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致辞】除了利玛窦、司徒雷登，你还应该知道他们……（1）

“建立中国第一所女校”

阿德希( A Dexi , Mary Ann Aldersey)   

1797 ~ 1868

第一位来华基督教女宣教士。在浙江宁波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所女子学校“宁波女塾”。并开创中国盲人教育之先河。

 “拯救百名孤儿于战火”

艾伟德( Weide Ai , Gladys Aylward)   

1902 ~ 1970

英国传奇女宣教士、慈善家，以“小妇人”闻名世界。她在中国宣教十八年之久，在山西开设“八福客栈”；收养孤儿；抗战时带领百名孤儿“千里大迁移”——将100多名孤儿在日军炮火下平安的从阳城转移到西安。

 “指出太平天国信仰异端”

艾约瑟( Ai Yuese , Joseph Edkins)

1823 ~ 1905

艾约瑟这个名字是来华后才取的中文名，字迪瑾。初时担任伦敦会驻沪代理人，并与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等宣教士一起创立了墨海书馆（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Mission Press），该书馆是上海最早的现代出版社，也是最早采用西式汉文铅印活字印刷术的印刷机构。他与其他西教士一起，在此培养出一批学贯中西的学者，如王韬、李善兰等，并合作翻译、出版了许多介绍基督教信仰、西方政治、文化、历史、科学等方面书籍，为中西文化思想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

时值天平天国革命时期，太平军在淞沪一带活动。通过接触与观察，艾约瑟发觉他们所谓的“基督教信仰”带有明显是异端倾向，回来后写了《访问苏州的太平军》。1861年，他再赴天京(南京)上书洪秀全，指出其信仰上的谬误，希望他能回归正统，但遭到洪秀全的拒绝。

他也是最早把完整的希腊字母表介绍给中国人的西方宣教士，也是西方著名汉学家之一。此外，艾约瑟高度评价中国古代科技成就，是最早提出“四大发明”的学者。艾约瑟也是西方宣教士中，对中国儒、释、道三教的研究最为精深的一位。

 “把生命献给新疆的宣教士”

巴富义( Fuyi Ba , Emil Fischbacher)

1903 ~ 1933

巴富义是一位把生命献给新疆少数民族的英国医疗宣教士。

1931年加入内地会成为宣教士，1932年来到中国，恰逢上海"一·二八事变"，巴富义参与救治国军伤兵。后前往新疆，赶上新疆回族首领马仲英之叛乱，与其他宣教士一起投入到治病救人的行列中。因不幸染上了致命的伤寒而早逝。

 “完成中国第一张地图”

白晋( Jin Bai , Joachim Bouvet)

1656 ~ 1730

清朝康熙年间耶稣会法国宣教士、汉学家。1687年来华，从事宣教与科学文化事业历43载，担任康熙皇帝的侍讲，参与绘制了中国第一张地图《皇舆全览图》；将中国多部经典翻译成拉丁文，介绍到欧洲，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卓越贡献。

1684年白晋出使中国传教，1690年，张诚、白晋等人开始系统地向康熙帝讲授几何学和数学，首先进讲的是《几何原理》。此后，他们先后向康熙皇帝讲授天文历法、医学、化学、药学等西洋科学知识。张诚、白晋还编写了满文实用几何学纲要；后来，他们将满文讲稿整理成册，并译成汉文，由康熙亲自审定作序。这就是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满文本《几何原本》；而汉文本则收入了《数理精蕴》一书。

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之后，1690年1月26日，康熙要求张诚介绍俄国使团的来华路线，张诚按照西方绘制的地图给他讲述，但康熙发现地图中关于中国的部分，尤其是中国东北部分过于简略粗疏，由此他决定依靠宣教士用西方的测量技术绘制出一张全国地图。1717年（康熙五十六年），康熙赐名为《皇舆全览图》；1718年，经康熙审定后，《皇舆全览图》及各省分图绘制成功，这是世界上第一次在如此辽阔的国土上完成的大地测量。

“中国第一位英语老师”

包尔腾( Bao Erteng , John Shaw Burdon)

1826 ~ 1907

1862年初，包尔腾奉调前往北京开辟宣教工场，成为首批进入北京的西方宣教士之一。同年，洋务派领袖恭亲王奕訢、桂良和文祥等人奏请朝廷筹办“同文馆”，包尔腾被推荐担任同文馆首任总教习。在同文馆发展史上，他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人物，他的到任使得同文馆有了第一位外国教习，并能够招收到19名满、蒙、汉学生入馆学习外语，这是外语教学在中国的开始，包尔腾也就成了中国第一位英语教师。

1865年，他和首批入京的英美宣教士艾约瑟（Joseph Edkins）、丁韪良（William Parsons Martin）、施约瑟（Samuel Isaac Schereschewsky）、白汉理（Henry Blodget）等人组成“北京译经委员会”，着手翻译第一部北京官话本《新约圣经》，该译本于1872年出版发行，在中国教会流行使用40余年之久。1872年，包尔腾还与施约瑟合作，在北京编译出版了《公祷书》（The Book of Common Prayer），成为日后中国圣公会通用《公祷书》之蓝本。

 “最早提出中国教会自养主张”

保灵( Bao Ling , Stephen Livingston Baldwin)

