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光沪:当代中国道德问题的病根在哪里?

今天的中国社会,充满了大大小小的问题,这些问题无不影射出国人的道德危机。因此,信仰的缺失已被很多人所意识到。然而,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当代中国人道德问题的病根实在极深,我们需要重新建立从圣经信仰而来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以此重塑中华文明。

 

从清朝末年说起

这个“现代”,从世界史来说,是起于英国革命,从中国史来说,是起于鸦片战争,从此以后,中国开始走上现代化之路,到现在没有走完。所以,我追溯中国道德腐烂的病根,可以从清朝末年说起。

 

关于清朝末年的状况,可算是来华头号传教士的戴德生(JamesTaylor)有一个记录。他有一次在南海上航行,看见一条渔船翻船沉没,很多船员落了水。他看见旁边还有其他一些渔船,心想,好了,现在可以救人了。然而令他震惊的是,其他船上的渔民竟高声问道:“给多少钱?”现在这一类报道很多,我们已经见怪不怪了,但是实在没有想到,戴德生当年也见过这种事情。于是我想,他后来说“即使有一千条生命,也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真不容易!

 

刚才提到鸦片战争,鸦片战争正在进行时,英国军舰攻破了虎门炮台,溯江而上,清军溃不成军。但是,站在江边有成千上万的中国民众,居然指指点点,像看马戏似的!看见清军落水时,他们还发出像看戏看到精彩处的那种嘘声!英国司令官大为惊讶,问中国翻译是怎么回事,中国民众怎么会有这样的态度。翻译回答说:“国不知有民,民就不知有国”!

 

我们都知道,龚自珍属于最早“睁眼看世界”的一位“先进的中国人”,他当时的评论是:“官无廉官,吏无能吏,军无良将,兵无勇士,民无良民,盗无侠盗”。关于“民无良民”或大众道德状况,戴德生的经历只是一个佐证,那么,根源何在呢?龚自珍的儿子给出了一个回答。他叫龚半伦,做了所谓的买办,又帮外国人做向导、做翻译。

 

在同清朝政府谈判的时候,他面对的是恭亲王——恭亲王是中国政府的代表,而他代表的却是外国政府。当时恭亲王骂他说:“你等世受国恩,却为虎作伥,”按现在的说法是,居然做汉奸!龚半伦回答说:“我等本是良民,上进之路被尔等堵死”,又处处有贪官盘剥,才不得不乞食于海外!你骂我是汉奸?我看你是国贼!

 

民国的道德滑坡

我们的确应该思考一下这些问题。所谓道德滑坡,不自今日始。当然我们还该看看民国时期。在民国初年,民风初开,杰出人物层出不穷,其中的佼佼者梁启超创办《新民丛报》——刚才提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他办《新民丛报》就是这个意思。他还写了《新民说》,说我们要搞道德革命,今日中国第一要务,就是“新民”。这是这位所谓保皇派的主张。

 

那么激进派又如何呢?傅斯年、鲁迅这些人又如何呢?傅斯年办杂志,鲁迅为之撰稿,杂志叫《新潮》。《新潮》也主张伦理革命,也就是道德革命;“发刊词”论其宗旨曰,“我们要造成战胜社会,而不为社会所战胜的人格”!

 

还有,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或重要人物何叔衡、蔡和森、毛泽东等人,他们在湖南办的“新民学会”,也提出以改良人心为宗旨。

 

最后,第四派,应该提到新儒学,其重要代表贺麟先生说,新儒学要改造人心,“必须要吸取基督教的精华”,来充实儒家的礼教。

 

这就涉及到这次研讨会的主题,涉及到很重要的、长期被忽略的第五派,即基督教的说法及其成果。我们只需提提以晏阳初为代表的基督教知识分子,以及他们在“乡村建设运动”中的成果。

 

