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导演：外国教育对我的那些刺激

我是一个纪录片导演，一个工匠，一个手艺人。将近20年的工作中，有幸参与了一些大型纪录片的创作，如《大国崛起》、《华尔街》、《货币》等等，尤其是近十年一直拍摄国际，一直活在中西中间，也就偶尔思考一些中西文化的话题。

这些年我在海外拍摄，感受的东西都是片断化的，零星的，看见的都是一些瞬间，我也就把这些瞬间呈现出来，供大家分享。2015年4月，我在康奈尔大学做了“认识中国，做好自己”的演讲。康奈尔大学，说起它到底有多大，去过的人可能也无法回答，包括康奈尔大学校长安德鲁·迪克森·怀特。

埃兹拉·康奈尔把所有资产捐献出来的时候，他数了一下有多少万顷的土地。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康奈尔大学里面有三条瀑布，瀑布的形成需要上游下游、左岸右岸，缓坡缓冲，急流湍急，地形陡峭才能够成型。这个学校有三条瀑布，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到底有多少土地了。这些是他全部的财富。他为自己的财富寻找到的归宿，就是建立康奈尔大学。

（康奈尔大学瀑布之一）

（康奈尔大学瀑布之二）

今年是康奈尔大学建校150周年。在美国有很多这样的大学。他们的创始人选择给财富找一个方向或叫归宿，以至于后人不一定记得他们曾经创造了什么样的企业，但却记得他们创造的大学，创造的交响乐团，创造的医院，创造的图书馆。

这是美国的大学带给我的一些刺激，也是美国富人们带给我的财富课。让我知道了富人应该这样子，这样安置财富的归宿，寻找财富的方向。

至于说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可能是因为宗教信仰，可能是由于其他原因，种种因素叠加在一起，最终形成这样的结果。就好比哈佛大学。我在美国做《大国崛起》的时候，其中有一个段落讲美国大学的诞生。其中对哈佛大学是这样描绘的。那个时候美国也处在农耕文明的条件下，麦田里的麦子刚刚完成收割，旁边有狼叫唤的声音，这个时候哈佛大学里朗朗的读书声已经出来了。在那么落后的情况下，哈佛本人建立了一所大学，那时距离美国建国还有一百多年。我觉得哈佛开了一个好头。这是美国的大学给我带来的第一个刺激。

第二个刺激来自于日本的小学。1802年，日本普及了小学的汉字教育，消除文盲。而直到2011年，我们的教育部才宣布有87%的人解决了汉字教育。单这一个数据，我们与日本就差了200年。在后来明治维新的过程当中，我们与日本的基础教育程度已经不一样了。不能因为他们是私塾，我们也是私塾，就轻易得出“我们都一样的”的结论。我们不一样。教育普及率不一样，学科设置点也不一样。这些差异到了明治维新以后变得更大。

我去过日本的小学博物馆，里面展示了他们的课程设置。在一八六八年之后，日本的小学便有了钢琴课，有了西式教育。他们全盘移植西方教育到什么程度呢？原先日本人是不吃面包的，但是学生的午餐必须要有面包和牛奶，这就是对西式教育的全盘移植。后来建立的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都是在明治维新之后。

我们的大学却建在50年之后。如果说中日之间的差距差在哪儿？中日之间的差距一定是差在这儿。如果说大学教育差了五十年，会影响什么？后来的甲午战争，其实就是中国的洋务运动，与日本的明治维新，两国成果的较量。在我现在做的大型纪录片《创新之路》里可能会找到更多的答案。

创新的背后是人才，人才的背后是教育，教育有多大的差距，创新的结果就有多大差距。如果说教育上面差了50年，其他的地方也至少是50年，所以就大概可以知道中日的差距究竟是差在哪里。日本带给我的刺激就是教育。

第三个刺激来源于利玛窦以及最早来中国的一批批传教士。他们把一些现代的教育理念带到中国，比如，我们的几何、数学、物理、化学等学科，都是由这些传教士于15、16世纪左右带到中国的。我曾经读过一套书叫《穿蓝色长袍的国度》。作者就是这些传教士在中国生活的记录和对中国的描绘，很有文献价值。

这里面有一个人，父子俩相继来中国传教。儿子叫司徒雷登。我看了他的传记《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一书，无限感慨之后，我写了一段话：怅然遥相望，知是故人来。

司徒雷登在中国的杭州出生。他觉得父亲那样传教的效果太不好了，他觉得中国缺的是教育，他觉得一旦有机会，一定要参与到中国的教育当中。于是，当他到十几岁，读初中、高中的年纪，回到了美国。大学毕业之后，他便说服了自己的女朋友重新回到了中国。这一次他带着女友。

后来的他创办了燕京大学。他选址在北大现在燕园的位置，是别人出的主意。出主意的人说，燕园是陕西的总督为了孝敬父母，在北京买的一个大宅子，但是老人不愿意去，你可以试着说服他把这它买过来，建立大学。

那是战火纷飞的年代，交通非常不便利，可以想象途经多少困难。他独自一人从北京到陕西，用了七天的时间。陕西的督抚看到了非常感动。这样一个大鼻子，黄头发，蓝眼睛长相的人，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冒着这么大的风险来到这里，不可思议。他说，我当时一共花了6万大洋购买的这个房子，你现在给我4万，剩下那2万作为奖学金，我一分钱都不赚。所以就有了现在的北京大学燕园。

当时的司徒雷登说他要做一个世界上最漂亮的大学，外表是中国的，里边是现代的。他为燕京大学题写了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后来他发觉不合适，因为没有自由做保障怎么会有真理呢？于是改为“因自由得真理以服务”。我看完了他的故事，尤其是后来的故事。后来，他的夫人死在了北大，文革期间她的骨灰不幸被北大弄丢了。他有这样的愿望，他唯一的愿望是把骨灰安葬在北大和妻子安放一起。但是却没有达成。2011年他的骨灰落在了杭州，他的出生地。

我现在崇拜的人是谁？肯定是柏格理，肯定是司徒雷登。我想和他们一样，做一点我自己能做的事情。比如说我现在做的一系列影片，其实都是活在中西之间的。从中国出发，带着中国的疑问，在世界范围内寻找答案。给中国人讲世界的故事。如果说未来我还会做一些什么东西，我觉得是与教育相关的。在中国有很多的现象，不管是满意的，亦或是不满意的，追根溯源，只有追到教育上面，才可以解释。所以教育这个角度更加的雄辩，更加的厚实，所以我愿尽我的绵薄之力做与教育相关的纪录片。

我迟早要拍摄石门坎的纪录片，要拍摄这一类的他们在中国留下的兴办教育的故事。我希望可以和更多的人分享他们的故事。

这些是我的一些真切的体验，也就是教育带给我的一些刺激。这些已经为我植入了一些种子，我希望这些种子早日开花结果。

注：本文为作者在基金会主办的《柏格理教育思想学术研讨会》上的讲演。来源：石门坎教育公益基金会，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