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影评】3部抗战电影,值得再看一次

“忘记历史,等于背叛”。在人们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为您精选这三篇关于抗战的电影评论,以此记念70年来的失败与胜利,记忆与遗忘,真相与谎言,被掳与释放。
 
荐影一:《拉贝日记》
 
妈妈4岁时,在教堂里,给新娘子牵过婚纱。轮到自己结婚,父亲送她的聘物,是毛选四卷。我一直以为,自己被生养在后一种遗传里。大学时,写过一首叙事诗,是我断续了解到的家族史。
 
“衙狱清静。贞妇涌现/祖父经营上南街的药铺/在押往西域的头晚/戴袖章的母亲被白衣人拉走”。
 
“当父亲衣衫褴褛。从青海扶棺回来/青石板路满插彩旗/城关万人空巷。士卒朝天放枪/我悄悄走离合唱的队列/到南门外的河边/起意为死难的人保持沉默”。
 
要到2007年,我才知道,和妻子青梅竹马的幼儿园,是贵格会的传教士办的。我们读的小学,连出生时在那里昏迷了三天的县医院,也是贵格会兴办的。
 
英国的贵格会,也叫公谊会,我不完全认同他们的教义,但我的一生,却无缘无故地,和他们有着密契。1894年,贵格会的传教士陶维义,揣着四川历史上的第一只足球,来到我家乡三台。几个月后被乡亲们赶跑。去了重庆。不过,几经反复,三台至今仍被称为四川的足球之乡。贵格会在四川的传教士,大多中文姓陶。我问母亲,她还记得小时候有个蓝眼睛姓陶的黛丝姐。不过当年在中学球场上,我快乐奔跑,铲球过人。对这些渊源,全然无知。
 
后来,一位宣教士在我家乡被殴打,得到二千两银子赔偿。教会用这笔钱买地修医院,立了一块碑:
 
因彼财、为彼用,故修医院
 
怜尔病、爱尔民,敢谓名医
 
1910年,贵格会和其他几家差会,联合创办了华西协和大学。贵格会的建筑师荣杜易,设计了当时被誉为中西合璧建筑典范的华西坝。1937年,南京沦陷。金陵女子大学迁来成都,只留下美国传教士、教务主任魏特琳女士,参加了拉贝的国际委员会,在她那被誉为东方最美的校园里,保护了上万的妇女免受日军凌辱。那时的华西坝,余民聚集,恩典存留,如南京城里的安全区一样,成为一座看得见的逃城。中国最好的6所教会大学,华西、燕京、齐鲁、东吴、金陵和金陵女子,在我此刻从书房望出去的一箭之地,组建了中国基督教联合大学。成都的华西坝,和重庆的沙坪坝,成为抗战后学生福音复兴运动的中心。恩惠所及,至今影响着全球的华人教会。
 
那时的陈寅恪,也在这里回望废都,伤怀文化:渺渺钟声出远方,依依林影万鸦藏, 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
 
其实贵格会对抗战的贡献,也和拉贝一样,少为人知。他们持守一种绝对的和平主义,在历次战争中都以医疗救助为使命。在被称为中国战区生命线的滇缅公路上,奔跑着贵格会的救助车队,承担了抗战期间几乎所有医疗物资和60%的其他救援物资的运输。1947年,英美两国的贵格会救护队,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可惜受惠最多的中国人,连我这个经他们之手来到这世上的人,几乎都已忘了或根本不知道他们。
 
陆川在影片和一些访谈中,最令人遗憾的,是对拉贝等人的冷漠。他对感恩一词,似乎条件式的反感,或商业性的回避。我寻思,陆川的心理,是把对于施爱之弟兄的感恩,和对于市恩的皇上党国的戴德,混在一起了。换言之,人类是一个整体,弟兄相爱撼山河,这样的情感认知,对陆川和我们来说,依然是陌生和值得怀疑的。所以他的框架,还是以民族国家为灵魂的边界。
 
所以期待《拉贝日记》,导演的情感方式,对于苦难和德行的陈述,能有一种怜悯,超越在我们灵魂被捆绑的边界之外。尤其是电影在德国拿到了最佳影片和影帝等奖项。但看过之后,还是稍微失望。
 
