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社会，先从改变自己开始

有人诧异：耶稣这个穷苦木匠的儿子，究竟有什么能力，竟然影响了人类几千年？也许，最大的原因是爱！他活出了爱的生命，而这，正是中国文化和社会严重缺乏的，一个文明中若没有爱和敬畏，就没有真正的明天。

2007年夏天，我和同伴作为志愿者，在河北农村辅导小学生。在这中国西北的偏远村庄，随处可见留守的家庭主妇、儿童和老人；青壮男人则消失得无影无踪。当地教师告诉我们，年轻人都到城市打工了，每年只回家一次。这是农村家庭在经济改革大潮中不得不面对的挑战。

童年与社会议题

对探索各种社会议题的兴趣，深深植根于我童年经历中。我成长在一个普通的城市工人家庭，是今天所谓弱势群体中的一员。从小，我便喜欢在傍晚乘凉的时候，挤在下班的成年人中间，听他们谈论，体会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面对艰难生活时的豁达态度，常让我印象深刻；而我幼小的心常常幻想，有一天要用自己所学，帮助这些目不识丁的邻居改善生活。

我的父母大半生在一家国营粮库中工作；不幸，到中年却要面对工作单位的解体。直到父亲突然去世，我才体会到他们惨淡的生活境遇、心中的悲伤和对下一代的期待。

在家里困难的时日，我努力成为妈妈的帮手，也渐渐理解她对家庭全身心的投入，以及作为单身母亲的坚强性格。她几乎从不停止工作；甚至在退休之后，时间和精力也放在做小区义工和其他服务上。她成了邻里中有名的人物。尽管母亲常处在贫穷和疾病中，但她的勤劳、坚毅和乐于助人，却成了我的榜样。这些品格也成为我的操守，并融入在我的研究、教学和工作中。更重要的是，如何理解父母所经历的痛苦，乃至在今日中国更大范围内受压抑人群的命运，遂成为促使我不断求索的主要动力。

世界观的变化

我生长于一个贫穷但平静的城市小区中，童年生活很大程度上是远离社会大潮的，我对学习认真，盼望有朝一日服务人民。高中毕业后，我决定在大学攻读公共行政学。入学时，内心的憧憬是：有一天能为打造世间天堂而奋斗。

但是，这样的理想只持续了不长的日子。当我偶然间阅读小说《一九八四》时，被奥维尔（ George Orwell ）生动描绘的权力场景所震撼。与此同时，我也才开始发觉，一个无所不在的意识形态结构长期塑造了我的思想和人格。我开始了个人心灵的觉醒。

自此以后，我便开始在政治、哲学和宗教的书海中，努力寻找关于信仰与社会更加可靠的答案。在一次聚会中，身边的好友向我介绍了圣经。很快我便被其中的信息吸引，并最终接受了圣经中的真理。

得着这一奇妙的恩典后，我才发现，此前我的种种经历带给我一个独特视角，来领略耶稣的教导和行动所彰显的解放性信息。事实上，真正使人自由的，乃是耶稣牺牲的爱，这爱具有一种由内而外移除人类罪恶枷锁的能力；同时，随着福音的传播，人们追求公平与正义的心也被激发。在一个社会里，信仰上帝的群体被呼召，成为追求爱与正义的人；由此看来，天国正某种程度嵌入在社会中。

沿着这一思路，我逐渐了解到，上帝那满怀忍耐和慈爱的救赎工作，真实地发生在我年轻的生命中，并极大地改变了我对自己和世界的看法。在大学二年级，我受洗了。

在学界积极服侍

信仰的皈依使我得以在校园中结识一群有相似迷失经历的同龄人。我们不约而同地发现，身边的知识分子和大学生对各种信仰越来越开放，但其中福音的信息常被忽视。为了响应这属灵的需要，我们和几位老师一同建立了学生福音团契。后来这团契发展成为青年教会，十分活跃。

在团契创立之初，我们有个共同异象，就是在中国学术和思想的中心建立福音的灯塔。我和同伴们热心查考圣经，并利用业余时间进修各种神学课程。与此同时，我也开始带领小组查经，随后成为团契同工，负责从后勤到外展项目的各种服侍。在过程中，我认识了后来成为自己伴侣的杨姊妹。我俩在一起经常谈论的话题，就是如何响应主在我们生命中的呼召。

经过长期的祷告与寻求，我们逐渐清楚认识，主在我们各自属灵和职业上的呼召：去传福音给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大学生，推动中国社会与文化的福音化。基于这样的信念，我们开始预备自己从事学术和教学工作，希望通过系统的装备和训练，能够有力地辨识出中国转型社会变化的内在机理，并指出福音运动的正确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