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影评】3部抗战电影，值得再看一次

 

 

妈妈4岁时，在教堂里，给新娘子牵过婚纱。轮到自己结婚，父亲送她的聘物，是毛选四卷。我一直以为，自己被生养在后一种遗传里。大学时，写过一首叙事诗，是我断续了解到的家族史。

 

“衙狱清静。贞妇涌现/祖父经营上南街的药铺/在押往西域的头晚/戴袖章的母亲被白衣人拉走”。

 

“当父亲衣衫褴褛。从青海扶棺回来/青石板路满插彩旗/城关万人空巷。士卒朝天放枪/我悄悄走离合唱的队列/到南门外的河边/起意为死难的人保持沉默”。

 

要到2007年，我才知道，和妻子青梅竹马的幼儿园，是贵格会的传教士办的。我们读的小学，连出生时在那里昏迷了三天的县医院，也是贵格会兴办的。

 

英国的贵格会，也叫公谊会，我不完全认同他们的教义，但我的一生，却无缘无故地，和他们有着密契。1894年，贵格会的传教士陶维义，揣着四川历史上的第一只足球，来到我家乡三台。几个月后被乡亲们赶跑。去了重庆。不过，几经反复，三台至今仍被称为四川的足球之乡。贵格会在四川的传教士，大多中文姓陶。我问母亲，她还记得小时候有个蓝眼睛姓陶的黛丝姐。不过当年在中学球场上，我快乐奔跑，铲球过人。对这些渊源，全然无知。

 

后来，一位宣教士在我家乡被殴打，得到二千两银子赔偿。教会用这笔钱买地修医院，立了一块碑：

 

因彼财、为彼用，故修医院

 

怜尔病、爱尔民，敢谓名医

 

1910年，贵格会和其他几家差会，联合创办了华西协和大学。贵格会的建筑师荣杜易，设计了当时被誉为中西合璧建筑典范的华西坝。1937年，南京沦陷。金陵女子大学迁来成都，只留下美国传教士、教务主任魏特琳女士，参加了拉贝的国际委员会，在她那被誉为东方最美的校园里，保护了上万的妇女免受日军凌辱。那时的华西坝，余民聚集，恩典存留，如南京城里的安全区一样，成为一座看得见的逃城。中国最好的6所教会大学，华西、燕京、齐鲁、东吴、金陵和金陵女子，在我此刻从书房望出去的一箭之地，组建了中国基督教联合大学。成都的华西坝，和重庆的沙坪坝，成为抗战后学生福音复兴运动的中心。恩惠所及，至今影响着全球的华人教会。

 

那时的陈寅恪，也在这里回望废都，伤怀文化：渺渺钟声出远方，依依林影万鸦藏， 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

 

其实贵格会对抗战的贡献，也和拉贝一样，少为人知。他们持守一种绝对的和平主义，在历次战争中都以医疗救助为使命。在被称为中国战区生命线的滇缅公路上，奔跑着贵格会的救助车队，承担了抗战期间几乎所有医疗物资和60%的其他救援物资的运输。1947年，英美两国的贵格会救护队，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可惜受惠最多的中国人，连我这个经他们之手来到这世上的人，几乎都已忘了或根本不知道他们。

 

陆川在影片和一些访谈中，最令人遗憾的，是对拉贝等人的冷漠。他对感恩一词，似乎条件式的反感，或商业性的回避。我寻思，陆川的心理，是把对于施爱之弟兄的感恩，和对于市恩的皇上党国的戴德，混在一起了。换言之，人类是一个整体，弟兄相爱撼山河，这样的情感认知，对陆川和我们来说，依然是陌生和值得怀疑的。所以他的框架，还是以民族国家为灵魂的边界。

 

所以期待《拉贝日记》，导演的情感方式，对于苦难和德行的陈述，能有一种怜悯，超越在我们灵魂被捆绑的边界之外。尤其是电影在德国拿到了最佳影片和影帝等奖项。但看过之后，还是稍微失望。

 

