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蕾莎修女：世界上最大的贫穷，是不被需要和没有爱

近期上映的电影《爱无止尽德蕾莎》，借着教廷册封她为圣人前的调查过程，叙述德蕾莎修女奉献给印度穷人、病人、孤儿、孤独者、无家可归者和垂死临终者的生平。

内容从她18岁远离家乡到爱尔兰罗雷托修女会做初学生开始，到她前往印度加尔各答传教，在圣玛利亚罗雷托修女会中学担任校长；后因目睹印度贫富悬殊，写信给梵蒂冈总会，不顾反对声浪，请求离开修女会，只为专心服务印度穷人。几经波折，特里萨获得教宗准许以自由修女身份行善，在加尔各答最穷的地区，为贫苦失学儿童设立露天学校，1950年教宗批准她与12位修女成立博济会；电影一直演到她87岁辞世后封圣的过程。

尽管描述的是家喻户晓、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传记，但从英文片名《The Letters》却可以领会导演与编剧拍摄此片更大的目的。与其说这部电影是为了宣扬特里萨的爱人助人德行与典范，不如说透过特里萨写给心灵导师艾森神父的书信，让人看到她在无私奉献、以爱接纳一切、救助穷病的背后，人世间的贫困、苦难、种种灾厄也深深折磨着德蕾莎修女的心灵。

虽然她不断向上帝祷告，但内心也会历经怀疑、困惑、冲突、不解、灰心与绝望。在她尘封多年的书信中，可发现她就如同一般人，也会陷入找不到上帝，感到被上帝背离的痛苦与孤寂中。纵使世人赞扬她的爱无远弗届，尊她满有圣人的榜样，但特里萨就如同每位跟随上帝的信徒一样，处于孤绝的考验时，同样也会在信仰中挣扎。

以上这些纠葛都可从电影的叙事中看到。例如，就算德蕾莎坚信“帮助贫穷者”是上帝对她的呼召，在等待教廷答复过程中，还是要忍受上层不同立足点的阻挠与质疑，学生家长的排挤与抵制。因着对上帝的信心与倚靠，她仍不凭借己力一意孤行，而是专心祷告，一心等候上帝的带领；甚至连学生遇到家庭逼婚的压力向她求助，她给的答案也是一样，教导学生要祷告，专心仰望上帝，等待神的旨意。

因为在信仰上尊主为大的彻底降服，德蕾莎才有忘我的“谦卑”，忍受各方无理的挑衅；也才有“温柔”的言行，对人循循善诱；也才有“毅力”，以坚定的行动，让人感受她的真诚与爱心。靠神加添的力量，她才能以修女的身分，在龙蛇杂处的异教环境，落实照顾贫民的使命。可见信仰在她身上展现的价值，不单是顺服的信心，还有面对质疑的坚定、等候的耐心及突破革新的勇气。

从这部传记电影，我们能看到德蕾莎是如何展现她对神的无比信心，以及那些令人感动的助贫事迹，包括：在加尔各答的贫民窟，她仅带着5卢比（相当1英镑，1美元）就开始服事；她探访贫病的异教徒，教贫穷孩子读书识字，为要改变他们的一生；以身作则，服事最低层的人民，让修道院学生群起效尤，彻底扭转以往天主教在印度“高高在上”的形象；一再向受助的异教徒强调，所作所为绝非为了传教，而是从关心照顾着手，让人感受上帝，进而认识上帝。

德蕾莎还协助在街上因重病遭家人遗弃，自生自灭的垂死者，为的是让毫无盼望的垂死者，在爱中有尊严的死去。当被救的人问她：“我是印度教徒，你们为何要救我？”她告诉他们：“我在你们身上看到了上帝。”

当德蕾莎的善行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时，她也没有让名望冲昏头。慕名而来的记者拼命想报导她感人的事迹时，她的答复是：“这不是属于我个人的，我只是上帝手里的一支笔。”

德蕾莎修女令人钦佩之处不在封圣，而是她愿意离开贵族女校的舒适圈，放弃校长的头衔，深入民间，向保守的梵蒂冈教庭争取革命性的宣教方式，亲身照顾最底层、最被忽略的异教徒；她最让人动容之处，不是面对记者，拒绝受访的谦虚，而是时时彰显上帝之名的尊主为大，就算内心也曾有挣扎、痛苦，仍然坚守冈位，誓不放弃。

如果一个人选择众人舍弃的道路，只是为了获得称颂或冠上世俗的荣耀，面对排山倒海的反对声浪时，不是马上变节，就是随波逐流。而特里萨能够坚守世人认定的“窄路”，在于她看清世上赞扬诋毁的虚浮，专心定睛在上帝要她实践的托付与人生使命。

姑且不论封圣的议题，从人生的意义，她彻底实践“照顾贫民”的心志，已让生命发挥最大的价值。从信仰的角度，她追随耶稣的步履，以爱关怀社会上最被忽略的人，照亮世上最黑暗的角落，落实信仰的意义，提升世人贫乏的心灵，不也是超然物外最大的胜利吗？

“除了贫穷和饥饿，世界上最大的问题是孤独和冷漠。最大的贫穷是不被需要、没有爱和不被关心。”德蕾莎这句暮鼓晨钟般的话语，需要被点醒的不仅是身处富裕社会却心灵空虚的人们，也是宣扬爱与信仰的所有基督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