我怕的是,反过来将拉贝拔高了。在普遍的灾难与罪恶中,是没有英雄或义人的。伦理的冲突,如对伤兵和女性的保护或舍弃,及人性在信念驱动下的挣扎,最刺痛人,也祝福人。高于这个,是赞美诗。低于这个,是宣传品。在这条线上,就是文学。
 
电影前半部,好过后半部。因为拉贝的歧义性,一度得到有力的呈现。差点使我预测,要好过辛德勒了。他是基督徒,是西门子公司的商人,是纳粹党员,也是国民政府的友人。这些复杂性超过辛德勒,逻辑上说,他的故事,也具有超过辛德勒的张力和压力。但在书写这种张力上,导演开了好头,却无力为继。拉贝用一面巨大的纳粹党旗(译制误作德国国旗),覆盖了600个中国难民,免于日机轰炸。这一幕极具震撼力,也是拉贝日记中的真实故事。
 
老实说,读拉贝的日记,他对上帝的感恩和仰望,和对希特勒的敬仰与盼望,有点难分高下。仅从日记看,我很难认为他是一个敬虔的基督徒。逃城的盼望,在拉贝那里,被放在混合的平台上。基督、纳粹和西门子公司,共同影响了拉贝的人道主义救援。安全区的基督教背景,在魏特琳女士,和其他几位长老会和圣公会牧师那里,比在拉贝身上更凸出。魏特琳在日记中写下,“今天,在这座城市里充满了各种罪恶。噢,上帝,请控制这些凶残的野兽般的士兵……”。张纯如说,读到这一段,她泪如雨下。而在拉贝日记中,几乎没有这样的仰望、祷告和祈求。
 
另一面,对难民来说,卍字和卍字,也很难被区分。所以称拉贝是“几十万人的活菩萨”,也折射出这种歧义性。连他晚年的凄凉,也是这种重叠性的延伸。但这部电影似乎过于瞩目拉贝的纳粹身份。基督教的背景,只剩下魏特琳办公室墙上的十字架。可惜她的形象在影片中也过于单面,结果连后半部的拉贝,也逐渐失去了挣扎中的丰富性。
 
在感恩与审视之间,是很难平衡。拉贝的妻子朵拉,不认为丈夫在南京所为,有多么了不起。她说过一段有穿透力的话,若非她亲口所说,我们来说,就显得刻薄无良了:
 
“托尔斯泰有一段日记大概是这样写的:孩子们有时把面包、砂糖和钱送给别人,以为这是在行善,因而自鸣得意。孩子们不知道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可是大人们应当知道,拿别人的东西送人,这并不算真正的善行”。
 
我相信拉贝也同意这话。当人怀着这样的心,向弟兄伸出援手时,更值得感恩,也把我的目光从他那里移开,在华西坝回望南京的苦难,也回望面包和恩典的来源。
 
荐影二:《南京南京》
 
弟兄来信,说他陷入难以克制的手淫。茂盛的年龄,如何能在圣洁的安静中等候,胜过情欲的翻滚。我是一样。从少年幻想女性的身体,到第一眼看见这样的图片,无数邪情私欲,所指向或臆想的次数,恐怕已超过日本人在南京强奸妇女的总量。
 
我若在那时扛枪又如何?若在那时被带到陆川镜头下的南京城,我是拉贝还是陆建雄,是唐先生或者姜小姐,是日本士兵角川,抑或妓女小江?我灵魂中真实的罪恶,与肉身世界布满骸骨的荒凉,究竟是怎样的关系?或者出于偶然,偶然的意思就是绝对。如日本人绝对邪恶,我们又绝对如何?或者如幻亦如电,人性的落差,就失去了道德的重量。又或者,肉身世界是一望无际的荒原,每件事都如此真实,昨天的屠杀,强奸,谎言,懦弱;今天青年人的义愤或遗忘,纷纷手淫,或纷纷入党。关于灵魂与肉身,记忆与现实,民族与个体,最鲜艳刺目的意象,还是郁达夫当年的小说,留日学生躺在床上,一面手淫,一面高呼,祖国啊,你什么时候才能强大。
 