我怕的是，反过来将拉贝拔高了。在普遍的灾难与罪恶中，是没有英雄或义人的。伦理的冲突，如对伤兵和女性的保护或舍弃，及人性在信念驱动下的挣扎，最刺痛人，也祝福人。高于这个，是赞美诗。低于这个，是宣传品。在这条线上，就是文学。

 

电影前半部，好过后半部。因为拉贝的歧义性，一度得到有力的呈现。差点使我预测，要好过辛德勒了。他是基督徒，是西门子公司的商人，是纳粹党员，也是国民政府的友人。这些复杂性超过辛德勒，逻辑上说，他的故事，也具有超过辛德勒的张力和压力。但在书写这种张力上，导演开了好头，却无力为继。拉贝用一面巨大的纳粹党旗（译制误作德国国旗），覆盖了600个中国难民，免于日机轰炸。这一幕极具震撼力，也是拉贝日记中的真实故事。

 

老实说，读拉贝的日记，他对上帝的感恩和仰望，和对希特勒的敬仰与盼望，有点难分高下。仅从日记看，我很难认为他是一个敬虔的基督徒。逃城的盼望，在拉贝那里，被放在混合的平台上。基督、纳粹和西门子公司，共同影响了拉贝的人道主义救援。安全区的基督教背景，在魏特琳女士，和其他几位长老会和圣公会牧师那里，比在拉贝身上更凸出。魏特琳在日记中写下，“今天，在这座城市里充满了各种罪恶。噢，上帝，请控制这些凶残的野兽般的士兵……”。张纯如说，读到这一段，她泪如雨下。而在拉贝日记中，几乎没有这样的仰望、祷告和祈求。

 

另一面，对难民来说，卍字和卍字，也很难被区分。所以称拉贝是“几十万人的活菩萨”，也折射出这种歧义性。连他晚年的凄凉，也是这种重叠性的延伸。但这部电影似乎过于瞩目拉贝的纳粹身份。基督教的背景，只剩下魏特琳办公室墙上的十字架。可惜她的形象在影片中也过于单面，结果连后半部的拉贝，也逐渐失去了挣扎中的丰富性。

 

在感恩与审视之间，是很难平衡。拉贝的妻子朵拉，不认为丈夫在南京所为，有多么了不起。她说过一段有穿透力的话，若非她亲口所说，我们来说，就显得刻薄无良了：

 

“托尔斯泰有一段日记大概是这样写的：孩子们有时把面包、砂糖和钱送给别人，以为这是在行善，因而自鸣得意。孩子们不知道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可是大人们应当知道，拿别人的东西送人，这并不算真正的善行”。

 

我相信拉贝也同意这话。当人怀着这样的心，向弟兄伸出援手时，更值得感恩，也把我的目光从他那里移开，在华西坝回望南京的苦难，也回望面包和恩典的来源。

 

 

弟兄来信，说他陷入难以克制的手淫。茂盛的年龄，如何能在圣洁的安静中等候，胜过情欲的翻滚。我是一样。从少年幻想女性的身体，到第一眼看见这样的图片，无数邪情私欲，所指向或臆想的次数，恐怕已超过日本人在南京强奸妇女的总量。

 

我若在那时扛枪又如何？若在那时被带到陆川镜头下的南京城，我是拉贝还是陆建雄，是唐先生或者姜小姐，是日本士兵角川，抑或妓女小江？我灵魂中真实的罪恶，与肉身世界布满骸骨的荒凉，究竟是怎样的关系？或者出于偶然，偶然的意思就是绝对。如日本人绝对邪恶，我们又绝对如何？或者如幻亦如电，人性的落差，就失去了道德的重量。又或者，肉身世界是一望无际的荒原，每件事都如此真实，昨天的屠杀，强奸，谎言，懦弱；今天青年人的义愤或遗忘，纷纷手淫，或纷纷入党。关于灵魂与肉身，记忆与现实，民族与个体，最鲜艳刺目的意象，还是郁达夫当年的小说，留日学生躺在床上，一面手淫，一面高呼，祖国啊，你什么时候才能强大。

 

