如何实现救赎的重大命题。

 

  


《沉默》所描绘的是一个黑暗压抑的世界。天主教之所以能够在日本开花结果,即便在日本幕府的高压下,依然有众多的百姓选择了相信天主教,是因为在那个年代,百姓之上有武士,武士之上有藩主,百姓被课以重税,受到层层盘剥,生活十分悲苦,只能寄望于天主教所承诺死后升入天堂的美好生活。洛特里哥落脚的第一站是靠近长崎的有义村。这里土地贫瘠,村民住在黑洞洞的稻草屋顶的房子里,靠种麦子和番薯生活,交不起苛酷的年税,吃不饱饭,就连富户,一年也只能吃到两次白米。“长期以来,这里的老百姓像牛马一样劳作,像牛马一般死去”。看着这里的教徒“青黄而活像无意志的木偶的脸”,洛特里哥的信仰出现了一丝动摇:当这些可怜的百姓受苦的时候,上帝在哪里?


这份不确定,在洛特里哥目睹了两位日本教民被处以“水磔”酷刑后,变成了明确的质疑。水磔之刑,是将人绑在立在海中的十字架上任由海水冲刷,直至身心俱疲衰竭而亡。受刑的是在有义村两位为洛特里哥提供过掩护的村民一藏和茂吉。海风吹来了他们凄楚而微茫的呻吟。看着绑着他们的木桩在涨潮的海水中慢慢被淹没,洛特里哥体会到巨大的悲恸:“长久以来,我做过太多如《圣人传》上所记的殉教的梦——例如他们的灵魂归天时,天空充满了光辉,天使吹奏喇叭,轰轰烈烈。可是,现在我向您报告的日本信徒的殉教并不是那么的轰轰烈烈,而是如此悲惨,如此这般地充满了痛苦。……海发出阴沉而单调的声音啃蚀着海滩。我在海可怕的寂静背后,感受到的是神的沈默——神对人们的悲哀叹息仍然无动于衷。”

 

 

其实,类似的质疑,并不是《沉默》所独有。面对着17世纪的海,质疑着神的存在的洛特里哥,所呼应的,是《圣经》中坐在灰堆中质疑上帝的约伯。
 

约伯是圣经《约伯记》的主人公。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上帝赐给了约伯七个儿子,三个女儿,数千牲畜。可是撒旦却认为,约伯的敬神,有功利的目的,是为了神的赐福。于是,为了试炼约伯,上帝允许撒旦取走了约伯儿女的性命,杀死了所有牲畜和仆人。约伯一夜间一无所有。他无怨无悔,伏在地上下拜:“我赤身出没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服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撒旦并不甘心,要求进一步考验约伯。上帝允许撒旦击打约伯,让他从脚掌到头顶长满毒疮。此刻,约伯依然表示顺从:“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 然而,七天七夜之后,约伯开始对生命的意义提出了质疑。他诅咒自己出生的日子,宁愿从来没有来到这个世界:“受患难的人为何有光赐给他呢?心中愁苦的人为何有生命赐给他呢?”
 

《约伯记》长达四十二章。约伯的朋友以利法、比勒达和琐法听说了约伯的不幸,赶来安慰他。《约伯记》记录了约伯的受难、约伯的愤怒、朋友对约伯的规劝、约伯的反驳、以及上帝的最终现身后的回答。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曾经在《论英雄与英雄崇拜》中写到,《约伯记》“是人类写下的最伟大的篇章。无论是与《圣经》中的其他篇目像比较,还是和《圣经》之外的文学作品像比较,没有什么能够和《约伯记》相媲美”。《约伯记》的意义,在于它提出了一个基本的问题:人间的痛苦从何而来?如果世间存在无所不能的上帝,为什么要将痛苦加在柔弱无辜的生命之上?
 