感谢祖国的崛起,使手淫的宏观环境,一旦脱离国家意识形态,还原为灵魂里一桩真正的磨难。有朋友问,对自由民主的关切,为什么不见了。我说,满目苦难,有时是我们认识自由的妨碍。自由的真正命题是,如果我死的时候文革还没结束呢,如果我死的时候盟军还没登陆呢。清廷还没推翻,日本还没投降,避孕药还没发明,革命尚未成功,瘟疫还在蔓延?自由的真正挑战是,如果这样,自由之于我还有可能吗。自由可以超越于制度变迁之上,并因此带来对制度变迁的祝福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就意味着,对曾在世上活过的人来说,自由只是一件碰巧的事。碰巧改革开放了,碰巧文艺复兴了,碰巧有个妓女愿意站出来,去给日本人当慰安妇,换取幸存者过冬的粮食?
 
如果这样,一个自由知识分子,面对南京大屠杀的死难者,或512龙门山脉地震的罹难者时——尽管迄今我们仍然没有他们的名单。你该说些什么呢。难道说,自由是六合彩,只提供给某些幸运儿。你们八字不好,注定一生与自由“无分、无权、无记念”?
 
我回答朋友的,不是我的信仰,而是我的逻辑。将任何一种肉身世界中的理想,哪怕是自由民主、普遍人权,倘若看作一个价值观与人生理想的至高点。就意味着你的理想,对任何一个在灾难、战争、屠杀或不义的制度下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来说,都是冷酷的。因为你的主义,毫不留情地把他们撇在了美丽新世界的外面。
 
所以,看这部电影,不是给我一个抒发民族恨意、强化民族身份的机会。或给年青人提供一个手淫与南京大屠杀的超级链接。其实任何对苦难的描写,都在挑战和归正我们的价值观。就像走在街上,我常问自己,对面那个乞丐,前面骂骂咧咧的人,或遵道镇上失去亲人的那个嬢嬢,在我的信仰里,就是在我所相信的那个宇宙人生里,有没有他们的位置?在我的盼望里,有没有他们的盼望?如果我的信仰,在逻辑上必定会将一部分人类,以一种不公义的方式撇在外面,我的信仰就是虚假的。因为我以自我的理想,切割了这个世界,把一个人类,分为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类。除非我就是上帝,不然,我怎么敢呢。
 
以往的抗战电影,都把人类分为两种,好像卿本佳人,所以对邪恶不可理喻。其实呢,日本人在南京干过的一切坏事,中国人彼此之间都干过。陆川的勇气,是全片以角川为主线,把日本人还原为了人类。角川不是恶魔,而是一个有人性的坏人。他不是与中国人不同的族类,而是我们中间最坏的那个人。他坏,但他仍在我们中间,被称为人。一旦他被称为人,我们中间最好的那个人,在上帝面前,对我们中间最坏的那个人,也同样负有责任。除非他不是人,不然,我们无法在终极的意义上撇开他。
 
我的灵魂,尝过这异常的痛苦。但侵略者与受难者的区分,只是第一层的。公义而肯定,却不是全部和至高。就如自由民主,在这个层面上,也值得追求和肯定,但一样不是全部和至高。陆川拍出了中国电影早该拍出,却一直无能拍出的一个起点。导演的才华,有一大半,都用在为着角川最后的自杀,细细描述一个陷在罪中的人类。
 
使角川忧伤而不能自禁的,并不是一个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悔恨,而是一个男人对女人的悔恨。他所爱慕的日本慰安妇百合子,梨花带雨,我见犹怜,使战争的宗教性在他心中坍塌。日本军队祭奠亡灵的那场鼓阵,是这种宗教性的国家意识形态浓墨重彩的出场,甚至饱和到快要撑破黑白的镜头。这是陆川试图理解这场侵略与屠杀的点睛之笔,也是对靖国神社的一次预演。后来,角川看见姜小姐的十字架项链,他说自己也在教会学校读书,强要了过去。他的上司松井开枪打死小妹,说,这么美的女人,不该这样活着。角川的震惊,只是无数铺垫中的一个。姜小姐最后被士兵拖走,回头朝这个揣着十字架的日本兵,说了一句英文,请打死我。角川开枪打死她,也最终打死了他灵魂中的那个日本军人。
 