感谢祖国的崛起，使手淫的宏观环境，一旦脱离国家意识形态，还原为灵魂里一桩真正的磨难。有朋友问，对自由民主的关切，为什么不见了。我说，满目苦难，有时是我们认识自由的妨碍。自由的真正命题是，如果我死的时候文革还没结束呢，如果我死的时候盟军还没登陆呢。清廷还没推翻，日本还没投降，避孕药还没发明，革命尚未成功，瘟疫还在蔓延？自由的真正挑战是，如果这样，自由之于我还有可能吗。自由可以超越于制度变迁之上，并因此带来对制度变迁的祝福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就意味着，对曾在世上活过的人来说，自由只是一件碰巧的事。碰巧改革开放了，碰巧文艺复兴了，碰巧有个妓女愿意站出来，去给日本人当慰安妇，换取幸存者过冬的粮食？

 

如果这样，一个自由知识分子，面对南京大屠杀的死难者，或512龙门山脉地震的罹难者时——尽管迄今我们仍然没有他们的名单。你该说些什么呢。难道说，自由是六合彩，只提供给某些幸运儿。你们八字不好，注定一生与自由“无分、无权、无记念”？

 

我回答朋友的，不是我的信仰，而是我的逻辑。将任何一种肉身世界中的理想，哪怕是自由民主、普遍人权，倘若看作一个价值观与人生理想的至高点。就意味着你的理想，对任何一个在灾难、战争、屠杀或不义的制度下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来说，都是冷酷的。因为你的主义，毫不留情地把他们撇在了美丽新世界的外面。

 

所以，看这部电影，不是给我一个抒发民族恨意、强化民族身份的机会。或给年青人提供一个手淫与南京大屠杀的超级链接。其实任何对苦难的描写，都在挑战和归正我们的价值观。就像走在街上，我常问自己，对面那个乞丐，前面骂骂咧咧的人，或遵道镇上失去亲人的那个嬢嬢，在我的信仰里，就是在我所相信的那个宇宙人生里，有没有他们的位置？在我的盼望里，有没有他们的盼望？如果我的信仰，在逻辑上必定会将一部分人类，以一种不公义的方式撇在外面，我的信仰就是虚假的。因为我以自我的理想，切割了这个世界，把一个人类，分为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类。除非我就是上帝，不然，我怎么敢呢。

 

以往的抗战电影，都把人类分为两种，好像卿本佳人，所以对邪恶不可理喻。其实呢，日本人在南京干过的一切坏事，中国人彼此之间都干过。陆川的勇气，是全片以角川为主线，把日本人还原为了人类。角川不是恶魔，而是一个有人性的坏人。他不是与中国人不同的族类，而是我们中间最坏的那个人。他坏，但他仍在我们中间，被称为人。一旦他被称为人，我们中间最好的那个人，在上帝面前，对我们中间最坏的那个人，也同样负有责任。除非他不是人，不然，我们无法在终极的意义上撇开他。

 

我的灵魂，尝过这异常的痛苦。但侵略者与受难者的区分，只是第一层的。公义而肯定，却不是全部和至高。就如自由民主，在这个层面上，也值得追求和肯定，但一样不是全部和至高。陆川拍出了中国电影早该拍出，却一直无能拍出的一个起点。导演的才华，有一大半，都用在为着角川最后的自杀，细细描述一个陷在罪中的人类。

 

使角川忧伤而不能自禁的，并不是一个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悔恨，而是一个男人对女人的悔恨。他所爱慕的日本慰安妇百合子，梨花带雨，我见犹怜，使战争的宗教性在他心中坍塌。日本军队祭奠亡灵的那场鼓阵，是这种宗教性的国家意识形态浓墨重彩的出场，甚至饱和到快要撑破黑白的镜头。这是陆川试图理解这场侵略与屠杀的点睛之笔，也是对靖国神社的一次预演。后来，角川看见姜小姐的十字架项链，他说自己也在教会学校读书，强要了过去。他的上司松井开枪打死小妹，说，这么美的女人，不该这样活着。角川的震惊，只是无数铺垫中的一个。姜小姐最后被士兵拖走，回头朝这个揣着十字架的日本兵，说了一句英文，请打死我。角川开枪打死她，也最终打死了他灵魂中的那个日本军人。

