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有神论到无神论,基督信仰在中国(下)

有人说,今日中国,到处都充满了“神”,又同时是一个真神被亵渎、信仰缺失的时代。其实,从之前的有神论,到泛神论,再到无神论,同样经历了一段历史的变迁,但不管怎么样,掌管历史的主,却定意差遣传扬真理的传教士们来到这块土地,打开了一个古老民族的大门,也给中国固有文化,提供了全新的精神养料。

从泛神到无神论的演变

谶纬之学对东汉政治、社会生活与思想学术均产生重大影响,到东汉末年渐衰。由于谶纬可以被人利用,来散布改朝换代的政治预言,统治者逐渐认识到其中的危险。魏晋以后屡加禁止,隋炀帝正式禁毁。之后,谶纬之书大量散失。谶纬充斥着迷信色彩,注定不能与儒家经典同时并行,很快就从经学中被分离。

随着谶纬学的破产,继之而兴的是佛、道思想。儒家不屑论“怪力乱神”,又重现世而不正视“死”,在这些方面,佛教提供的理论颇具吸引力。中国人对鬼神只讲祸福,佛教则把轮回报应与之连在一起。另一方面,为使儒生等知识分子容易接受,佛教在中国特强调“众生皆有佛心”的“心性论”,以与儒家内在超越的思想契合。

汉儒治经,重点在名物训诂,宋儒则重义理的探求,并兼谈性命,因而有理学之称。宋代理学兴起的原因,可分为外来影响和内在的变化两方面。儒家思想一向以现实社会的伦理纲常为主,缺乏哲学的推理系统,难以满足好学深思的人。因此,唐代儒学虽得到政府倡导,实际影响却远不及佛学深远。宋初学者针对五代的混乱,为挽回世道人心,再度提倡儒学,并为了能与佛学相抗衡,特别着意于 儒家思想“形上学”体系的建立。同时,亦吸收道教中关于宇宙本体的概念,作为建构理学“宇宙论”、“本体论”的内容。但理学家著述立论的目的依旧在于救世济民,建立完美社会,因此仍以伦理为主。而儒、道、佛三种思想揉合的结果,便是理学。

内在的变化,就是儒家思想本身产生变化。自两汉至隋,儒学已由孔孟之学变为经学,有违孔孟遗意,舍本逐末。到韩愈作“原道”,儒家思想开始转朝新的路向, 鄙弃汉儒琐碎的训诂、章句之学,专究修己、治平之道,着力于做人的工夫,而形成宋代理学的兴盛。同时,君主的提倡亦非常重要。宋太祖立国之后力图挽救颓 风,提倡文教,奖励儒学,力崇实践,专事修养,士风为之逆转,进而助长了宋儒强调身心修养的理学。加以宋代科举考试又以孔孟学说为本,更促成理学的发达。

到了明朝中叶,王阳明(守仁)继承陆氏“心即理”之说,主张人心是宇宙本源与人世间的唯一道德准则。换言之,离开了心,便无宇宙、天地、万物,甚至鬼神。因此,王氏提出“心外无事,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观点;他认为万物皆存于我们的心中。他又提出“致良知”之说,要人去除私欲的蒙蔽,恢复良知的本来面目,并把它扩充到底。

综观王阳明之学说,着重于经验的磨练,能摆脱旧思想的束缚,使人充分发挥个性。他过世后,学说更为盛行,成为明清时代学术思想的主流,影响政治、社会,甚至人们的神观。显而易见,王阳明是一个无神论者。有人说,如果王阳明生于今日,多半是新纪元运动者。

剑桥七杰,带着爱来中国

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更新和改变

要中国人重新相信神的存在,有人曾提议复兴中国固有文化,像欧洲中世纪的文艺复兴。文艺复兴不仅重新回到希腊、罗马文化源头,还对希罗文化有所修正和创新。在复兴中国固有文化时,如何修正和创新,是极为复杂的问题。所幸三一神向中国人启示自己,不是藉由复兴中国固有文化这条路,而是使用新教(更正教,即基督教)的传教士。

基督教叩击中国大门,历史上前后共四次,前三次都因不同的缘故而中断失败,即唐朝的景教(聂斯脱略派 Nestorianism)、元朝的也里可温教(蒙古语,上帝教或信奉上帝的人)和明末清初的天主教。

明末清初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中,最著名的是耶稣会的利玛窦。他按照使徒保罗的原则,“向什么样的人,就作什么样的人”(哥林多前书9:22),努力使自己的衣着、生活习惯中国化;学习中国语文,熟读古典经书。他翻译西书,把天文、地理、数学、医药、科技、甚至枪炮制作技术都介绍给中国,深得朝廷重视。利玛窦以中国学者的身份和士大夫、政府官员结交,取得成功,在他之后,亦有天主教传教士被清廷重用。但后来罗马教廷和清廷为祭祖问题产生礼仪之争,迫使爱好西学也接受耶稣的康熙皇帝下令,命传教士遵守中国礼仪。继任的雍正皇帝对天主教并无好感,下令禁教,毁掉清初传教的大好情势。

第四次来华的,是清末的天主教和新教。十九世纪,欧洲新教徒为遵奉主耶稣交付的“大使命”,高度重视宣教工作,派遣大批舍身奉献的传教士到尚未听福音的地方去。马礼逊(Robert Morrison)是由伦敦差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所派的杰出传教士。他于1809年9月抵达广东澳门,但由于雍正皇帝的禁教令,无法进入中国,只能留在葡殖民地澳门。他努力学习中文,在澳门、广州等地工作27年,直接传福音的功效并不高,只带领了十人入教,包括第一位中国牧师梁发。他翻译圣经,名为“神天圣书”;编写华英字典“五车韵府”,成为日后宣教士和其他外国人学习中文的工具,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重大贡献;他还兴办学校,开展医疗服务,印行报纸宣扬教义并报导社会实况,可谓中国现代化的推手。他在中国所做培土的工作,让后来的传教士们能够播种和收割。

更新中国文化,来自哪里?

十年文革浩劫后的中国人,生活在无神论的社会中,几乎人人都感到生命空虚、空洞。有人追逐色情、娱乐,而更多人寻找信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基督徒人数迅速增加,城市知识青年信基督的比例更高,令人欣喜。

当下,基督教在中国社会扎根已是事实,纵使有外在压力,仍能继续存在和发展。只是如何把信仰的根札得更深更稳,使福音能临到更多人,仍是亟需面对的问题。

基督教神学(特别是人性论和宇宙论)如何和古老而有包容性的中国文化会通,也是必需讨论的课题。当年的基督教若没有学习并吸收希腊哲学,就不会有现今的神学;同样,今日基督教神学也需要和中国文化会通。

基督徒当然始终应当以圣经为信仰和生活的最高准则,以耶稣基督为唯一的救主;在坚持基要真理的前提下,还要能谦卑地吸取各家之长,更好地认识、表达、实行圣经中所启示的真理,从而更新中国文化之不足。我们复兴和更新中国文化的目的,是让中国文化的“土壤”更宜于基督信仰的茁长,让神的救恩遍临神州大地。

原文标题:《中国文化中的神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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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2015, January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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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2013, Februar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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