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大夺冠，为什么偷换广告赞助商？

恒大夺冠之夜，本该在恒大球员比赛服胸前广告上出现的“东风日产启辰T70”换成了恒大自有的“恒大人寿”。这已经不是恒大第一次在大赛前更换胸前广告商了。此次最具讽刺意味的是，保险业这一最需要信任背书的行业，居然是通过毁约来宣传的。

市场经济，首先是契约经济。要建立伟大的企业，就必须遵守契约，这是商业的基本精神。但改革开放后，作为西方舶来品的“契约精神”远未深入人心。在一个人人呼唤信仰的年代，我们有必要思考契约精神的源头在哪里？中国企业家的契约精神处于什么样的阶段？

▲挪亚之约

西方契约精神源自宗教中的“立约”

契约精神是西方文明社会的主流精神，源于拉丁文，在拉丁文中的原义为交易，其本质是一种契约自由的理念，即双方地位平等，自由缔约，互为对待给付，无人有超出契约的特权。违背契约者要受到制裁，受损害方将得到利于自己的救济。

西方传统中的契约精神，首先表现在“神人立约”上。在希伯来《圣经》中，对于犹太初民与上帝的契约关系，至少有8次“立约”的记载，即：伊甸园之约，亚当之约，挪亚之约，亚伯拉罕之约，摩西之约，巴勒斯坦之约，大卫之约，基督之约。

这些上帝与人之间的约定被称为“圣约”，几千年来，深刻影响着人类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

“契约精神”同时也是商业文明的产物

商业建立在契约的基础上，不断发展的商业文明又反过来催生了契约精神。

公元前五六世纪，特别是希波战争以后，包括希腊半岛、整个爱琴海区域及其北面的马其顿和色雷斯、亚平宁半岛和小亚细亚等地在内的古希腊地区，经济生活高度发达，各个城邦都有着程度不同的商业繁荣。在频繁的商品交易中自然就会形成各种各样的契约关系，商业交换的成功，需要彼此对于守约达成共识，这便是西方世界中契约精神的另一个源头。

建立契约精神很重要的保障就是法律。古罗马帝国其对西方文明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制定了相对完备的法律体系。从公元2-6世纪，罗马法经历了一个不断补充和完善的过程，而契约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在罗马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公元534年由东罗马帝国国王查士丁尼主持编撰完成并颁布施行的《民法大全》，对西方文明的影响被认为仅次于《圣经》，其基本思想和原则已融入西方乃至世界各国的法律中。该法典的诸多条款对公正、平等、自由等契约精神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16世纪航海大时代的传奇中有这样一个遵守契约精神的故事：1596年到1598年，荷兰船长巴伦支护送货物，试图找到从北面到达亚洲的路线，但在经过北极圈内一个岛屿时被困。巴伦支船长和17名荷兰水手在这里度过了8个月的漫长冬季。他们拆掉了船上的甲板做燃料，在严寒中保持体温；靠打猎来取得勉强维持生存的衣服和食物。险境中8人死去。他们所护送的货物中就有可以挽救他们生命的衣物和药品，但他们分毫未动。冬去春来，幸存的商人把货物完好无损地送到委托人手中，创造了流传后世的经商法则。荷兰也因此赢得了世界海运贸易的市场。

现代契约精神的普遍确立和近代工业化息息相关。新兴的市民阶级以契约为纽带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代表了新的社会秩序。

王石曾直言，中国企业家最缺少契约精神

王石曾说：“和西方企业精神、西方企业家来对比，中国最缺少的是契约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没有诚信因子，自古就有“重然诺，轻生死”、“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一诺千金”等说法。但这里的诚信和西方契约精神中的诚信是有差异的。

在王石看来，西方企业家基督教文明的信任指的是什么呢？是在契约精神、法律框架下可以追诉、处罚的一种信任，而中国的信任是建立在血缘、地缘这样一个关系上，它没有法律框架更不是宗法制度上的。信任自己的血缘、信任自己的家族，哪怕是儿媳妇，哪怕是家乡子弟兵，他有血缘、地缘的一种信任，是农业文明的一种，这种信任是很脆弱的，离开这个圈子就是不相信的。

英国安理国际律师事务所律师郑辉说，在中国做生意，特别是工程项目，常见的方式是先签一个合同，然后在工程中不断根据情况调整、协商，最后达到双赢局面。因此，很多时候在中国做交易最初签的合同并非最重要的。但欧洲则完全不一样，合同双方签了合同就要按合同执行，如果一方认为合同需要改变——除非是基于合同另一方的失误或错误——那你就要承担相关费用。

有不少案例证实王石所言非虚

契约精神是现代商业文明的基石，但在中国这种制度常常遭遇挑战。

最知名的案例当属2011年马云将支付宝转移到自己控制的私人企业名下。当时财新《新世纪》周刊“财新观察”栏目发表了社评《马云为什么错了》，文章强调契约与产权一道构成市场经济的基石，并指出阿里巴巴集团主席马云未经股东授权转移支付宝所有权违背了契约原则。随后，马云在第一时间做出回应，强调自己并未违背契约精神，称《新世纪》社论为“不欢迎剧作家的评论。”

2014年5月23日，绿城、融创“联姻”新闻发布会召开，宋卫平以“天下本一家，有德者掌之”力挺孙宏斌接下绿城。7个月后，在同样的城市、以同样的布景，同样的23日，宋卫平的台词变了，在找到中交集团这个新的“接盘者”之时，却说当初与孙宏斌的交易不过是一场“野合”。宋卫平“反悔”引起了许多批评。任志强的想法或许代表了商界部分人士对此事的态度，“契约社会中的交易，要用商业的办法解决。卖出去的可以买回来，这才是本事……”

当时有评论写道：“当前商业社会中，中国企业家仍然缺乏基本的契约精神，尽管西服笔挺，也依旧不懂契约和制度，不论是马云，还是宋卫平，似乎都难以摆脱草莽英雄的气息，能否算得上成熟的企业家，这还真不敢说。”

信守契约本身，尤其对重大契约的信守，关系的将不仅仅是缔约双方的利益，关系的还是一个小环境的经济秩序甚至社会秩序。

信奉契约精神的商业文明，才能真正融入世界

当契约信守精神在社会中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主流时，契约的价值才真正得到实现。

在中国经济更发达的地区，比如北上广深这样的大城市，契约精神就被更好地尊重和执行。而上海堪称大陆最具有契约精神的城市，它是全球化的产物，是中国受西方影响最大的城市，也因此它与世界的距离一直很近。

中国的企业家要想真正融入世界主流商业文明，就要看能不能把契约精神贯彻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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