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云:我们都有自己的创伤
我明白到卢云作为一个神父和作家的贡献。他没有对人类性格提出独特的洞见,也没有表现出某种智慧是我们无法从别的权威那里得的,但他提出了浪子的谦卑姿态。他自己深入的创伤暴露了他作为兄长的自然立场的伪善。孤单、试探、拒绝、疏离——这一切在他里面产生了一种不容否定的饥渴。他必须承认自己就是那锲而不舍地追寻家园的浪子。
自孩童时代开始,我对于那些带着道德优越语调的旅行传道者、牧师和灵修作家感到一种强烈并无疑是不公平的抗拒。太多时候他们误导了我;他们令我失望了很多次。然而,我会听那以自己为罪人的身份跟别人谈话的人,会听那以饥渴、以思乡的自白作为开始的人。
在《新造的人》(Making All Things New)中,卢云写了一段文字,可以成为他旅途的墓志铭:
在无数次的个人现身说法中,在四十几本书中,更在他每日的生活中,卢云印证了过错与忠诚并不是互相排挤而是并存的。我们都有自己的创伤。他的创伤来自性向的焦虑和因着被拒绝的敏感。我的创伤则大部分来自家庭和教会。其他人的可能来自慢性疾病或心灵的伤痛。我们可以像受害者那样生活,为了我们的不幸而埋怨上帝或其他人;或者,好像卢云那样,我们可以让那些创伤驱使我们去到上帝那里。在纽约一所修道院跟一群特拉普修士相处半年之后,卢云问自己那段跟上帝深切相处的时间有否解决他的问题,使他成为一个不同、更加属灵的人。他必须回答,没有。他明白到一所修道院并不是建来解决问题,而是在那一切问题当中去赞美上帝。
有一次,当他还在法国方舟团体当团牧的时候,卢云整天在复和圣礼中聆听人们倾诉私底下的生活。当他听到那些罪咎和羞耻的故事时,他强烈地感受到他们的孤单疏离。他想将那些告解的人聚集起来,请他们彼此分享他们的故事,以致他们可以发现彼此有多少共通之处。每个人都以为只有自己因着某种特殊的痛苦或疑惑而挣扎;事实上,他们是在诉说着一个共同的人性。
作为神父的卢云,没有终身伴侣跟他分享内心的秘密,冒险地与我们其他人分享它们,至少是其中的大部分。他知道当我们收起自己的痛苦时,也同时收起了我们医治的能力。“没有一个人能够满足你所有的需要,”他在性欲最强那一年的日记中提醒自己。“你需要逐渐从外在的哭泣——为着你以为能满足你需要的人而哭——转到内在的哭泣,在那你能让自己被上帝抓住和提携的地方,他在那些群体中爱你的人里面成为了肉身。”
黎明之家,那个他度过生命最后十年的地方,对卢云来说成了那群体。那在最初是一个笨拙的转变。惯于面对大群的仰慕者,他发觉自己不懂得如何向那些咕哝着、淌着口水、不明白高言大智、在他讲道时抽搐着身体的人说话。倘若一个叫比尔的宿友不喜欢神父的讲章,他会打断弥撒去告诉神父。卢云发觉他美丽的词藻和论据,对宿友正在经历的并没有什么相干。对于这些创伤的身体和头脑,他骄人的履历并无任何意义。他们甚至不能够阅读他的著作。最重要的是他是否爱他们。
一个对日常家务——煮饭、熨衫、照顾小孩——一窍不通的神父,被要求去照顾残障的宿友,发觉自己不知从何入手。然而,他终究能够确实去爱这些人。对他周围破碎的身体所萌生的怜悯,让他终于开始感受到上帝怎能爱一个像他那样破碎的人。
卢云是我认识的人中第一个使用向下流动(downward mobility)这个词的人。在1981年《寄居者》的一篇文章中,他批评社会毫无约束地推动名誉、权力和野心——换句话说,“向上流动”(upward mobility)——这些美国文化的特征。“圣经向我们启示的重大吊诡是,那真正和完全的自由是只有透过下向流动才能找到。上帝的道降到我们这里,并且像奴仆般住在我们中间。上帝的方法确实是向下的方法。”