约伯的朋友们在规劝约伯放弃和上帝的论辩时,反复劝说约伯,希望让他认识到自己是有罪的。如果人有罪,就必须受罚。上帝给予的任何痛苦,都是有理由的,都必须承受。约伯却认为,自己全然正直,没有做错任何事。如果上帝是公正的,就不该这样对待他。

 

 

在《圣经》中,约伯的形象存在矛盾性。《新约·雅各书》第五章第十一节提到:“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到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怀怜悯,大有慈悲。”为此,英语中有固定短语,就叫做“约伯的耐心”(Patience of Job),约伯又被称为“耐心伯”(The Patient Job)。
 

但是这样一个约伯,只符合《约伯记》四十二章中的头两章,以及三十八章后神在旋风中现身以后的部分。《约伯记》的主体,是抱怨的怀疑的约伯。他将上帝比喻做武士,表示自己面对上帝的攻击,毫无反抗力:“神使我困倦,使亲友远离我,又抓住我,作见证攻击我。……我素来安逸,他折断我,掐住我的颈项,把我摔碎,又立我为他的箭靶子。他的弓箭手四面围绕我,他破裂我的肺腑,并不留情,把我的胆倾倒在地上。将我破裂又破裂。”他不明白为什么上帝创造了他,又要无缘无故用痛苦试炼卑微的他。此时的上帝,看起来不再是主持正义的至善者,而是无辜者的敌人。
 

《约伯记》中,约伯坐在灰堆里顿足捶胸,追问上帝的初衷。这个愤怒呼号的约伯,其实是自信的。他敢于妄言,因为他相信上帝不会无动于衷,一定会听到他的声音,亲临说明意图:“他必理会我。他隐藏,我不能见他,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精金。”果然,上帝在旋风中现身。他与约伯两次对答,告诉了约伯,上帝是无所不能者,上帝的意志是作为人类的约伯所无法了解的。上帝的能力无限,只需虔信,不需质疑。约伯自此心悦诚服,虔诚忏悔:“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上帝满意于约伯的清白,“后来赐福给约伯比先前更多”。约伯又活了一百四十年,“年纪老迈,日子满足而死”。

 

 

《约伯记》中约伯幸福终老的结局,体现了上帝对有德者的奖赏。通过约伯的诘问与上帝的回答,《约伯记》再次肯定了上帝对人类的眷顾。即便是受难,只是试炼。《沉默》中,洛特里哥发出了同样的诘问,然而,上帝迟迟没有出现。天主教徒在日本受尽了苦楚,上帝并没有赐予他们福报。为此,洛特里哥的怀疑,也从怀疑上帝的漠然,变成了怀疑上帝的存在,进而怀疑自己的信仰:“万一没有神的话……那被钉在木桩上、被海浪拍打的茂吉和一藏的人生不就是一场闹剧吗?横渡重重大海,费了三年岁月才来到这个国家的教士们,不就是在心中注视着滑稽的幻影吗?而现在自己在这杳无人迹的山中流浪,也是多么滑稽的行为啊!……我知道最大的罪是对神的绝望,可是神为什么沉默,我不懂。”
 

《沉默》中的上帝是沉默的,拒绝作雷霆之吼,证明自己的正义。《沉默》中的洛特里哥也是沉默的。他无法像约伯一样坚信上帝的存在,也就没有了与神抗辩的立场。小说中,对声音的描写是细碎的。它是被海风吹来的受“水磔”的人野兽般的低嚎;是以身蹈海的同伴卡尔倍被海浪淹没的呼喊;是隔壁受刑的人从流血的口鼻中发出的时断时续的呻吟声。小说中,异常清晰的,反倒是苍蝇的飞鸣和干燥的蝉声。信徒被官差用木棒顷刻间击杀,尸体被拖走,地上留下了黑褐色的血污,天空中,太阳依旧照耀,苍蝇在阳光中飞舞着,嗡嗡的声音似乎在嘲笑着这天地间主持公道的神的缺席。
 

神的沉默使洛特里哥沉默。沉默中,他怀疑上帝的存在。当他因失望,不再将目光望向天空,寻找上帝的身影时,却因为低下头,看到了与世人一起承担痛苦的基督,寻找到了信仰的支点以及救赎的可能。

 

 

