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渐渐消逝的文化浪潮，注入新的生命力

我们经常听到要“改变文化”。在美国，有心人士担忧社会价值解体，呼吁美国回归上帝，改变受到世俗主义与消费主义污染的文化景观。在中国，一心要提高文化软实力，提高全民族的“文明素质”。其实，文化的进程是缓慢的，往往必须数十年后回头来看，才知道文化是否改变了，文明的素质是否提升了。

传统上，宗教与文化的互动有下列几个模式：

一、 与世无争、敬虔度日

这个类型认为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基督徒唯一的使命就是传福音，建造教会，敬虔度日。这个观点根本出世的，用台湾某名牧的话说：“基督徒关怀社会是对上帝负责，是要荣耀上帝，不是要回馈社会，也不是要把世界改良。”

根据凯勒牧师的说法，他认为主张“基督徒不应该改变文化”的人，其实他们还是在“塑造文化”，因为他们“用行动支持文化现况”。当耶稣要求门徒“作光、作盐”的时候，他要求他们在世上发挥影响力，不要在文化中缺席，不只是传福音。那些认为基督徒没有社会责任，他们的使命就是传福音的人，是小看了上帝在世上的工作，把上帝的国度缩小了。这种神学观是极度荒谬的。许多反对环保的基督徒就有这样的神学观点。

二、对立、改造文化

不论是“宗教右派”或“宗教左派”，他们认为基督徒的使命就是改变世界，特别是经由政治手段改变世界，让美国成为“基督教国家”。因此，基督徒必须抓权，特别是政治权力，以推动立法、在法律和政治上夺回（自己所瞩意的）基督教的价值，由此改变文化气候。

与第一类相对立的立场就是第二类，其中包含两种不太相同的路线。第一种认为，文化的问题主要在“理念”阶层，那是个世界观的问题。所以，只要每个基督徒本着基督教的世界观生活，文化就得以改变（以寇尔森为代表）。第二种认为，这是个权力的问题，只有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文化的改变才能成功。

弗吉尼亚大学宗教学、文化学与社会学教授詹姆斯·亨特（James Davison Hunter）尖锐地指出，这类想法问题重重。他认为“文化资本”不是以数量取胜，而是以“中心”与“边缘”来区分的，在边缘上，无论你做多少努力，作用都是有限的。“文化资本”的力量在于它所激发的“想象力”，而不仅是“说理”罢了。美国有大约85%的人自认是基督教徒，美国社会为什么却非常世俗化？为什么他们集体的文化价值和世界观在娱乐界、政界、金融界、企业界、教育界、科学界的影响力极其有限？犹太人只有不到3%，他们在文化上的影响力却是惊人的？

亨特认为，美国的基督教，特别是福音派，常常诉诸民粹主义。他们缺乏文化上的影响力，并不是因为基督徒没有从政，或不够努力，而是力量没有用在影响文化的支点上。凯勒牧师肯定亨特的观点：“如果你在服务前就追逐权力，你既得不到权力也不能服务。可是，如果你一心服务而轻看权力，你不但能够服务他人，你的影响力自然会增加。这其实就是耶稣做事的方式。”

三、 寻求认同

这种想法认为，基督教不能总是在文化上作为次文化，被边缘化。因此，在生活方式上尽量与主流文化与流行文化认同，以减少异质感。许多人不自觉地按照这个模式生活，以减少向上爬升的阻力。结果，信仰往往变成“私人化”，不但不能提供基督教的“文化资本”，往往自己的价值观也被流行文化所同化。

四、忠于信仰的入世

亨特主张“忠于信仰的入世”（faithful presence）模式。信仰不只是私人的事，而是个人与所处共同体的合作。基督徒生活的重心不在于改变世界，而是把信仰的价值与生活、工作整合起来。信仰不但指导我们的消费习惯、家庭生活、社交圈，它也指导我们积极进入学术界、金融界、娱乐界、艺术界、政治界。目的是按照耶稣的教导去服务。我们信仰的品质从我们服务的品质中显明出来。

这个模式并非要人把信仰放在口袋里，对世界保持静默。相反，它要求信徒在生活和工作中积极、主动地表现他信仰的价值。教会总希望把人从世界拉入教会，训练他成为教会的领袖。这个模式却不一样，它鼓励人做个负责任的、忠诚的、杰出的基督徒演员、工程师、学者……

亨特教授把耶稣所使用的社会权力分为四个特色。第一、他的力量是“延伸”的，源自他对上帝的顺服。第二、他的力量来自谦卑，拒绝名位所带来的虚荣，以喜乐面对侮辱。第三、他的力量来于发自同情的服务，不仅是服务有信仰的族群，更是服务大众。第四、他的力量来自“非强制性”的特质，从他对待撒玛利亚人和罗马人的态度我们看出，他用祝福代替咒诅。

这就是凯勒牧师在“救赎主长老教会”所推动的“信仰与工作中心”的模式，也就是“使命导向”的生活模式。教会协助信徒从事亨特所谓“忠于信仰的入世”的生活方式。为了不造成混淆，凯勒不称它作“改变文化”，因为那不是他所着重的，他称之为“文化更新”。

例如，许多时候，在职场上我们会受到私心的牵引，做些并不符合“最高的善”的事。或是急功近利，做些灰色的交易。然而，有“文化更新”心态的人，他们是本着更高“共同的好处”办事。凯勒牧师以中古时期基督教的僧侣为例，他们在异教掌权的欧洲发明并设立学院、大学、医院。因着他们所设立的这些机构，他们改变了地方的经济、照顾了弱者。他们并没有抱着改变、控制异教文化的心愿去服务，他们让福音改变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以服务他人。这或许是我们的模范。

当罗马帝国的社会开始瓦解的时候，圣奥古斯丁写下《上帝之城》。他提醒我们，世界上有两种“城”和两种“国度”。一种是人的社会，它是依据丛林法则建造的，以自私和权术掌权。另一种是“上帝的国”，它是人类社会里放弃权力以服务他人的范围。基督徒同时活在这两个社会中。凯勒牧师认为，虽然这中间充满挣扎和张力，但这也正是我们的希望和确据。长远来看，唯有“上帝的国”是个永恒的真实，“世上的国”不过是暂时的，它是逐渐改变，逐渐消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