 

将日本人“去妖魔化”，是这部影片的勇气。问题是我们和敌人的人性落差，也因此被缩短了。导演或者没有勇气继续面对这种张力，或者自己也无力承受。于是，他选择了对中国人的“崇高化”，来继续保持两个族类的人性落差。最大的两个败笔，一是前半段的散兵抗争和杀降，刘烨沉默的表演，慢慢积蓄起恢弘的压力。结果国军将士们最后喊出“中国万岁”。人性的苦难，被国家意识形态的幽灵把持，向着一个单向度去了。换成姜文，我想将士们喊的一定是“操你娘”。这和唐先生被枪毙前，对松井骄傲地说“我老婆又怀孕了”，更加贴切。这才是肉身世界中的坚持与卑微，大地上的咒诅与希望。

 

第二个败笔，是让拉贝先生向着中国难民下跪。人性的落差，若不能继续向上仰望，就只能向着苦难的一方跪下。不然对敌人的去妖魔化，实在是我们受不了的。虽然小豆子还活着，中国的确没有亡。但电影还是缺乏光合作用，几乎耗尽了电影院中的全部氧气。这是为什么，我迫不及待地想看另一部《拉贝日记》。

 

 

大地上总有一座城，叫逃城。大地上总有个园子，叫桃花源。这是我们在苦难中的两种向往。在逃城，罪与罚被担当了。就像童年的游戏老鹰捉小鸡，我们躲在一只母鸡后面，被宽大的翅膀遮盖，直到这只母鸡被钉在十字架上。人们走出来，重新活在日头下。但在桃花源，罪与罚被遗忘了，与世隔绝既是一个理想，也是一种刑罚。人们最大化的放弃了可能性，去换取最小化的安全感。以划地为牢的勇气，把全世界抵押出去，换一个被削减的自由梦想。

 

领着孤儿，在中国穿越战火的真实故事，银幕上至少已改编了三部。一是1958年的美国电影《六福客栈》。艾伟德，一个伦敦郊区的女佣，28岁来到山西阳城传教。她在抗战中加入中国籍，护送100多个孤儿，跋涉千里，将他们送往西安。1949年她去台湾，在那里继续收养孤儿。英格丽·褒曼主演了这位伟大的女性。第二部是1994年的台湾电影《梅珍》。内战期间，一位孤苦的村妇梅珍，家毁夫亡后，投靠了山里一间修女主持的孤儿院。1949年，教会决定护送20几位孤儿离开大陆。修女摔断腿无法成行，梅珍一路护送这些孩子，颠沛数百公里，用自己的身体交换食物，打着白旗，从两党的沙场上经过。金素梅主演了这位坚忍的女性。当年在圣地亚哥电影节上，赢得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等六项大奖。

 

《黄石的孩子》是第三部，霍格（何克）是一位英国记者，1937年来到南京。后来成为一座孤儿院的校长，他也领着60几个孩子，躲避战火，穿越半个中国，到达丝绸之路上的古城，甘肃山丹。

 

影片有明星的架势。动人，但不够力量。平缓，但缺乏张力。差不多夹在主旋律电影与好莱坞模式之间，并小心翼翼地回避和讨好着历史的纠葛，左右都显为难。但我最在乎的，是这个故事被叙述的基本模式，到底是通往逃城呢，还是通往桃花源？

 

霍格是虔诚的新教徒，全家都是浸信会会友。母亲是甘地的朋友，一生服膺和平主义的道路。托尔斯泰的《天国在你心中》一书，对她和孩子们有巨大影响。1914年7月，英国弟兄会的亨利和德国路德宗的舒尔茨在火车上偶遇，彼此立下一个“基督徒永远不要战争”的心志，开始组建了一个推动和平主义的国际组织。霍格一家都是这个组织的积极支持者。

 