晏阳初说:中国贫弱,其罪不在满清,归根结底是我们中国人的心坏了,树根烂了,树枝就不能发叶结果;“民为邦本”,民心坏了,国怎么能富强呢?今日最急需的,不是练兵,不是办学,不是开矿,也不是革命;我们全国上下,最急需的就是“革心”,把自私自利的烂心革去,换一个公心;有新心而后有新人,有新人而后有新社会,有新社会而后有新国家。下面这句话更有意思:咱们中国人得了“心病”,要医心病,非请“神医”不可!换句话说,医治心病,非得宗教不可。

 

对他这些话,我有一点点不同意——国家的富强应该是手段,人民的富强才是目标;国富强而民贫弱的事情也很多。但是对他最后一句话,我特别感觉深刻——要医心病,非请神医不可!晏阳初虔信基督,他以基督教的理念,在河北定县农村办学校,推广农技,办医院,增进健康,更注重培养农民的“公心”;结果,日本军队攻定县,攻了七次也才只占住铁路沿线,因为农民都起来抵抗,而且晏阳初学校的老师管理着农村地区!

 

20世纪后半叶

我们讲道德腐败的病根,还可以追溯一下二十世纪后半叶。从50年代到70年代,我们在30年当中从批判宗教发展到扫荡宗教,五大宗教概莫能外,全被消灭。我小时候看的宣传广告,说基督徒专挖小孩子的眼睛来做药,专挖小孩子的心脏来炒菜!这类谎言大行其道。现在一些人常说,如今世风败坏,人心不古,改革开放以前道德很好。其实一切腐败,根源都是两条:一撒谎,二偷窃。

 

所以我说,道德滑坡的根源可以追溯到那个时候,追溯到让谎言盛行、真话受罚的政治制度,追溯到实际上不知是谁所有的“全民所有制”。道德腐烂的这两个根源,最后发展成了大规模的道德灾难,以至于在WG时代,灭绝人性的事情常常发生。所以,回顾病根,不能不提到二十世纪后半叶。

 

21世纪之初

最后还应该提到二十一世纪。我们知道,毒奶粉的事情同最下层养牛的奶农有关系,这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不仅大官小官腐败,小老百姓也腐败!大家都谈政治局常委,但是不谈小百姓奶农。

 

柏杨说的“酱缸”,大家都泡在里面!

 

我们这代人是亲自看见,在极短、极短的时间内,这种腐败是怎样从头顶烂到脚底。我1979年到北京念研究生,在学生处报到,顺便问食堂在哪儿,饭票在哪儿买?学生处的人,不是回答说到哪里,而是亲自带我去!现在你在学生处能碰到这种事情吗?1997年,我第一次到美国,在哈佛大学又一次碰到这种事情。时间相隔不太久,但是我真的很惊讶,因为上一次的经历已经生疏,恍若隔世了!现在,人们居然会看见“收费指路”的招牌;中小学老师居然会把该在学校讲授的内容压下,留到课后收费班去讲;医院居然会把没有钱的濒死病人拒之门外……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中国竟然走到了“看见老人倒地该不该扶起”也需要热烈讨论的地步,怎能不让人痛心疾首?!

 

从爱国这么大的事情,到带路这么一件小事,我们可以看出中国道德腐烂的程度。究其原因,龚自珍的儿子龚半伦的话值得思考,孔子最好的继承人孟子也说出了同样的道理——

 

孟子谈到鲁国攻打邹国,邹国兵败如山倒,邹国的老百姓却在一边幸灾乐祸的原因,他说:你这个邹公,邹国的国君,丰收的时候搜刮百姓,把粮食屯起来,受灾的时候你看着百姓饿死也不管;这国家既然只是你的,那么它的生死存亡,与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呢?孟子说出了这个问题的症结,说出了这个事情上“道德腐烂”的病根。

 

 
 

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假如没有上帝,我就什么都可以干!”一些中国人也相信举头三尺有神明,但这种相信无法对我们全然堕落的人性提供救赎和指引。因为我们失去了敬畏,所以道德滑坡的问题始终是问题。

唯一的出路,是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谦卑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从我们个人开始,经历上帝全备的救赎和医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活出一个荣神益人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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