借着迁到黎明之家,卢云实践了上帝那下向流动的模式。他承认,那确实违逆他所有的本能。离开一家常春藤大学长期聘用的教职,转到一个智障的群体,以任何现代成功的标准来说都是不可理解的。当我最初听到那个消息时,我对卢云成为“神圣愚人”的决定报以一笑。我是如何地错误。他做出那个决定并不是出于自我牺牲,他那样选择只是为了自己的缘故。
卢云曾经以一种“自我的攀山者”的态度去过他的属灵生活。书本需要阅读、技巧需要学习、演讲需要负责、信件需要回复——这些东西紧压在身上以致他无法注意到上帝就在周围,而期间他还在努力向前望,极目于山径的尽处。他征询特蕾莎修女的指引,她的意见是,“每日用一小时默观祷告和不犯有意的罪”。卢云难于每日抽一小时出来,但在黎明之家他却安排出每日半小时。他开始从一个不同的角度去看祈祷:一段不是去讲而是去听的时间,一段安静、专注的时间以“聆听那说及关于我的好事的声音”。对于一个好像卢云那么欠缺安全感和疑虑困惑的人,那是一项艰难的操练。
卢云搬到黎明之家的时候,曾经担心这退隐的负面效果。他会不会完全跟现实生活脱节呢?但好像梅顿一样,他发觉退隐的生活并不一定导致孤立。一位曾经广泛论及隐士的作者以单独追寻疾病治疗的科学家作为比喻,指出他们最终会惠及多人。大多数卢云的追随者都觉得他在黎明之家的那些日子,他的作品反而更加适切。
卢云承认那在起初是很困难的。身体的接触、情感的交流、照顾一个失调的人,这些实在不容易。但他学会了去爱亚当,真实地去爱他。他在这过程中明白到上帝爱我们大概是怎么一回事——我们灵性失调、反应缓慢、只能以对上帝来说大概是口齿不清的咕哝和呻吟去回应。与亚当的相处教晓他谦卑与倒空自己,这恐怕是沙漠修士作出很多牺牲后才能达成的。他照顾亚当的时间成了无价的默想时间。
卢云曾说他整生都有两个声音在他里面比拼着。一个鼓励他去成功、去获取,而另一个则叫他简单地歇息于作为上帝的所爱的安舒中。只是在他生命最后的十年,他才真正地听从那第二个声音。最终卢云的结论是“事工的教育与成长的目标,乃在于不断在每个我们遇见的人身上认出上主的声音、他的面容和他的触摸”。读着他的描述,我明白到为什么他认为邀请一个慕道的陌生人跟他住上一个月或每日用好几小时去亲手照料亚当并不是浪费时间。
正如卢云指出的:
我想念卢云。对一些人来说,他的传奇乃在于很多的著作;对一些人来说,他是在天主教与基督教之间的桥梁;对另一些人则是他在常春藤大学的杰出事业。然而对于我,一个单一的形象最能捕捉他:那充满活力的神父、杂乱的头发、用他停不下来的手仿佛要在稀薄的空气中写出讲章,为一个没有反应、损伤得大部分父母都宁可堕胎的大男孩庆祝一个意味深长的生日圣礼。我实在难以想象一个更佳的道成肉身的表征。
《灵魂幸存者》
杨腓力著
马丁•路德•金、甘地、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班德医生、卢云神父……你将要遇见的十三个人有一个共通之处:他们在我身上留下的影响。他们不全都是正统的基督徒,其中圣雄甘地就曾表明不接受基督教信仰。然而所有人都因着接触耶稣而带来根本的改变。奇怪的是,那些离开正统基督教最远的——甘地、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远藤周作——却通过一个我全没考虑过的角度,最能够帮助我明白自己的信仰。
倘若我被邀请参加一个充满怀疑论者或其他宗教代表的会议,这些就是我希望能够同行的人。我可以仅仅指着他们说:“从哪方面来说,基督徒都是不完全的,但他们的生命却可以变得充实。这里就是一些实际的例子。”他们每一个都是本身领域中的佼佼者,而他们都承认个人的信仰正是其中一个原因。
你呢?谁是对你信仰有影响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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