将日本人“去妖魔化”,是这部影片的勇气。问题是我们和敌人的人性落差,也因此被缩短了。导演或者没有勇气继续面对这种张力,或者自己也无力承受。于是,他选择了对中国人的“崇高化”,来继续保持两个族类的人性落差。最大的两个败笔,一是前半段的散兵抗争和杀降,刘烨沉默的表演,慢慢积蓄起恢弘的压力。结果国军将士们最后喊出“中国万岁”。人性的苦难,被国家意识形态的幽灵把持,向着一个单向度去了。换成姜文,我想将士们喊的一定是“操你娘”。这和唐先生被枪毙前,对松井骄傲地说“我老婆又怀孕了”,更加贴切。这才是肉身世界中的坚持与卑微,大地上的咒诅与希望。
 
第二个败笔,是让拉贝先生向着中国难民下跪。人性的落差,若不能继续向上仰望,就只能向着苦难的一方跪下。不然对敌人的去妖魔化,实在是我们受不了的。虽然小豆子还活着,中国的确没有亡。但电影还是缺乏光合作用,几乎耗尽了电影院中的全部氧气。这是为什么,我迫不及待地想看另一部《拉贝日记》。
 
荐影三:电影《生命签证》
 
大地上总有一座城,叫逃城。大地上总有个园子,叫桃花源。这是我们在苦难中的两种向往。在逃城,罪与罚被担当了。就像童年的游戏老鹰捉小鸡,我们躲在一只母鸡后面,被宽大的翅膀遮盖,直到这只母鸡被钉在十字架上。人们走出来,重新活在日头下。但在桃花源,罪与罚被遗忘了,与世隔绝既是一个理想,也是一种刑罚。人们最大化的放弃了可能性,去换取最小化的安全感。以划地为牢的勇气,把全世界抵押出去,换一个被削减的自由梦想。
 
领着孤儿,在中国穿越战火的真实故事,银幕上至少已改编了三部。一是1958年的美国电影《六福客栈》。艾伟德,一个伦敦郊区的女佣,28岁来到山西阳城传教。她在抗战中加入中国籍,护送100多个孤儿,跋涉千里,将他们送往西安。1949年她去台湾,在那里继续收养孤儿。英格丽·褒曼主演了这位伟大的女性。第二部是1994年的台湾电影《梅珍》。内战期间,一位孤苦的村妇梅珍,家毁夫亡后,投靠了山里一间修女主持的孤儿院。1949年,教会决定护送20几位孤儿离开大陆。修女摔断腿无法成行,梅珍一路护送这些孩子,颠沛数百公里,用自己的身体交换食物,打着白旗,从两党的沙场上经过。金素梅主演了这位坚忍的女性。当年在圣地亚哥电影节上,赢得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等六项大奖。
 
《黄石的孩子》是第三部,霍格(何克)是一位英国记者,1937年来到南京。后来成为一座孤儿院的校长,他也领着60几个孩子,躲避战火,穿越半个中国,到达丝绸之路上的古城,甘肃山丹。
 
影片有明星的架势。动人,但不够力量。平缓,但缺乏张力。差不多夹在主旋律电影与好莱坞模式之间,并小心翼翼地回避和讨好着历史的纠葛,左右都显为难。但我最在乎的,是这个故事被叙述的基本模式,到底是通往逃城呢,还是通往桃花源?
 
霍格是虔诚的新教徒,全家都是浸信会会友。母亲是甘地的朋友,一生服膺和平主义的道路。托尔斯泰的《天国在你心中》一书,对她和孩子们有巨大影响。1914年7月,英国弟兄会的亨利和德国路德宗的舒尔茨在火车上偶遇,彼此立下一个“基督徒永远不要战争”的心志,开始组建了一个推动和平主义的国际组织。霍格一家都是这个组织的积极支持者。
 