这些背景，浓缩在电影的第一个场景中，字幕打出“上海基督教青年会馆”。画着十字架的风筝，也在每一次葬礼上飘起。除此之外，电影并不想讨论道德勇气与坚忍的来源。霍格是英雄，是我们都做不到的一种稀有品种。霍格几乎就是那只母鸡。影片结尾，当年的孤儿，今日健在的老者，一一讲述了对何克的印象。在当年的孩子眼里，何克无疑是最完美的人。但电影以此为基点，对人性与历史的刻画，却过于肤浅和浪漫化。或者说，是过于桃花源了。

 

对照《辛德勒的名单》，最令人揪心的不是拯救的事实，而是犹太人送他一枚戒指，刻着“救一人即救全世界”。辛德勒却失声痛哭、为自己少救了一个人而追悔不已的那一幕。在逃城模式中，被救者静默无声，施救者撕心裂肺。因为他知道自己并不是那只母鸡。他知道求告与援手，撒种和收割，都是被救赎的一种方式。而在桃花源模式中，被救者泣不成声，施救者心如止水。一个高山仰止，一个厚德载物。在逃城模式中，施救，使获救者和拯救者成为了同一种人。在桃花源模式中，施救的行为，却使同一种人成为了两种人。

 

正好看到日本电影《六千人生命签证》。半个世纪以来，地上的万族都在找寻着自己的辛德勒，作为对过往苦难的一种医治。当年纳粹迫害犹太人时，共有80几位各国的外交官，共为25万犹太人签发了逃离欧洲的生命签证。其中最出人意外的两位，来自彼此为仇的中日两国。中国驻维也纳的总领事何凤山先生，不顾“影响中德邦交”的警告，为数千犹太人提供了签证。而日本驻立陶宛的代理领事杉原千亩，在1940年7月德日达成同盟之后，违背外务省的命令，赶在撤馆之前不到一个月时间，昼夜不停地签发了6000多份签证。

 

1940年7月27日，曾任“伪满洲国”外交部副部长的杉原千亩，遭遇到一生中最惊心动魄的场面。数千逃难的犹太人，在那个早晨，聚集在这个只有一个工作人员的领事馆门口，他们实在找不到其他领使馆了。杉原经过几日的内心争战，从8月1日开始决定办理签证。他每天签发几百份，撤馆之后，在旅店里继续受理。直到上了火车，为抢时间，杉原把写好的空白签证扔出车窗，叫聚集在站台的难民们自己填写。

 

电影中这一幕也是辛德勒式的。火车开动，杉原掉在地上痛哭，说“为什么我不早一天作出决定”。回国后，他被外务省除名。1984年，和辛德勒一样，85岁的杉原被以色列政府授予“国际义人”的荣誉。1991年，日本政府向杉原家属作出了书面道歉。

 

何凤山和杉原千亩的故事，实在比拉贝、艾伟德和霍格的故事更令我震撼，也更令我生出指望。他们相同的作为，在侵略与自卫的两国纠葛之间，不是指向桃花源，竟是指向一座逃城的。在那里，我们有可能是同一种人吗？这被典当的世界，彼此怨恨的族类，也有可能经历出人意外的平安？

 

这半个世纪，以色列政府共向2万多名曾救助过他们的各国人士，颁发过“国际义人”的称誉。旧约里，亚伯拉罕为着所多玛、蛾摩拉两座罪恶之城，向耶和华求情，说城里若有50个义人，能否不毁灭这城？若有30个呢，若有10个呢。耶和华应许了亚伯拉罕的请求。但这世界实在连一个义人都没有。真正的救赎，不是从霍格和杉原开始的，这世上若没有过一位全然圣洁公义的人子，我们在霍格和杉原身上看见的，就不是一座沉甸甸的逃城，而是一个落英缤纷的桃花源；就不是一个流泪悔恨的施救者，而是一个被“圣化”的、雷锋附体的偶像。

 

每个人都可能遇见自己的1940年7月27日。出人意外的平安，在乎那一刻我们的心意扭转。好比一个运动员在异国的奔跑中，有勇气扔掉手里那个火炬，转身拥抱流亡的亲人，失声痛哭，说，“我分离的同胞弟兄啊”。

 

但我们活在旧我的惯性里，不断失丧着生命的可能性。我们就会死死护住那火炬，当作自己的命根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