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学生宣教运动，反思你我在哪里
在基督教历史上，莫拉维亚宣教士的拓荒精神，是后人所景仰推崇的。莫拉维亚教会是由 “敬虔派 ”的德国贵族亲岑多夫 (Zinzendorf,1700-60)所建立的。他在1727年收容了一批来自捷克的莫拉维亚难民，并在他的农庄成立了莫拉维亚教会。
他们在1732 年开始差派宣教士到海外宣教，包括去西印度群岛、格陵兰、非洲及美洲。虽然他们人数不多，但是在三十年之内，却已差派 226位宣教士到十个国家，是宗教改革时期最活跃的基督教宣教团体。由于莫拉维亚教会认为，向普世传福音是全体信徒的责任，因此到 1930年为止，莫拉维亚教会已经差派了三千位宣教士出去，而宣教士与信徒的比例高达一比十二。
虽然这些莫拉维亚传教士自我牺牲的精神、爱心和对宣教的生命奉献，在宣教史上无可匹敌。但是因为莫拉维亚教会的宣教士多半来自中下阶层，教育水平不高。所以他们的缺点是圣经及神学的根基较浅，所建立的教会组织较为松散，以致于所带领的信徒属灵上不够成熟，多年之后，教会往往就烟消云散了。
所以虽然莫拉维亚宣教士的故事是可歌可泣的，但是从宣教的成果来看，莫拉维亚的宣教事工，却是不能结实百倍的。
在天主教的宣教事工上，耶稣会无疑是最有创意、最有活力的一个团队。 “耶稣会 ”是由罗耀拉 (Ignatius of Loyola)在1540 年创立的。他们是有献身热忱的精英团体，也有军人的纪律及组织。他们发展很快，到 1556年罗耀拉逝世时，成员已由六人增加至一千五百人，十八世纪时甚至曾高达二万二千多人。
耶稣会在宣教事工上的成功，有赖于许多像利马窦这样的鲍学修道士。利玛窦 (Matteo Ricci,1552-1610)于1580年奉派来华襄助罗明坚 (Michel Ruggieri)，翌年他们一同进入广东肇庆。利玛窦短时间内就学会华语，并以儒服周旋于士大夫之间。他精于天文、历算、地理和机械之学，因此除了研究中国文化之外，也因为他精通这些西方科学，吸引了很多达官贵族为学生。他在 1601年终于到达北京，明神宗万历皇帝极为赞赏他。当利玛窦于 1610年逝世时，已有数以千计的人受洗，其中不乏官宦及皇室成员。他可以算是基督教在中国宣教的划时代人物，也是耶稣会传教士的最佳典范。
另一位耶稣会宣教士诺俾里 (Robert DeNobili,1577-1656)于1605 年到达印度，很快就熟悉塔米尔语。他在南印度有五十年之久，是最有影响力的宣教士，与利玛窦齐名。他弃绝当时宣教士要求印度人 “葡萄牙化 ”的宣教策略，而采用类似利玛窦的方法，脱去洋袍西履，穿上印度圣人的袈裟， “向印度人做印度人 ”。由于他精通多种印度方言，很多印度人，甚至包括一些最高阶层的婆罗门族受洗归主。虽然他一生可能只为近千名印度人施洗，而且其中有一些人后来又放弃了信仰，但是他是第一个能成功地引导婆罗门族信主的宣教士。
利马窦、诺俾里，以即随后来华的汤若望、南怀仁等修道士，都是满腹经纶的菁英知识份子。藉着他们，福音才能在中国和印度的坚硬土攘上扎根。
在基督教圈子里，十九世纪爆炸性成长的宣教运动，所依赖的，乃是成千上万的大学毕业生投入宣教。其实大学生在宣教上的影响，由来已久。例如十七世纪德国敬虔派的哈勒大学的学生，就参与了宣教；十八世纪卫斯理兄弟及怀特菲德都出身于牛津大学；西缅 (Charles Simeon)在剑桥大学长达五十四年的事奉，也影响了无数的学生。
1884年慕迪 (D.L.Moody)到英国剑桥大学布道，有名的 “剑桥七杰 ”蒙召献身到中国宣教，在英国掀起学生参与宣教的热潮。而美国方面， 1886年在麻州黑门山举行的灵修会中，在参加的二百五十位学生中，有一百位在慕迪的呼召下决志献身海外宣教，被称为 “黑门山百人团 ”(The Mount Hermon Hundred)。第二年献身者更达到 2,100人，并在 1888年正式成立 “学生志愿宣教运动 ”(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简称SVM) 。
SVM的口号是： “在这一代将福音传遍世界 ”。从 1891年到 1936年， SVM每四年举行一次宣教大会。最高潮是在 1920年，那年一共有 6890位学生参加，其中 2783位献身宣教。总计到 1936年为止， SVM共差派两万名学生到海外宣教。二次大战后，美国校园团契，取代 SVM成为学生参与宣教的主要推动者。他们每四年举办一次的 Urbana宣教大会，五十年来，鼓舞了数以万计的青年投身宣教的大军，扩展了神的国度。
总结过去几百年的宣教经验，我们发现，跨文化的宣教恐怕只能由知识份子来承担。因为跨文化的宣教士，必须有优异的语言能力，和丰富的圣经及神学知识，又能对异文化有足够的理解和掌握。这一切，都只有大专知识青年才具备这种潜力。被称为 “近代宣教之父 ”的克里威廉，虽然小学没有毕业，但是他是自学有成的学者。他除了精通希伯来语和希腊语之外，还熟悉 38种印度语。他还因为在植物学的成就，获得英国皇家科学院的植物学院士荣衔。也是因为他的博学，才成为基督教宣教历史上的承先启后的关键人物。
跨文化宣教是一场不同的属灵争战，因此所需要的宣教士乃是重质不重量的，人海战术是没有果效的。中国教会要投入跨文化宣教，需要的是基甸的三百勇士，而非三万个乌合之众。
问题是中国教会的“三百勇士 ”在哪里？现在中国国内，以知识份子、中产阶级专业人士为主的都市教会正在兴起，也有零零星星的大专毕业生开始投入宣教，但是我们还没有看见宣教的热潮出现。因此我们需要迫切祷告。
我们求主赐给中国教会的领袖们清楚的异象，及属灵的智慧，来拟定中国教会未来宣教的策略；我们也求主兴起这一代中国的知识青年，愿意甘心放下世上的享受，来奔跑这条十字架的 “宣教之路 ”。
原标题：学生宣教运动的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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