这些背景,浓缩在电影的第一个场景中,字幕打出“上海基督教青年会馆”。画着十字架的风筝,也在每一次葬礼上飘起。除此之外,电影并不想讨论道德勇气与坚忍的来源。霍格是英雄,是我们都做不到的一种稀有品种。霍格几乎就是那只母鸡。影片结尾,当年的孤儿,今日健在的老者,一一讲述了对何克的印象。在当年的孩子眼里,何克无疑是最完美的人。但电影以此为基点,对人性与历史的刻画,却过于肤浅和浪漫化。或者说,是过于桃花源了。
 
对照《辛德勒的名单》,最令人揪心的不是拯救的事实,而是犹太人送他一枚戒指,刻着“救一人即救全世界”。辛德勒却失声痛哭、为自己少救了一个人而追悔不已的那一幕。在逃城模式中,被救者静默无声,施救者撕心裂肺。因为他知道自己并不是那只母鸡。他知道求告与援手,撒种和收割,都是被救赎的一种方式。而在桃花源模式中,被救者泣不成声,施救者心如止水。一个高山仰止,一个厚德载物。在逃城模式中,施救,使获救者和拯救者成为了同一种人。在桃花源模式中,施救的行为,却使同一种人成为了两种人。
 
正好看到日本电影《六千人生命签证》。半个世纪以来,地上的万族都在找寻着自己的辛德勒,作为对过往苦难的一种医治。当年纳粹迫害犹太人时,共有80几位各国的外交官,共为25万犹太人签发了逃离欧洲的生命签证。其中最出人意外的两位,来自彼此为仇的中日两国。中国驻维也纳的总领事何凤山先生,不顾“影响中德邦交”的警告,为数千犹太人提供了签证。而日本驻立陶宛的代理领事杉原千亩,在1940年7月德日达成同盟之后,违背外务省的命令,赶在撤馆之前不到一个月时间,昼夜不停地签发了6000多份签证。
 
1940年7月27日,曾任“伪满洲国”外交部副部长的杉原千亩,遭遇到一生中最惊心动魄的场面。数千逃难的犹太人,在那个早晨,聚集在这个只有一个工作人员的领事馆门口,他们实在找不到其他领使馆了。杉原经过几日的内心争战,从8月1日开始决定办理签证。他每天签发几百份,撤馆之后,在旅店里继续受理。直到上了火车,为抢时间,杉原把写好的空白签证扔出车窗,叫聚集在站台的难民们自己填写。
 
电影中这一幕也是辛德勒式的。火车开动,杉原掉在地上痛哭,说“为什么我不早一天作出决定”。回国后,他被外务省除名。1984年,和辛德勒一样,85岁的杉原被以色列政府授予“国际义人”的荣誉。1991年,日本政府向杉原家属作出了书面道歉。
 
何凤山和杉原千亩的故事,实在比拉贝、艾伟德和霍格的故事更令我震撼,也更令我生出指望。他们相同的作为,在侵略与自卫的两国纠葛之间,不是指向桃花源,竟是指向一座逃城的。在那里,我们有可能是同一种人吗?这被典当的世界,彼此怨恨的族类,也有可能经历出人意外的平安?
 
这半个世纪,以色列政府共向2万多名曾救助过他们的各国人士,颁发过“国际义人”的称誉。旧约里,亚伯拉罕为着所多玛、蛾摩拉两座罪恶之城,向耶和华求情,说城里若有50个义人,能否不毁灭这城?若有30个呢,若有10个呢。耶和华应许了亚伯拉罕的请求。但这世界实在连一个义人都没有。真正的救赎,不是从霍格和杉原开始的,这世上若没有过一位全然圣洁公义的人子,我们在霍格和杉原身上看见的,就不是一座沉甸甸的逃城,而是一个落英缤纷的桃花源;就不是一个流泪悔恨的施救者,而是一个被“圣化”的、雷锋附体的偶像。
 
每个人都可能遇见自己的1940年7月27日。出人意外的平安,在乎那一刻我们的心意扭转。好比一个运动员在异国的奔跑中,有勇气扔掉手里那个火炬,转身拥抱流亡的亲人,失声痛哭,说,“我分离的同胞弟兄啊”。
 
但我们活在旧我的惯性里,不断失丧着生命的可能性。我们就会死死护住那火炬,当作自己的命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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