1835 ~ 1902

十九世纪来华美国美以美会宣教士。在福州宣教二十多年，担任《教务杂志》总编辑十四年，也是最早提出中国教会自养主张的宣教士之一。

1868年，保灵受命执掌美以美会的时事通讯《宣教杂志》（The Missionary Recorder），并且担任该刊总编辑直到1882年因病退休。该杂志是美国宣教士在近代中国所创办的一份英文刊物，保灵接手后，把这份宗派性杂志改成一份跨宗派的时事通讯，并更名为《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这份期刊后来成为了解外国基督教差会在华宣教活动的重要文献。

 “第一位中国问题专家”

裨治文(Bi Zhiwen,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1801 ~ 1861

美国第一位来华宣教士，为美国公理会海外传道会（美部会）所差派。先后在广州、澳门、上海从事文字宣教达30年之久。他创办了中国第一份英文期刊《中国丛报》；参与翻译中文圣经，并先后参与创立了中国益智会、马礼逊教育协会、中国医药传道会，以及上海裨文女校等。他也可说是美国第一位“中国问题专家”。

1832年5月，裨治文在马礼逊和奥利芬的鼓励与支持下，创刊发行英文月刊《中国丛报》。主要内容是介绍中国的社会、文化和地理等相关知识，也记述宣教士们在东南亚各地如新加坡、马六甲、槟城、巴达维亚等城市的宣教活动。该杂志除报导中国语言、文化、历史、艺术、典制、风俗、宗教，以及迷信等内容外，且屡次刊文针砭时弊，力陈妇女缠足，以及吸食鸦片之危害。其中反对鸦片的文章，前后刊载48篇之多，其中有15篇为裨治文自己所写，为中国仗义执言，并在美国激起反鸦片的浪潮。《中国丛报》不仅激发了西方教会和基督徒对中国的宣教热忱，更成为当时西方人探索与了解中国的重要媒介，在近代中外关係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1850年4月，裨治文与夫人在上海创办了裨文女塾( Bridgman Memorial School for Girls)，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女子学校，开中国女子教育之先河。1966年“文革”开始后，取消女中，再次更名为“上海市第九中学”。

“培养出中国第一位西医医师”

伯驾( Bo Jia , Peter Parker)

1804 ~ 1888

十九世纪美国首位来华医疗宣教士；广州博济医院创始人。在华23载，救治病人无数；也曾担任外交官、美国驻华公使，是近代中美关系史上的重要人物。

1835在广州建立的“新豆栏医局”被认为是中国境内第一所正规的、现代化的西医院。为了使日渐增多的病人能够循序就医、提高效率，伯驾在病人进门后，先发给竹片制成的长方形号牌，然后病人就按照号牌上的号码，循序进入诊疗室接受治疗。据说这种已为今日世界各医院普遍采用的“挂号制度”，就是源自于伯驾在新豆栏医局的这套设计。

1839 年时，在华宣教士中只有两位医疗宣教士；因着伯驾的推动，到了1842年有更多的医疗宣教士陆续来华；五十年后，已经有61家医院、44家药房、100多位医生和26位女医生在华从事医疗宣教，许多华人也因着他们的爱心医疗而接受基督教信仰。为了解决人手不足问题，伯驾于1837年招收了3名华人青年，以半工半读和带徒弟的形式 ，向他们传授西方医术。其中最有成就者当属关韬，他精湛的医术，良好的医德，深受中外人士赞誉，亦首开中国人师从西人学习西医之先河，毕业后成为中国土生土长的第一位西医医师。

“与司徒雷登齐名的教育家”

卜舫济( Bu Fangji , Francis Lister Hawks Pott)

1864 ~ 1947

美国基督教圣公会宣教士、教育家；上海圣约翰大学校长。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基督教来华宣教士兴办教育是对中国的一大贡献。到20世纪上半叶，中国涌现出了一批闻名遐迩的教会大学，如苏州东吴大学、杭州之江大学、成都华西大学、武昌华中大学、南京金陵大学、北京燕京大学、济南齐鲁大学等。这些各具特色的大学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在历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与之相对，这些大学的校长也成了中国教育史上的风云人物，其中最着名的当属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而在当年的教育界，与司徒雷登齐名的人物是上海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故有“北有司徒雷登，南有卜舫济”之说。如果说司徒雷登是燕京大学成功的关键人物，那么卜舫济就是圣约翰大学的灵魂人物。卜舫济曾戏称自己是三分之二的中国人。其实，他何止是三分之二的时间在中国，他把自己一生的事业和全部的心血都倾注于他执教53年之久的上海圣约翰大学，并终老于上海。

圣约翰大学诞生于清末，兴盛于民国。如果没有圣约翰大学，中国在取消科举制之后，可能会步入一条更为艰辛的改革之路。可以说，中国大学始于教会大学，教会大学始于圣约翰。

中国私塾从不教授自然科学知识，学生所学内容皆为“四书五经”等古代经典，学习方法全靠死记硬背，也不注重体育活动。鉴于此，当卜舫济后来出任圣约翰书院校长后，就特别注重以西方知识和方法培养中国新一代精英，全面引进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教育制度和教育内容，来改造中国的教育。

到1949年春季学期时，圣约翰大学仍有注册学生1200多人。1952年9月，历时73年的圣约翰大学在全国大学院系调整中惜被裁撤，併入其他院校。其外文系、新闻系併入复旦大学；政治系併入华东政法大学；教育系和理学院併入华东师范大学；经济系併入上海财经学院；工学院併入同济大学；医学院则与震旦大学医学院、同德医学院合併，成为上海第二医学院。而圣约翰大学原校址现为华东政法学院所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