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译的”十字军东征”：被标签化的历史(1)

今年5月，负责绘制《查理周刊》杂志封面图片的漫画家雷纳尔·卢兹耶宣布将于9月辞职。今年1月，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持枪袭击《查理周刊》在巴黎的编辑部，造成12人死亡，原因是其大胆刊出新的以先知穆罕默德为主题的讽刺漫画。《查理周刊》恐袭事件，让很多人想起历史上法国与阿拉伯世界的恩怨——十字军东征。

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创伤与二次世界大战后冷战对峙的架构，让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与历史教学，习惯从对立的角度诠释人类历史。“文明冲突”与“文化相对主义”成为解释许多复杂历史事件的「便利贴」，只要先做标签化的动作，很多纷扰难解的问题，彷佛就可以在大帽子覆盖下，自动被归类。历史解释变成对意识形态与刻板印象的反复定义，而非梳理剖析。

习惯“非黑即白”、“非褒即贬”的思考传统，常常让我们在讨论历史问题时，缺乏多元观视的深厚层次感。面对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往往只想知道最简单的答桉：“他是好人还是坏人？”“这件事到底是对还是错？”

在结构单纯、或是威权统治社会，这样的历史观也许还行得通。但是，在复杂的瞬息万变里，我们还能继续沿用这些制式僵化的诠释观点吗？

这样进退失据的窘迫，最近明显表现于媒体与社群网站对巴黎《查理周刊》事件的讨论上。“西方霸权文化”成为很多为伊斯兰弱势文化抱不平的人喜用的字眼。有些人甚至将基督教与伊斯兰的冲突，上溯到中学教科书所谈的“十字军东征”。认为西方基督教世界对东方向来就是采取帝国主义霸权的姿态。

“十字军东征”与《查理周刊》事件是否该合在一起看？让我们从“crusade”这个历史名词不该被错译为“十字军东征”，重新来思考这个问题。

在正式进入主题之前，先谈“crusade”发生前，伊斯兰与欧洲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公元750年，伊斯兰帝国已是跨越三洲的多民族组合

先从大家比较熟悉的历史事件谈起。

七至八世纪伊斯兰版图的扩张

公元751年唐朝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在今天的哈萨克Talas与黑衣大食交战，试图阻挡伊斯兰势力入侵，但却失败，史称“怛罗斯之役”（Battle of Talas）。在此之前一个世代，也就是公元732年，西北非的穆斯林摩尔人（Moors）也一路从西班牙越过庇里牛斯山，直驱罗亚尔（Loire）河岸。结果被法兰克人“铁锤查理”（Charles Martel）阻挡于距离巴黎不到250公里的Tours附近。

换言之，以750年左右的世界史来看，伊斯兰在当时是向东西两边左右同时开弓。跟伊斯兰作为横跨亚非欧三大洲的世界性帝国比较起来，唐朝只是一个局限在亚洲的区域性帝国。

西元700年左右，伊斯兰帝国与唐帝国的比较

组成伊斯兰帝国的力量，在公元八世纪已是多民族集合体，不只限于阿拉伯人。进军唐朝的黑衣大食与入侵西班牙及法国的北非摩尔人，人种并不相同，只是在信仰上都属伊斯兰。

谁是塞尔柱土耳其人（Seljuk Turks）？

就欧洲基督教世界来看，他们熟知的古文明中心，在七世纪中叶，就已纷纷落入伊斯兰之手：圣城耶路撒冷于637年被穆斯林掌控；古代着名的图书馆所在地──位于埃及开罗附近的亚历山卓（Alexandria），642年沦陷了；承继古波斯帝国的萨珊王朝（Sassanid Empire），也灭亡了（651）。“基督徒”（Christian）这个称号的发源地、同时也是上古五大主教区之一的安提阿（Antioch），沦陷了；即便当时仍相当富强的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也逃不过672-678与717-718年，两度被穆斯林围城。

穆斯林虽然控制了近东，然而，在当时伊斯兰的宗教宽容政策下，零零星星坚持存在的基督教社群，只要按规矩缴纳贡税，仍可继续保有自己的信仰。像世界上最古老的基督教国家──亚美尼亚（Armenia）以及近东其他零星的基督徒聚落，便是如此。