洛特里哥带着殉教的决心进入日本。不成功则成仁,即便死去,也可以享受天国的荣耀。却发现为了从根本上动摇日本信众的信仰根基,日本官员用日本信徒的生命,胁迫来自葡萄牙的神甫们屈服。洛特里哥的同伴卡尔倍拒绝弃教。官差便当着卡尔倍的面,将三名日本信徒投入了大海。卡尔倍因为无法容忍这样的道义负担,和信徒一起投海而亡。为了让洛特里哥弃教,三名日本信徒被处以“穴吊”。“穴吊”是一种残酷的死刑。受刑者四肢被捆绑,吊在洞穴上,耳朵上打了孔,血慢慢流下来。在这种死刑中,肉体的痛苦被尽量放大并延长,受刑者往往要挣扎好几天才会死去。洛特里哥所面临的困局是他必须在坚持自己的信仰,还是解救这三条无辜的生命之间做出选择。
 

无论洛特里哥选择了什么,他都将成为一名罪人:选择救人,意味着他不得不背弃自己的信仰;选择坚持信仰,那三个教民就要为他的信仰殉葬。
 

洛特里哥最终选择了弃教,救下了那三条无辜的生命。这是一个无比艰难的选择。选择的动力,来自于他到日本后,看到的被人踩踏在脚下的基督像。德川幕府为了让日本信众背弃信仰,特地发明了“踏绘板”的方法,要求日本民众踩踏嵌有基督头像的木板或铜板,通过渎神的方式,逼迫教民脱离宗教。一藏和茂吉就是因为不忍踩踏画像,暴露了教民身份,被处以死刑。

 

在基督教教堂中,无论树立的雕塑还是悬挂的画像上,基督的面孔都是美丽而圣洁的,他承载着人类的祈祷和梦想。洛特里哥在踏板上所看到的基督,“张开着枯瘦的双手,戴着荆棘冠冕……圣像上的那个人,由于被许多人踏过,已磨损、凹陷,以悲伤的眼神注视着司祭,从那眼中,一滴眼泪似欲夺眶而出”。这样的基督,离被囚禁、被审判、受折磨的洛特里哥很近。他和洛特里哥一样软弱,一样无法保护自己。但这份软弱中,又有一份特殊的坚强。他勇于承担苦难,毫不退缩,为受难的人提供着灵魂的慰藉,其中也包括着感召洛特里哥:“踏下去吧,踏下去吧,你脚上的疼痛我最清楚了。踏下去吧。我就是为了要让你们践踏才来到这世上,为了分担你们的痛苦才背负十字架。” 

 

在《约伯记》中,上帝在旋风中出现,向约伯展示神迹。这是一个严父的形象,高高在上,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绝对完美。他所选中眷顾的约伯,是世间少有的义人。《沉默》中,上帝缺席了,信仰的支点,落在了作为被侮辱被迫害的人中的一员的受难的基督。追随基督的洛特里哥,也只是一个普通人。就像洛特里哥自己在《沉默》中所说的:“我们并不像你试炼下患麻风病的约伯那般坚强。约伯是圣人,而信徒们不过是软弱的凡人罢了。”
  

 

《沉默》中,远藤周作将弃教的洛特里哥写成了坚守信仰的基督徒,这样的人物塑造,体现着远藤周作独特的基督教伦理观。远藤周作年幼的时候,父母离异,敏感的心灵受到了很大的伤害;大学毕业后赴法国留学,作为东方人,受到了不少歧视;成年后,身体一直不好,患肺结核差一点死掉,对生命的脆弱和命运的无常有比较深的体会。这些都使受到母亲影响而成为天主教徒的远藤周作,对受难者的基督形象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他笔下的人物,并不是道德无缺的完人,而是有缺憾的弱者。他们所行践的,是耶稣式的忍耐、坚持,尤其是无私的爱。小说具有普世价值,不局限于基督教徒才能产生共鸣。如果抽取了宗教元素,我们可以发现,远藤周作所推崇的基督教伦理关系,其核心是基于爱的伦理关系。
 

有关爱,哲学伦理学上有三重不同的定义。首先是“欲爱”(eros),这种爱,是充满着生命欲望的爱。是以自己为中心的爱。其次是“友爱”(philia)。这是友谊之爱,我们爱和我们相似的人,彼此欣赏,互相尊重。最后是“挚爱”(agape)。这是利他的爱,我们摒除了私欲,对人类爱的深沉。在三种爱中,只有“挚爱”是无条件的。
 

