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有神论到无神论，基督信仰在中国（下）

有人说，今日中国，到处都充满了“神”，又同时是一个真神被亵渎、信仰缺失的时代。其实，从之前的有神论，到泛神论，再到无神论，同样经历了一段历史的变迁，但不管怎么样，掌管历史的主，却定意差遣传扬真理的传教士们来到这块土地，打开了一个古老民族的大门，也给中国固有文化，提供了全新的精神养料。

从泛神到无神论的演变

谶纬之学对东汉政治、社会生活与思想学术均产生重大影响，到东汉末年渐衰。由于谶纬可以被人利用，来散布改朝换代的政治预言，统治者逐渐认识到其中的危险。魏晋以后屡加禁止，隋炀帝正式禁毁。之后，谶纬之书大量散失。谶纬充斥着迷信色彩，注定不能与儒家经典同时并行，很快就从经学中被分离。

随着谶纬学的破产，继之而兴的是佛、道思想。儒家不屑论“怪力乱神”，又重现世而不正视“死”，在这些方面，佛教提供的理论颇具吸引力。中国人对鬼神只讲祸福，佛教则把轮回报应与之连在一起。另一方面，为使儒生等知识分子容易接受，佛教在中国特强调“众生皆有佛心”的“心性论”，以与儒家内在超越的思想契合。

汉儒治经，重点在名物训诂，宋儒则重义理的探求，并兼谈性命，因而有理学之称。宋代理学兴起的原因，可分为外来影响和内在的变化两方面。儒家思想一向以现实社会的伦理纲常为主，缺乏哲学的推理系统，难以满足好学深思的人。因此，唐代儒学虽得到政府倡导，实际影响却远不及佛学深远。宋初学者针对五代的混乱，为挽回世道人心，再度提倡儒学，并为了能与佛学相抗衡，特别着意于 儒家思想“形上学”体系的建立。同时，亦吸收道教中关于宇宙本体的概念，作为建构理学“宇宙论”、“本体论”的内容。但理学家著述立论的目的依旧在于救世济民，建立完美社会，因此仍以伦理为主。而儒、道、佛三种思想揉合的结果，便是理学。

内在的变化，就是儒家思想本身产生变化。自两汉至隋，儒学已由孔孟之学变为经学，有违孔孟遗意，舍本逐末。到韩愈作“原道”，儒家思想开始转朝新的路向， 鄙弃汉儒琐碎的训诂、章句之学，专究修己、治平之道，着力于做人的工夫，而形成宋代理学的兴盛。同时，君主的提倡亦非常重要。宋太祖立国之后力图挽救颓 风，提倡文教，奖励儒学，力崇实践，专事修养，士风为之逆转，进而助长了宋儒强调身心修养的理学。加以宋代科举考试又以孔孟学说为本，更促成理学的发达。

到了明朝中叶，王阳明（守仁）继承陆氏“心即理”之说，主张人心是宇宙本源与人世间的唯一道德准则。换言之，离开了心，便无宇宙、天地、万物，甚至鬼神。因此，王氏提出“心外无事，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观点；他认为万物皆存于我们的心中。他又提出“致良知”之说，要人去除私欲的蒙蔽，恢复良知的本来面目，并把它扩充到底。

综观王阳明之学说，着重于经验的磨练，能摆脱旧思想的束缚，使人充分发挥个性。他过世后，学说更为盛行，成为明清时代学术思想的主流，影响政治、社会，甚至人们的神观。显而易见，王阳明是一个无神论者。有人说，如果王阳明生于今日，多半是新纪元运动者。

剑桥七杰，带着爱来中国

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更新和改变

要中国人重新相信神的存在，有人曾提议复兴中国固有文化，像欧洲中世纪的文艺复兴。文艺复兴不仅重新回到希腊、罗马文化源头，还对希罗文化有所修正和创新。在复兴中国固有文化时，如何修正和创新，是极为复杂的问题。所幸三一神向中国人启示自己，不是藉由复兴中国固有文化这条路，而是使用新教（更正教，即基督教）的传教士。

基督教叩击中国大门，历史上前后共四次，前三次都因不同的缘故而中断失败，即唐朝的景教（聂斯脱略派 Nestorianism）、元朝的也里可温教（蒙古语，上帝教或信奉上帝的人）和明末清初的天主教。

明末清初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中，最著名的是耶稣会的利玛窦。他按照使徒保罗的原则，“向什么样的人，就作什么样的人”（哥林多前书9:22），努力使自己的衣着、生活习惯中国化；学习中国语文，熟读古典经书。他翻译西书，把天文、地理、数学、医药、科技、甚至枪炮制作技术都介绍给中国，深得朝廷重视。利玛窦以中国学者的身份和士大夫、政府官员结交，取得成功，在他之后，亦有天主教传教士被清廷重用。但后来罗马教廷和清廷为祭祖问题产生礼仪之争，迫使爱好西学也接受耶稣的康熙皇帝下令，命传教士遵守中国礼仪。继任的雍正皇帝对天主教并无好感，下令禁教，毁掉清初传教的大好情势。

第四次来华的，是清末的天主教和新教。十九世纪，欧洲新教徒为遵奉主耶稣交付的“大使命”，高度重视宣教工作，派遣大批舍身奉献的传教士到尚未听福音的地方去。马礼逊（Robert Morrison）是由伦敦差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所派的杰出传教士。他于1809年9月抵达广东澳门，但由于雍正皇帝的禁教令，无法进入中国，只能留在葡殖民地澳门。他努力学习中文，在澳门、广州等地工作27年，直接传福音的功效并不高，只带领了十人入教，包括第一位中国牧师梁发。他翻译圣经，名为“神天圣书”；编写华英字典“五车韵府”，成为日后宣教士和其他外国人学习中文的工具，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重大贡献；他还兴办学校，开展医疗服务，印行报纸宣扬教义并报导社会实况，可谓中国现代化的推手。他在中国所做培土的工作，让后来的传教士们能够播种和收割。

更新中国文化，来自哪里？

十年文革浩劫后的中国人，生活在无神论的社会中，几乎人人都感到生命空虚、空洞。有人追逐色情、娱乐，而更多人寻找信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基督徒人数迅速增加，城市知识青年信基督的比例更高，令人欣喜。

当下，基督教在中国社会扎根已是事实，纵使有外在压力，仍能继续存在和发展。只是如何把信仰的根札得更深更稳，使福音能临到更多人，仍是亟需面对的问题。

基督教神学（特别是人性论和宇宙论）如何和古老而有包容性的中国文化会通，也是必需讨论的课题。当年的基督教若没有学习并吸收希腊哲学，就不会有现今的神学；同样，今日基督教神学也需要和中国文化会通。

基督徒当然始终应当以圣经为信仰和生活的最高准则，以耶稣基督为唯一的救主；在坚持基要真理的前提下，还要能谦卑地吸取各家之长，更好地认识、表达、实行圣经中所启示的真理，从而更新中国文化之不足。我们复兴和更新中国文化的目的，是让中国文化的“土壤”更宜于基督信仰的茁长，让神的救恩遍临神州大地。

原文标题：《中国文化中的神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