然而，这个情况到了十一世纪下半叶，却开始转变了。

公元1055年，发源于哈萨克的中亚草原游牧民族塞尔柱土耳其攻下巴格达（Baghdad）。在此之前不久，他们才改信伊斯兰，属于逊尼派（Sunni）。

塞尔柱土耳其人不像阿拉伯人那样，具有长年处理近东多元宗教问题的丰富经验。再加上亟欲进攻今天土耳其所在地的安纳托利亚（Anatolia）高原，以巩固他们在近东新获取的统治势力，因此采取严苛不少的管制手段。换言之，新皈依伊斯兰的塞尔柱土耳其人因为不像阿拉伯穆斯林过去那样宽容，擅长处理近东多种宗教并存的状况，遂让拜占庭帝国与近东基督徒越来越不安。对西欧始终没有断绝过的耶路撒冷朝圣者而言，朝圣之路也越来越艰难。

中古教宗为何要发动crusades（十字军东征）？

就十一世纪下半叶的国际情势来看，西欧其实没有与统治近东的塞尔柱土耳其人直接发生冲突的必要。因为受到重大威胁的，是拜占庭帝国。西班牙虽然长期有穆斯林势力存在，因当时有些区域已发展出穆斯林、基督徒、尤太人和平共处的模式，所以没有对庇里牛斯山以北的西欧造成太大压力。

换言之，当教宗乌尔班二世（Pope Urban II）于1095年7月起在阿尔卑斯山以北四处宣讲，希望发动今天所谓的“crusade”，拯救拜占庭弟兄免于被穆斯林奴役、并解放耶路撒冷时，其实是运用了话术来打动人心。

简单来说，教宗要发动的，并非“战争”，而是“朝圣”。但那是特殊形式的「武装朝圣」（armed pilgrimage）。

中古时代，欧洲不乏只身前往耶路撒冷朝圣的例子。“朝圣”是中古欧洲人熟悉且常做的事，就像有不少人喜欢到著名庙宇进香求平安一样。资源有限的，就到离家比较近的朝圣地；有办法的，就去罗马或西班牙西北角的Santiago de Compostela（仅次于耶路撒冷的两个最重要朝圣地）。罗马不用说，那是罗马公教相信使徒彼得与保罗的埋骨圣地，也是许多早期基督徒的殉难地。Santiago de Compostela是西欧基督徒防守穆斯林的前哨站。因朝圣路上常有危险，不时会遇上穆斯林袭击，因此发展出“武装朝圣”的传统。

教宗乌尔班二世正是想发动类似到Santiago de Compostela这种特殊的朝圣模式，号召西欧基督徒前往君士坦丁堡与耶路撒冷。

朝圣之旅为何被译为带战争意味的“crusades”（十字军东征）？

用当时的语言来说，刚开始的时候，西欧人认为这是教宗号召的朝圣之旅。在历史文献上，当时并没有使用与“crusade”相关的字，而是用拉丁文 “iter”（旅程）或“peregrinatio”（朝圣）。

与“crusade” 相关的拉丁文“cruciata”“以十字为标记”（singed with the cross）直到十二世纪末才出现。在此字之下，十六世纪产生了法文“croisade”（path of the cross）一字。英文的“crusade”是十八世纪初从法文“croisade”借转过来。换言之，在十八世纪末之前，欧洲文献的用语并没有将这些以十字为标志的事件、及其参与者标签化为“战争”或“军”的意思，而是维持弹性的中立语意空间，可以承载这个运动涵盖的各式各样参与动机及行径（不论我们现代看来是正面或负面）。

然而，到了十八世纪末，英文的“crusade”多了新的衍伸意涵：“对众人反感的恶事所做的攻击性反制行动。”这让英文字“crusade”开始具有强烈的价值判断，失去了原本欧陆字源具有的中立开放语意向度。华文世界对世界史的认识，向来倚重英文出版品。在英文语境影响下，“crusade”的中译直接将读者带往“战争”或“军”的基本理解方向。如何好好修正，值得大家一起努力。

在还没找到对“crusade”更贴切的中译之前，为了不要造成沟通上的困难，本文暂时沿用“十字军运动”或“十字军”这个译法。但是，笔者要指出，“十字军东征”是错误的翻译。因为这个运动的目的，不是为了“征服”伊斯兰。在十字军运动里，目标也不是只有向东，而是也有向西针对西欧自己内部的行动。（未完待续）

推荐一本通论介绍十字军的专书：Thomas F. Madden (ed), Crusades. The Illustrated History. Christendom-Islam-Pilgrimage-War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5).

作者为国立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