《约伯记》中,上帝爱义人,惩罚不义之人。他欣赏约伯的正直,赐给约伯丰厚的奖赏。他不满意约伯的三位朋友曲解了他的意图,惩罚他们,要求他们献燔祭。这种爱,是有条件的爱。神爱的是至善的人,爱的是爱神敬神的人。
 

新约中耶稣对上帝之爱的阐释,却与《约伯记》中的不同。耶稣告诫信众,“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耶稣将旧约中的十诫,简化为两个诫条:一是爱上帝,二是爱邻人。这里的“邻人”,超越了种族、阶级、性别的差别,耶稣所行践的,是平等的“挚爱”。它不以增加个人利益为准绳,拒绝用居高临下的姿态对人进行评估,以感同身受的悲悯为基点。
 

以“挚爱”为基点的伦理,格外关照弱者。《圣经》中,耶稣所救治的是瘸子、哑巴、瞎子、有残疾的人、得麻风病的人、被恶鬼附身人人敬而远之的人。他肯定柔弱者的生命价值,赋予他们有尊严的生活。正如远藤周作在《沉默》中写到的:“喜欢有吸引力的、美丽的人,这对谁都办得到的。那不是爱。对容颜衰老、如破布般的人以及人生不会抛弃才是真正的爱。”

 

 

《沉默》这部小说前半部中的洛特里哥,有着约伯式的自信。他相信自己信仰上的坚定性,鄙夷吉次郎这种出尔反尔的信徒。他和井上筑后守激烈辩论天主教在日本存在的意义,认为真理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弃教后的洛特里哥,却有了约伯式的忍耐。他不再能够传播“绝对真理”,却身体力行着“挚爱”的原则。如果洛特里哥拒绝弃教,可以以殉教者的荣耀身份进入天堂,这符合“欲爱”的原则;洛特里哥却放弃了这种以个人幸福为基点的立场,选择在卑微和罪恶感中活下去,拯救了素昧平生的三名日本普通教民的生命。这体现了洛特里哥从“欲爱”到“挚爱”的转变过程。远藤周作透过洛特里哥,说明了信仰只是形式,更重要的是信仰的内核,即爱的精神。他超越天主教的正统理解,将洛特里哥的弃教,形容为“至今没有人做过的最痛苦的爱德行为”。
 

《沉默》提出了和《约伯记》一样的问题:人为什么要承受这么多的苦难?但《沉默》中,上帝并没有现身,回答这个问题。远藤周作用上帝的沉默,说明了苦难是人的宿命。这是一种十分悲观的世界图景。然而,看一看现当代人类社会的历史,人们面对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冷战的对峙、中东的动荡、非洲的饥馑,还有地震、海啸、飓风的自然灾害,确实,任何对消除了一切困厄的世界的承诺,目前都只是乌托邦的幻影。身处这样的现实境遇,只追问造物主的正义与否显然不够。远藤周作在《沉默》中,在约伯式的发问之外,追加了新的命题:我们能够做些什么?回答是:像基督一样,加入到那些受难者之中去,积极实践以“挚爱”为基础的利他性的伦理准则。
 

德国神学理论家莫尔特曼在《被钉十字架的上帝》中指出,基督的受难,意义重大。通过受难,“基督成了被鄙夷、被遗弃、被压迫的人的兄弟”。他是奥斯维辛集中营里的犹太人,是广岛受到核弹光辐射的孩子,是越南美莱村被美军残杀的妇女和老人。他分担着人类的痛苦,与受难者结成了共同体,体恤着人类风雨飘摇的命运。《沉默》中,洛特里哥也是通过受难,放弃了来自天主教大国的高傲身段,和被迫害的日本教民融成了一体,相互支持,休戚与共。《沉默》中,历史是沉默的,边缘化了这一段宗教迫害的黑暗过去;上帝是沉默的,没有承诺人们任何幸福和希望;但是,在沉默中,我们也能够看得到人在面对苦难时体现出的坚韧、尊严和无私。爱的伦理学没有华丽的言辞,见证的是无声的行动。

 

 

原载《文景》杂志2011年4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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